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青春读物《我为歌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近百万册后，其“终结本”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接盘”出版；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另一本《我为球狂》的延续读物《我为星狂》的书稿落入少儿出版社“囊”中。虽然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出版社争抢畅销书稿已日趋白热化，但图书走红后纷纷“转会”另找“婆家”的现象，还是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

　　在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图书出版业也像体育界、演艺界一样盛行转会风，只是“转会”的是书而不是人。据了解，类似于美影厂携《我为歌狂》“终结本”投奔新主的事已非绝无仅有。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最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周国平文集》，接着广西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图文本；铁凝的《大浴女》首版后不到一年，即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接盘”出版；王安忆的《长恨歌》在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合同期满后，版权又被云南人民出版社买走；而《上下五千年》风行20多年后，因著作权继承人的意愿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世纪版”；最为轰动的则是金庸与三联书店合作10年后，将《金庸作品集》中文简体字5年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广州出版社。

　　毋庸置疑，一本书、特别是畅销书的“转会”，其中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原配”双方的合作是否愉快？版税是否合适？往往是决定一本书是否“从一而终”的主要因素。图书“转会”，有人戏称就像男女青年谈恋爱，有了感觉再加上互相认知的条件就OK了。在“转会”过程中，“接盘”的出版社希望借作家或作品的影响力来提升出版社的知名度，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作者或许关注的是印数、版税等重要砝码。即便是“挖角”行为，只要按照游戏规则，一部作品的版权易主其行为也无可非议；同时，“转会”还会给它带来新的生机。如“改嫁”江苏文艺社的《大浴女》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广西师大社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图文本很受读者青睐。

　　对丧失版权一方的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作品一下子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自然有说不出的“痛”。其实市场也是一把双刃剑，得到版权的出版社能借“势”，但未必一定能坐享其成，后续的营销会有更大难度。曾成功策划了《我为歌狂》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主任邵敏认为，当下出现的图书“转会”现象，是市场竞争行为，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从同行业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提倡创意而不是简单跟风，这才有益于出版业的真正繁荣。简单跟风也是有风险的，毕竟一个图书品牌的形成，有营销策略、人员和出版社品牌等诸多因素起作用。

　　有意思的是，除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我为歌狂》“终结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在8月份推出《我为歌狂》第三部、即《爱上爱情》的续集《爱情不听话》……看来，青春读物的“狂”战已在所难免，谁将是赢家？本报记者姜小玲本报通讯员朱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