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远
大概是因为学无所长，我读书时渐渐养成了一种坏习惯：把书随意翻检，随意乱放。时间长了，我的书自然分成了三摊：书桌上一摊，书架上一摊，床头上一摊。书桌上是些经常要翻看的书；书架上的书，有的从买回来就一直放在那里。我感觉只有把书放在书架上，才算是对书的最高礼遇，因而，有时候也刻意把书桌上的书放进书架，按类别插放，但过不
了多久，这些书又会回到书桌上，层层叠叠，形似危楼，几番下来，就懒得理会。妻子见状，专门在书桌前放了个小书架，把这些书全都安置在这里，让我抬头可见，伸手可得，这些书才算有了安身之地。至于床头的一摊，那是因为我有个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想睡觉，不找本书看就睡不着，看完了又随手放在床头，时间一长，床头自然也书满为患。另外，还有一些游勇散兵，经常出没在沙发上，饭桌旁，妻子手勤，一经发现立刻打发掉，倒也不足为患。
我也曾为自己的这个坏毛病烦恼过，为此，还专门参观过一些作家、学者的书斋，想看看别人是如何藏书的。但参观的结果令我失望。这些人的书也不过是分门别类放在书架上，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我对藏书有一个基本原则：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应该让人阅读使用方便。若像图书馆那样，对个人来说，并不可取。
没想到，一位曾读过图书馆学，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的朋友，看了我混乱的藏书后，竟为我找到了这样放书的理由。他说：你的书，看似混乱，实乃有序。凡放在书桌上的书，都是你心仪的经典，要经常看，经常用；放在床头的书，都是些轻松好读的书；而书架上的书，则是近期无用，或者是从来不读的书。这么一说，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书为什么会经常跑来跑去，那么不安分。
这样藏书，其实与我读书的心态有关，也与书的类型有关。
有些书，只适合放在床头，躺下来，读上几页，会像催眠曲一样，令我入眠。读这类书，不需要动脑子，看似津津有味，却不能使人得到什么，也不打算从中得到什么，读了也就读了。前两年我读武侠小说就有过这种感觉。即使不躺下来读，也只是娱乐休闲，和在外面与人玩扑克、下象棋并没什么区别。人的修养学识不同，境界有异，读书的感觉也就不同，但不管是谁，睡觉前读的决不会是晦涩难懂，费人心力的书。有的书，还未读，就让人肃然起敬。要读时，先抹桌，净手，正襟，若朝拜先贤一样，准备好了纸笔，伏于案前，细细读来，不时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及至过后，还想再翻翻。我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就有这种感觉。因而，这两种书是要放在书桌上的。
有的书，只适合放在书架上。就像一个位尊而又冷漠的贵族，让人敬而远之，原因是你与他的身份太不相当。学养不够时，这类书就像是天书，怎么也琢磨不透，勉强读，也只能是如坠雾里，除了让人莫名其妙，还会让人自惭形秽。买来时翻过几页放进书架，就不再动了。
当然了，还有的书，买来就后悔，只好放进纸箱里。这类书，本身就是些文字垃圾，不提也罢。
近来翻陈子善先生编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惊奇地发现，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的叶公超先生竟然也为书的分类发愁，凑巧的是叶先生也把书分为三类，放在不同的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也不查的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又不分彼此了”。看来，无论再大的学者，读不同的类型的书，也会有不同的心态。叶先生若还在世，不知道我这种“无为而治”的藏书方法对他是否有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5月24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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