《白夜追凶》编剧应诉“前女友”维权案

　　昨日，一位名为陈琼琼的女编剧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对编剧韩冰提起诉讼的几点说明》,称去年在优酷热播的网剧《白夜追凶》的剧本大纲和前四集分集剧本，均是她与该剧编剧韩冰（笔名“指纹”）在2012年相恋期间共同创作完成的。但分手后韩冰并未和她取得任何授权，便将该剧本售卖并影视化。在一直未联络到韩冰本人回复的情况下，陈琼琼决定起诉韩冰，希望韩冰向她公开道歉，并要求优酷追加编剧署名。

　　为此新京报独家专访到该事件各方当事人。陈琼琼的代理律师任珊珊透露，陈琼琼已于7月13日正式提起诉讼，但目前任何相关方都尚未联络过陈琼琼。另一位当事人韩冰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语气低沉，表示“我应诉”，但说这是私事，不想被关注。据《白夜追凶》制片人袁玉梅透露，她也是昨天才得知这个消息，但剧本版权并非优酷直接和韩冰对接，“法院处理后事件自然会清晰。但接触下来我相信指纹的创作能力与实力。”

　　此事在业内引起不少震动，编剧史航、宋方金、余飞等纷纷转发并表态。

　　陈琼琼《说明》摘要

　　陈琼琼透露，2012年在她与韩冰恋爱期间，想要结束律师工作的韩冰动了写剧本的念头。但因他只会写小说不会编剧，因此陈琼琼便主动提议韩冰提供小说梗概，由她将其改编成剧本。陈琼琼表示，从剧本结构、人物定位、人物关系、核心矛盾设定到市场营销等多方面，都是由她亲力亲为。“双胞胎兄弟共用一个身份的核心理念，是我提出的。韩先生增加了黑夜恐惧症这个设计，另外几条感情线索的勾勒，也都是我提出，可以说在整体故事框架上，双方互有贡献。”

　　据陈琼琼称，随后她与韩冰通过上述合作方式，完成了四集网络剧剧本和简短的招商梗概。进入具体招商研讨阶段后，两人又按照25集的体量，将整个故事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商讨，且由陈琼琼再次对招商梗概进行了润色改进。但在陈琼琼执笔完成招商梗概的十余天后，韩冰提出分手。之后韩冰再未主动联系过陈琼琼，关于该剧本（最早叫《鹰眼神探》，后更名为《白夜追凶》）的售出及拍摄之后相关权益问题，韩冰也从未和陈琼琼进行过任何沟通。

　　陈琼琼律师

　　一年后维权是因没等来回应

　　陈琼琼的代理律师，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珊珊表示，她是从今年4月底开始接触本案的，从陈琼琼对剧本大纲的创作看，其对《白夜追凶》全剧的整个故事的核心创意均有贡献，其中包括主要人物均是作为敌对双方的身份交换，带来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和悬念；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施加的压力和影响，保证了悬念设置的力度和强度，以及人物关系和情感设置，奠定了整部剧集的话题争议度。任珊珊认为，上述全部内容决定了整部戏框架、走向的核心创意。通过诉讼他方的要求是一要认定韩冰先生侵权并赔礼道歉。二希望优酷能增加陈琼琼为两季《白夜追凶》网剧的编剧，尊重其署名权。

　　据任珊珊介绍，陈琼琼与韩冰的合作模式大致为：共同确定剧本大纲，由韩冰主笔分集梗概，由陈琼琼主笔分集剧本。其中陈琼琼直接参与创作的是剧本大纲和前四集分集剧本，对应网剧的第1-3集全部和第4集的部分，重合度粗略估计有80%以上，蕴含了大量陈琼琼的独创性创作。“很多台词都是照搬的，有证据和证明人，但证人是否出庭尚待确认。”

　　而对于陈琼琼为何选择在《白夜追凶》播出一年之后再提起诉讼维权，任珊珊说，遇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就陈琼琼女士而言，主要是性格原因和她忙于其他剧本创作的客观情况，也是在等韩冰方面的联系。结果不仅没等来韩冰先生的联络，反而看到韩冰先生公然表达‘（剧本创作）不能假手他人，这个东西必须要从你这出，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绝对不能出现什么写提纲让小编剧给你写……’这样的言论时，才愤而决心起诉。”

　　制片方

　　等待法院审理

　　《白夜追凶》制片人袁玉梅表示，文中所提到的是2012年的事，具体情况她不知道。优酷第一次接触《白夜追凶》的剧本已经是2014年。但直到2015年底、2016年初，当优酷计划做一部对标美剧的罪案剧时，袁玉梅才重温了《白夜追凶》的剧本，并联系了导演王伟进行改编拍摄，“因为我们跟指纹老师之间没有任何合同，之前应该都是另一出品方北京凤仪传媒跟他签订的。但接触下来，我相信指纹老师的创作能力与实力。”袁玉梅表示，陈琼琼方既然已经提起了诉讼，目前只有静待法院的处理。据悉，《白夜追凶2》目前仍在筹备过程当中。

　　业内看法

　　双方需要各自举证

　　针对此事，编剧史航表示：“行业内类似编剧维权案件太多了。”编剧宋方金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抄袭剽窃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瞒天过海者有之。写字的人，最重要的是清白。涉及多位编剧合作的情况，需要有详细的会议纪要或笔录来厘清各自的权益。”编剧余飞称，“如果陈琼琼真参与了创作，那至少应该署名来体现她的劳动。但并不能百分百排除她在碰瓷。大家需要各自举证自己。”《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则认为文章内疑点颇多，希望陈琼琼尽快公布剧本，揭开谜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法学副教授何隽告诉新京报记者，本案关键是能否证明构成合作作品。这就需要从共同创作的行为和共同创作的意图两个方面来加以证明。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 武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