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张俊以因不服一审的有罪判决，将在法定期限内，以“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进入二审程序。他们二人“咸鱼翻身”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记者近日走访了本案的当事人近亲属、辩护律师以及部分证人，为读者作详细报道。

　　第一次现金5万元的问题

　　赵安在2002年11月7日交代：1995年春节晚会没用张俊以作品。“春兰杯”春节颁奖晚会的前夕，他请我在顺峰饭店吃了一次饭，要求我给他上作品，我就给他上了一个。

　　张俊以交代：腊月三十前几天，我写了一首歌《美好时刻》，想在春节颁奖晚会上播放。我给赵安打电话，赵安说：你不是要表示吗？那你来找我吧！最少拿5万元钱，送到梅地亚饭店。

　　中央电视台书面证明：1995年1月30日春节晚会，和3月4日“春兰杯”颁奖晚会，张俊以创作的歌曲《贺年》（又名《贺年卡》）和《这一时刻》（即《美好时刻》）都被播出。

　　张俊以辩护律师认为：这项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已过追诉时效。事件发生于1995年，1997年刑法尚未通过生效，仍适用1979年旧刑法，该法第76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第185条（三款）：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次现金6万元的问题

　　北京生命之星广告公司（张俊以主办）某职员作证：1997年9月，赵安来电话，说有急事找张总。我听赵安在电话里说电视台剧组需要点制作费，张总问需要多少钱，赵安说10万元吧。张总说眼下公司资金比较紧张，赵安说再紧张也不能差这10万块钱，想想办法给了吧。当时张总说，研究研究。过后，张总挺不高兴，忿忿地说把钱给这种人我不放心，赵安这人做人不行，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把钱给狗也不能给这种人。又有一次，赵安打电话，也是我接的。张总不在，赵安在电话中说，告诉你们张总别太张扬了，要是封杀了，哥们今后就不好见面了。他还给公司来过几次电话，都是要赞助、要钱，后来公司迫于无奈，没有10万，给了6万。张总交待我，给赵安打电话要这6万元的发票。我给赵安打了电话，赵安说还差4万块钱呢，任何收据都没有打。

　　北京生命之星广告公司的部门经理作证：1998年2-3月，有一天张总和赵安吃完饭回到公司，赵安让张总往他的信用卡里存10万元。当时，张总没有表态。赵安将信用卡放在办公桌上。赵安走后，经常打电话催问。我请示张总，他只同意给6万元。此事是我交给公司当时的出纳员办的，她到中国银行办完存款手续后，回来将信用卡及回执单装在一信封里交给赵安。

　　具体承办存钱事物的出纳员也向检察官作证，内容与上述部门经理的证言一致。

　　杨雪泥（同案诽谤罪被告，是张俊以所办公司的职员）也在讯问笔录中交代：1998年，我听张俊以说，赵安向他要6万元钱。我和会计（即出纳员）把钱汇到赵安的卡里，地点是在雅宝路中国银行。

　　另有3位证人（都是张俊以所办公司的员工）均证实张俊以不愿意给赵安存款6万的真实心态。根据案中7位证人的证言，张俊以辩护律师认为：这6万元应属赵安索贿，而非张俊以行贿。

　　但是，赵安矢口否认给张俊以公司打过要钱的电话，辩解称并不认识张俊以公司部门经理；这6万元也是张俊以主动送的，他没有索贿。

　　第三次行贿价值50万元的音响设备

　　张俊以公司的某位职员作证：2000年12月份，张总办公室秘书打电话给我，赵安要套音响，卢秀梅现在有时间，你接她去转转挑音响，卢秀梅是赵的妻子。买好音响设备，我和安装工人来到赵安家。我听见赵安对我们公司某位负责人讲，一分钱不想花还想办事。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这套音响挺昂贵，这人怎么说话这样。

　　北京某音响设备公司售货员作证：2000年12月一天上午，卢秀梅到我们购物中心买音响，她说钱她不管，让我把清单交给跟她一起来的那个男的。是50万元的那套。

　　卢秀梅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时交代：张俊以听说我家搬家，要送我家一套音响，是在北京超音波公司购买的，现摆在我家的客厅里。我挑选的音响，是根据超音波营业员推荐由我选中。我没参与商谈价格，是张俊以公司的人与营业员谈的，价款也是张俊以公司支付。

　　赵安在法庭上辩解，这套音响是张俊以送给卢秀梅的，不是送给他赵安的。卢秀梅经常参与张俊以的晚会节目演出，音响可以说是她获取的回报。如果赵安的说法得到法庭确认，那么，他的罪行就轻多了。

　　然而，检察机关从北京生命之星广告公司搜查到了2000年12月23日的《费用报销单》一份，用途一栏中清楚地注明“给赵安在某公司购买高档音响一套，伍拾万元”字样。

　　对于上述几个方面的事实与争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在1个月之内作出判决。二审无非有三个结果：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改判；3发回重审。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及我国司法环境的现状，第1种“维持原判”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