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飞

　　因为身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在“回报者”文丛第一辑的出版说明中使用了“从军”一词。我说，期待着更多优秀作家来“从军”。结果令人欣慰。我们在第二辑中选择了3位女性，这就是徐坤、裘山山和孙惠芬。其中裘山山本来就是一名职业军人，她的处女作就发表在当年的《昆仑》上。这不仅体现了男女平等，而且使文学青春永驻，充满生机。

　　当然，拿出作家们最优秀的小说，用最动情的自述、最真实的影像来回报读者、回报社会、回报文学、回报亲人仍是丛书的主旨。

　　当然，文学并不是救世主，我们不能奢望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承载人生的全部意义，但起码应该做到真诚。真诚才会温暖人心，也会震撼人心。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广大读者关注的目光和同样真诚回应的心。

　　在徐坤发表《狗日的足球》前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在一些读者眼中，或者也有部分批评家认为，徐坤小说中标举的是一种女权主义，但系统阅读徐坤，我更愿意说她的小说是当代知识分子对生活和理想的困惑和挣扎。女权主义是需要纲领和目标的，徐坤对此似乎并无兴趣，她其实是一个相当传统、内敛和生活化的女人，她的作品常常出现忧伤的情绪，真担心她有一天会被生活中某一次重创击倒，这正是徐坤们这些知识分子致命的软肋。好在编完她的《北京以北》，特别是看了她的自述部分和她的小说《爱之路》，我发现今天的徐坤有了一种含而不露的坚强意味。定稿的最后一个问题结束在电话中，当时她正在外面散步，是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

　　裘山山早早就投身军旅，在文学成名上也较早些。她的短篇小说《锁着的抽屉》至今还能让我想起些什么来。虽然同为行伍，但我们并不能说熟悉。在某一年的青创会上，我去组稿，一位相熟的同志把我带到了裘山山的房间。忘记都谈些什么了，只记得最后裘山山有几分矜持，有几分得体地送我到楼梯口。从日后的感觉来看，裘山山那次的表现一定非常好，起码维护了一个编辑的自尊。

　　山山在这部书中的用心程度是应该受到表扬的。在《一路有树》的自述部分，她完全理解了编辑意图，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写作。但我恰巧是一个只希望受到表场，而不会表扬别人的人。结果在我要求她把爱情部分再写得丰满些时，来回几句话，就伤了山山的心。她愤然提出撤稿。多亏我及时转向，以一个成熟编辑的手段稳住局势。几天后，我收到山山寄来的一封旧信的原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山山的母亲写给军人丈夫的一封情书———说是情书，但通篇看不到一个情字、一个爱字，然而字里行间却隐藏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和深厚感情。这封几成文物的信，被我摘印在书中，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定会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青年的爱情观有所观照，有所警示。另外，山山母亲的汉字之漂亮，文字之通畅，不经意间就流露出美妙的文学意境。我认为，更应该成为作家的，应该是裘山山的母亲。

　　孙惠芬则是这3位女将中我最陌生的一位。我既没见过她本人，以前好像也只读过她一两篇作品。首先得益于作家毕飞宇的认真推荐。他有一句话让我立即想读读孙惠芬。他说：“我认为孙惠芬是当代作家近几年长幅最快的一个。”在毕飞宇处得到孙惠芬的电话。电话打到大连，七八篇小说的复印件很快就寄来了。孙惠芬的小说非常朴素，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处处弥漫着现实生活的芬芳。辽远的乡村原野、多情的雪地、老人与海、阳光下慢慢融化的河流和纯洁的爱情，是她独特而丰富的生活宝藏。坦白说，我个人喜欢孙惠芬的叙述方式，比如《春天的叙述》，这样的小说语言和结构方式可能和她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城乡之间》看似平常，却蕴含着无尽的苦乐悲欢。孙惠芬的文学成就，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而她的执著和坚忍则会成为并不广大的文学青年的楷模。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2月24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