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一同崭露文坛，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小说作家的潘军，在商海遨游5年后重新拾笔，写出《重瞳》、《独白与手势》、《对门·对面》、《合同婚姻》等作品。他最新的作品、涉及现实司法制度的《死刑报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人说这是一部问题小说，书中表达了我国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所有的情节和人物，似乎都是为了表达某种理念。有人说像是一部报告文学，因为书中的桩桩案子，似曾相识，与现实中大家曾关注的热点不谋而合。

　　12月9日上午，潘军侃侃而谈他的新小说。对他来说，这是一部全新题材的作品，也是一次挑战，从昔日追求个人体验的写作，转向了对社会话题的关注。

　　孙志刚案触动写作

　　在谈到《死刑报告》创作起因，潘军说是1997年看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戒》中的《杀戒》后，死刑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代表着国家的杀人是否意味着正义？从此，他开始留心这个问题，读了一些中外关于刑罚死刑方面的书。他的爱人曾经是一个刑侦物证专业的工程师，常常跟他谈起亲历刑场的那种强烈感受。。到了今年3月，广州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对潘军震动很大，他说：“我想这部书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了。”

　　潘军坦言这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都很不顺利，“毕竟这个领域我很陌生”。《死刑报告》的构思开始于去年的秋天，很费了不少周折。“我写作有一个习惯，先找一个说故事的方式，也就是叙事方式。我说得不顺利，就是一开始我并没有找到。”直到后来，发生在1994年的美国辛普森案子给了他灵感，于是把已经写出的七万字都废掉了。他说：“其一，是想通过这个案件的叙述，构成小说内容上的一个对比。其二，是想从文本上显示出更深的一种意味。”

　　原型感是为营造“身临其境”法律事件、刑侦女警察、媒体记者、爱情、婚外恋……所有的元素，看上去像小说，又像报告文学。在问到这部作品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时，他语气坚决地说：“是小说。小说特征占八成，报告文学特征占两成。尽管看上去它带有报告文学的感觉，名字也叫《死刑报告》，但还是小说。”

　　在解释书中的案件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时，他说，个别的案子是有原型的，书中的“吴长春案件”取材于辽宁营口“李化伟案件”。“枪下留人”的事情，实际上是陕西“董伟案件”的变形。“之所以作出这种安排，是想给人一种逼近感，不陌生。我要唤起大家的一些记忆，让大家觉得虚构只是作家的技巧，但内容是活生生的，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潘军认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身临其境”。12

　　每部小说的使命不同

　　谈到这部《死刑报告》会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时，他说：“我相信这部小说喜欢的读者面很大，但真正喜欢和原来喜欢我的读者会有所失望。他们从文本上会感觉到，这个作家没有提供非常新的东西。”潘军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一个素昧平生的广东的读者给他打电话，直率地告诉他，非常喜欢他过去的一些作品，譬如《流动的沙滩》、《三月一日》、《重瞳》等，但不喜欢他的《合同婚姻》。他认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不应该写那样的东西。“我很感谢这位陌生的朋友，但我告诉他，一个作家———当然不是每一个，对每一部小说要求它所承载的使命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死刑报告》的使命，是想引起大家对刑罚观念和司法体制的思考与检讨。”

　　写作要有民间的立场

　　潘军回忆起自己的创作道路，他说，从先锋小说到如今的这部《死刑报告》，经历了数次转变，这些都发自文学内在的需要，而不是某种妥协。以前写作个人化多一点，一本书的印数多少，版税多少无所谓，追求的是一种个人表达。潘军觉得文学应该记住的两点：民间的立场，贵族的精神。“我希望喜欢我作品的人多起来，但小说作为文本，哪怕作为一个句子，这是很贵族的，因为这种‘贵族’，写字才可能成为一种欲望的满足。写作给我最大的乐趣是叙事欲望的满足，如果连这个都不满足，那就不要写作了。”

　　潘军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写小说希望写得更平实一些。“平实，是没有雕琢的东西，非常朴素。大雅的东西都是一种朴素的面貌。”

　　文/本报实习记者赵力文本报记者陶澜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