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清 通讯员王鋆泽 祝云皓
申城的人文论坛上从未出现过这样“星光灿烂”的场面。上周末，著名作家余光中、莫言、苏童、马原，以及沪上文艺评论界的著名人士陈子善、王鸿生、张闳、张新颖等人齐聚同济及复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
那个雨夜，漫天的雷声遮盖不了人们心中产生的震荡与轰鸣。我们的中文语言，究竟面临一种怎样日见逼仄的生存现状……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论坛上几乎一致高呼———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
中国人不能忘记中文之美
随着主持人现场朗诵的一首《乡愁》，著名学者余光中先生缓缓开始了他的讲话。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都面临一个最大的潮流，那就是“全球化”，而且这个全球化日益接近于西方化、美国化。
在欧美文化狂潮的影响下，中国人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我们文学创作的根！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文学告别“纯真年代”？
著名作家苏童说，在商品化写作的热潮之中，文学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纯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他表示：“不能把文学当作唯一。”而现场的另一位作家莫言则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8岁的小孩写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被采访时说到最喜欢莫言，这让自己感到高兴却又悲哀。“高兴的是，一个8岁的孩子都知道我是莫言，而悲哀的是他根本没读过我的小说。”莫言认为，文学就像人的头发一样，头发掉了的人并不能说他不健康，所以即使头顶秃了也别戴假发。文学没有了，也别制造假文学。
“诺贝尔情结”不要再提
尽管大多数人都不愿提起这个话题，但余光中还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人好像对诺贝尔有一种“情结”，但诺贝尔奖其实只是西方的文学奖，这种情结其实大可不必。
“文学没有国界，但语言是有国界的。”余光中表示，自190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多是西方人，他们用自己的母语创作，获得诺贝尔奖，而东方人的作品就要翻译过去，这本身就大打折扣。对于中文写作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根脉并发扬光大，而不是通过诺贝尔证明自己。
大陆是我的母亲，台湾是我的妻子，香港是我的情人，欧洲是我的外遇。只有母亲，无法改变。
———余光中
问：您曾经说过，“大陆是我的母亲，台湾是我的妻子。”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这两个角色在生命中谁更重要？
答：母亲是无法选择的，而妻子是可以改变的。（当然现在我的妻子也不会变）其实我还有两句话：“香港是我的情人，欧洲是我的外遇。”每个地方都有“她”的优点，但只有祖国母亲，是我们现场所有人的唯一。
问：当下年轻人喜欢追逐感观的快乐，而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你认为是现行教育出了问题，还是受到外来强势文化（主要是欧美）的影响呢？
答：其实现代的教育是很宽容的，不能说现在的教育有多大的问题。而当代人所追求的快乐，应该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直接的快乐，“爽”就行了，这就是所说的感官上的快乐，而另一种则是要经过刻苦修炼得来的，这是更高层次的快乐。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乐趣是刻苦修来的，这样我们才能追求更高的境界。
问：能不能请您现场朗诵一首自己的诗？
答：那就朗诵《民歌》吧，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大声说出来：“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河，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语。从高原到平原，鱼，也听见，龙，也听见。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从早潮到晚潮，醒，也听见；梦，也听见。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A型到O型，哭，也听见；笑，也听见……”（掌声雷动）文学就像人的头发一样，头发掉了的人并不能说他不健康，所以即使头顶秃了也别戴假发。文学没有了，也别制造假文学。———莫言问：您对改编自您小说的几部电影有什么看法和评价？
答：《红高粱》这部片子是基本忠于原著的，准确传达了小说中要表达的东西。《幸福时光》和我的原著小说根本就是两码事，充其量就是一公共汽车的破壳子。
《暖》还是不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电影局审核没有通过，又作了多处修改。
问：您是如何保持持续、绵长的创作力的呢？
答：我认为一是不过分依赖于经历，要将这些经历上升为经验。
比如我写的《红高粱》里的杀人场面，其实源于我观看杀鸡之后的经验总结，经过想象力的提升，转化成了杀人的场面。第二，要有同化别人经历的能力和想象力。第三，要善于学习，我头脑中有根弦随时随地紧绷着，有些很小的细节，都可能瞬间触动我。
问：您的作品中农村始终是焦点，有没有“进城”的打算？
答：回忆是我主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我现在是生活在北京了，但好像是穴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感觉。在我的回忆里，都是乡土的气息，是田地里的味道，所以我写的就是这些。
可能以后远离城市，离开了北京，在北京的生活也成为记忆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城里生活，我的写作就“进城”了。
说到将来，我的视野不在农村，也不在城市，而在这两者的交叉地带。这样的题材带给我更深的创作欲望。
我们的单纯和善良怎么就没有了呢？我想把目光投到当下，拥抱现实，可能这次实践得不是很好，但以后可以努力做得更好。———苏童问：您眼中的人文关怀是怎样的？
答：我以前经常路过一条很脏、很乱、很市井化的小街，当时街上有很多违章的建筑，这些房子里面住了很多打工的人，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想，他们不该住在这里。但有一次我女儿说：“如果不让他们住在这里，那让他们去哪里呢？”
这一句话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我想，我们的单纯和善良怎么就没有了呢？现在我还不如自己的女儿———这就是我们成长所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如此之大，让我们失去了善良的心。
问：您的长篇新作《蛇为什么会飞》，很多人都没看懂，您自己懂么？
答：有的人说《蛇为什么会飞》看不懂，其实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动机，就是先写一个火车站，然后从这个火车站辐射出去，直到辐射整个社会。自己以为写得很巧妙，可是外界的评价很不好，很多人没有读懂，这也是我的问题。
我想把目光投到当下，拥抱现实，现在自己人到中年，于是想采取某一种写作姿态，做一次尝试，一次实践，可能这次实践得不是很好，但以后可以努力做得更好。
问：您的小说里写过很多艳丽凄美的爱情故事，您自己的爱情观是怎样的？
答：爱情里的男和女，就像放在篮子里的一棵白菜和一棵萝卜。关键是萝卜如何爱上青菜，或者最后怎么把它们放在一个锅里煮了，这就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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