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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时年纪小郑 平
“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郑绪岚在银幕外唱，丁岚在银幕上牵狗撵羊，李连杰推个光头跟人打得烟尘蔽日。第一次看《少林寺》的时候，我想着故乡那个叫莲
花塘的村子，那个村子有几十个孩子和十几条狗，河对岸有个柏树村，也有十来条狗，加上两个村子上百的孩子，经常打得乌烟瘴气。
战局的开始是两个村的孩子隔着河对骂开始，狗们隔着河对叫，人骂人话，狗叫狗语，互不干扰，互不干涉。然后是孩子们开始用土坷垃开始互扔，河有二三十米宽，只要不太笨，对方远远扔过来的土坷垃基本可以从容躲开。后来我们曾经发明过一种战法，商量好集中打对方某一个人，一二三一声喊，几十个土坷垃同时飞向一个人，上下左右，目标基本上被罩在一个相当密集的弹雨之中，那倒霉蛋怎么也得挨个七块八块。如果是个不经打的孩子，必定捂着脑袋坐在地上就哭。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战斗基本上结束，都是孩子，有人哭了不好向大人交代。要是被砸的主儿是个浑不吝的，挨了砸反而来劲，战斗升级不可避免，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的事情。但也不能选对方最不起眼的小萝卜头，打着了也没多少人注意，还得继续砸下去。所以这一阶段战事的关键是选准打击对象。后来我们每次打击重点都是一穿黄背心的小孩，那是对方头目的弟弟。他一哭，那个头目就害怕了，就得下令收兵。
人喊狗叫地骂了砸了之后，会有一方按捺不住，冲过河去，双方在河滩上混战成一团。仿佛约定俗成，都是拳打脚踢，扭成一团，没有人使用肢体以外的任何武器，连个树枝或者石子儿也不带拿的。这很像现在战争中对核武器的约束。
混战的胜负不是由人决定的，而是由狗来决定。人跟人打的时候，狗和狗也在一边厮咬作一团，跟对骂的时候一样，狗不干涉人，人也不管狗，各打各的。哪一方的狗哀号着败退，那一方的孩子便跟着狗落荒而逃。后来学到成语狗仗人势的时候，我颇不以为然，我最早的体会历来是人仗狗势。
小时候打架，大人好像从来不管。一次良先叔到河边挑水，喊了一嗓子：别砸了，等我挑走了你们再接着砸。河两边的都听话，果然就不砸。他走到安全地方之后又喊一嗓子：行了。弹雨重新纷飞。
后来到了城里，我跟一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白净女孩津津乐道说起这些时，她好看的眼睛瞪得跟牛似的：妈呀，你们这不是团伙斗殴吗？从此再不敢提了。
心有余悸导弹熊
部主任前几天临时抓差，要我跟拍一个副市长的视察。我毫不犹豫，当下以手头节目紧张为由，干干净净地推掉了。一般说来，拍摄领导活动是时政组的事。我到本台这么多年，只有两次和市领导正面遭遇过，结果都是以我方人仰马翻告终。此处的人仰马翻不是形容词，而是客观描述，真实再现。
本市举办经贸洽谈会。开幕式结束之后，领导陪同贵宾到主会场参观。主会场设在三楼。摄像獾早早抢到了扶梯口，正面拍摄书记和客人。我站在獾的后面，警戒他的后面。很快我们周围挤满了摄像机和照相机。在镁光灯闪烁中，扶梯缓缓上行。到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我赶快提醒獾：“注意脚底下。”
话音未落，一名报社记者已经身子向后一仰，眼看就要倒下。我伸手去扶他，结果自己先歪了。原本就脆弱的平衡瞬间被打破，多米诺骨牌轰隆轰隆倒塌，我重重地砸在楼梯口，身上至少压了三个记者。不知道谁的广角镜头哐啷一声落到地上，从我眼前滚将过去，撞到了一个垃圾桶上。
大家还没有起身，贵宾们已经到了，没有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没有谁伸手拉一把。我们赶紧自己爬起来，觉得给市里丢了脸，罪过。
一年之后，一个著名的艺术团到我们这里的老区来慰问演出。演出开始之前，省上的几个主要领导到化装间来看望演员。这是出乎预料的安排，恰逢摄像去方便，熊只好自己扛起机器。化装间的门口很快就被大批随员和记者挤得水泄不通。我发现侧面有一个地方角度很好，于是挤了过去。刚站稳，突然被人从后面揪住衣领，狠狠地拎了出来。我要保护摄像机，没法伸手支撑，结果就非常狼狈地摔到了地上。遮阳帽没了，眼镜飞了，最可气的是一只鞋也掉了。
我至今不知道拎我的人长什么样，因为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身边除了几个当地媒体的记者，什么人都没有。领导们结束了看望，已经离开。
后来听说我当时找机位的动作太大，引起了安全保卫人员的警惕。几个同志果断采取措施，将这个不安分的熊放到了安全距离之外。我气愤不已，找到台长诉苦。台长说小熊你是老记者了，应该胸怀宽广一点，特殊环境下，人家采取措施控制局势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看来我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因为我从此以后下定决心：打死我也不拍领导的活动了。除非当年对我“采取措施”的那几个高手向我道歉。可是估计他们早就把那茬给忘了。他们很敬业，我也很敬业，只不过两种敬业冲撞了一下而已。
没翅膀的大鸟二马
邻居小朋友，去动物园看完鸵鸟后激动无比，一路尖叫着跑回来，逢人就说：“大鸟，大鸟，我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鸟啦！”我看他矮矮胖胖，一身黑皮，满头大汗，头上还戴一个野草胡乱编的帽子，说是为了配合动物园气氛特地叫同学编的，这副样子，倒像极了毛利人———七百年前毛利人划着独木船，刚来到新西兰，就给几只大鸟吓坏了。
不同的是，吓坏邻居小朋友的是鸵鸟；吓坏毛利人叔叔的是恐鸟。“恐鸟”名字的由来，和“恐龙”如出一辙。自然科学家查理·欧文觉得这鸟实在太大，最大的有4米高，比现代鸵鸟还大一倍，令人恐惧，所以叫“恐鸟”。恐鸟虽然大，但是没有翅膀不能飞，再加上栖息地是新西兰的低部洼地和靠海的树林，那里植物茂盛，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恐鸟空长了一副威风凛凛的好身架，而实际上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所以大量恐鸟们，除了火山喷发时反应太慢没有及时逃走而葬身熔岩以外，剩下的基本上成了岛上新移民的美味。恐鸟到19世纪初宣告真正灭绝。就算去年有科学家兴致勃勃地宣称，已经绘出了恐鸟线粒体完全基因组图谱，是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很了不起的，然而毕竟没有摆脱亡羊补牢的嫌疑。
前两天在网上碰见正在新西兰的老同学，我随口说起恐鸟，她竟然连说知道，“现在已经很少了，新西兰人都很喜欢它的。”老同学的话让我大喜过望，要知道“灭绝”和“很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想没准科学有了什么新发现，在新西兰某一处找到了恐鸟的后代。老同学补充说：“不就是那种叫Kiwi的鸟嘛，新西兰的国鸟，地位和中国大熊猫差不多。”此话一出，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底。
老同学说的是另一种新西兰特产无翅鸟，中文译音几维鸟，也已经很少了，但是作为国鸟，养尊处优，暂时没有灭绝的危险。回头再看看邻居小朋友，忽然萌生出一个挺荒诞的想法，不知道几百年后的小孩子们去动物园会看到一些什么呢？要是他们连看到一只鸭子都会叫：“大鸟，大鸟，我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鸟啦。”估计所有大人都要哭了。
尼罗河水柳 桦
在埃及那几天，马不停蹄地看风景。机会难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了，只好拼命地把风景吞下肚子，等回国以后再慢慢消化。
有一天，从一个什么景点回来，又累又渴，看到路边有一个茶摊，连忙招呼大家停下来休息。茶摊设在尼罗河边的一棵巨树之下，绿阴匝地，带着淡淡腥气的凉风从不远处的尼罗河上吹来，顺着张开的袖口，呼呼作响着游走全身，片刻之间，暑汗全消。意犹未尽之下，就张罗着喝喝茶，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阿拉伯人酷爱喝红茶，埃及人也是如此，不管是开罗城的大街小巷，还是穷乡僻壤的田间道旁，到处都有红茶摊。茶摊大都很简陋，像眼前这一个，就只是一个破木头箱子，上面摆着高高低低几个瓶子，分别装着红茶、白糖、薄荷叶和其它奇怪的香料。红茶是深红色的颗粒，据说来自斯里兰卡，而那些薄荷叶和其它香料，可以按照要求煮在茶里，不过，这味道之怪，难以言传，不提也罢。唯一有点气派的，是旁边炭火炉上的铜茶壶，大肚细嘴，浅刻着淡淡的花纹，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年头的古物。壶里煮着红茶，摊主是一个埃及大婶，此刻殷勤招呼着我们这些异国的客人，麻利地拿出玻璃杯来，舀进半杯白糖，然后提起铜壶，将煮好的红茶水沏进去，香气扑鼻。只是那糖放得实在是多了点，居然已经饱和到化不开的地步，沉积在杯子底儿上。不过，我们没有要求减少糖量，我们就按照人家埃及人的喝法，喝它个原汁原味。
这样的片刻真是惬意，满脑子还都是刚才看到的那些古迹、雕像，眼前却守望着尼罗河，与几个当地人喝茶聊天，仿佛已经在这尼罗河边坐了几千年似的。恍惚间，一点白帆顺流而来，带着埃及艳后，带着法老传说。
茶已经连喝了几杯，杯子里的糖也化得差不多，变得更好喝了。这时我看到煮茶的大婶，拎起铜壶，摇动着胖身子晃到尼罗河边，把壶浸到河水里，舀起满满一壶水，又摇晃着走了回来，把壶重新坐在火炉上。那铜壶外面的水在炭火上嘶嘶作响，我们耳边也像什么东西漏气了一样跟着嘶嘶作响，竟然是大家一起咬起牙来倒吸的一口凉气———原来，我们喝了半天的，居然就是尼罗河的水啊。
一到埃及就听说了他们著名的谚语：喝过尼罗河水的人，一定会再回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埃及人的客气话，那尼罗河水奔腾了几千公里来到开罗，已经是混沌一片，谁会真的舀起来喝呢？可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哎哟我的埃及啊，我肯定还会再回来的。
第一次认识种子西门媚
这是我们搬进新居的第一个春天，我想要一些种子。
我们的楼顶花园里，原来有几根排气的白色柱子，很是刺眼。装修的时候，我要工人把棕垫拆开，拆出棕叶，一片片地把白柱子包起来，这样，讨厌的白柱子变成了几棵棕树。这“棕树”乍一看还很不错，但我却一直嫌它缺少真正的生机，所以那时我就想，春天的时候，我要在它旁边种一些藤蔓，比如丝瓜，它们缠绕着“棕树”爬上去，又开花又结果，这“棕树”就是真正有生命的了。
几番折腾，我找到了卖种子的地方。挑来选去，买到蔬菜类长白苦瓜、长沙肉丝瓜和花草类薰衣草、矮牵牛、罗勒种子各一包。
在回家的路上，我都已经把这些小包把玩了无数遍。回到家中，小心翼翼地把包装剪开，查看这些种子。
苦瓜的种子像一块小小的饼干，黄橙的颜色，像是烘烤出来的，从侧面看去简直还有一层夹心。丝瓜的种子黑乎乎的，像一只扁扁的虫子，前面还有两点突出，我想那长出来就应该是两片嫩芽吧。另外那三种花草的种子很小，薰衣草和罗勒是同一科的，两种种子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已经看不清它的芽苞在哪里，蚂蚁头那么小。矮牵牛的种子就更小了，跟细沙灰尘差不多，如果不注意倒在了桌上地上，多半就找不回来了。
每种种子属性也各不相同。薰衣草包装袋上的说明写道：种子有较强的休眠期，播种之前应浸种12小时，再用20-40PPM赤霉素浸种2小时后播种，约10天即出苗，如不处理要一个月才能发芽。我第一个反应是，是种子自然要发芽嘛，干什么要人来加工帮忙呢。我看长白苦瓜的说明上还要求用50-60摄氏度的温水泡一到两天。我忽然想，这个温度这个时间，不就是食物在某些哺乳动物体内呆的温度和时间吗，这种种子也许最好的播种方式就是被动物吃下去，经过胃肠的加热，再排泄出来，最后落到土壤里开始发芽生长。薰衣草需要赤霉素来浸泡，大约它的最佳传播者是一种有相似作用的小鸟或者小虫吧。
这些种子在手心里，都是干干的，紧紧的，因为知道它们以后会成为一棵不小的植物，所以觉得它们每个有一种神秘，每个都有一个心脏。
我在花园里刨松了土壤，小心地把种子种了下去。我已经能想象，我以后的很多天里，会每天跑来看望它们，看它们是不是发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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