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
唱给中国人的RAP犀 骨
在俄罗斯最想吃中国饭菜，但怎么也凑不齐主料辅料，就总也吃不到原味儿，吃出个意思就满意了。朋友刘建国说，时间一长，那馋劲儿就变成了一种概念，常年的面包黄油鱼
子酱磨秃了很多对煎饼果子的理解，茫茫然地吃着随手料理出来的不伦不类的饮食。有一天他无意中把做比萨饼的原料换了换，加上了些玉米面豆粉和鸡蛋，在锅里煎出了金黄色，吃了一口后突然大叫：“这不就是老家的煎饼果子嘛。”惊喜中赶紧把大葱又洗了切了，急急地嚼了，脑海里出现了家乡的原野和父老乡亲。他说，那次他傻呵呵地激动了好几天。
伙食的苦还算不上什么，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是真的很苦。我在莫斯科看到的场景多半是中国人起早贪黑出市场卖货，担惊受怕面对警察和流氓，小心翼翼积攒美元……为了生意，不计较蓬头垢面，不计较寝食无章，都是为了一个自己的梦想，但这样的梦想能不能实现，谁也说不清。另一个我认识的中国朋友，俄文名字叫亚历山大，他的梦想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园圃，他积攒买地的钱、买木料的钱、买砖瓦的钱，可按部就班地积蓄却怎么也跟不上俄罗斯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速度，终于他决定放弃了，只把家里的院落修整一番，同样满足了自己。他说自己的追求也无非是一种打造自己安逸幸福的作为。
我和刘建国出门买烟路过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街头艺人们在起劲儿地弹唱着民歌，他们的身后就是无人不知的俄罗斯彼得罗夫大剧院。我脑子里还是刘建国吃家乡菜的梦想和亚历山大关于建苗圃的那些话。看着唱歌的老外，看着誉满天下的大剧院，我想在大剧院里演唱想必一定会是这些艺人的梦想了。我们站在艺人前面听，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就变了些歌词儿：
“莫斯科的地铁里人真挺多，来了两个中国男人爱听歌儿，伙计你离开祖国大老远啊，想家想得厉害你就和我说说。你家在东方我在北方，为了生存我们四处闯荡，莫斯科可是个黄金地啊，你娶上个小妞儿回了家乡……”
三把吉他一把提琴，三男一女为中国人弹唱出个即兴的Rap。当然，莫斯科人很清楚中国人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想必也能把中国人在外的苦楚想像出一二。
飞转的喇叭翟海林
生产部最头疼的事就是一线工人的技术不熟练，青年工人又不爱学技术，同样的原料在老工人那能出优等品，到了青工手里就是二级品。虽然生产部多次组织学习，外加物质奖励，都收效甚微。每次因为工人技术原因或责任心不强而发生质量问题，生产部都要开现场会。部长严肃批评车间主任和主要责任人后，回到办公室，还会单独给我加一课，那就是他刷喇叭的故事。
部长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哈工大，毕业前到工厂实习，接受工人教育。他被分配在哈尔滨一家汽车配件厂，这汽车配件厂只生产一种产品，就是汽车喇叭。部长的工作是给喇叭喷漆，这工作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个未刷漆的喇叭放在旋转的工作台上，喷漆之后，用小铁丝穿过喇叭上直径0.8厘米的小孔，将喇叭钩下来，而工作台每分钟旋转一百转，这个动作稍有偏差，铁丝就会将未干的油漆划掉。部长说他头一天一个喇叭也没喷成，急得他晚上在工厂加班，专心练习钩喇叭的动作。部长每次讲到这里，都会做痛心疾首状，然后欣慰地说，苦练一个月后，无论喇叭怎样放置，他都能准确无误地钩到。
我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时，曾表示怀疑。0.8厘米的小孔每分钟旋转一百转时，肉眼根本就看不清小孔的位置，更别提要准确无误的把铁丝插入小孔。我觉得他在吹牛，这个动作的难度不亚于武林中故老相传的“弹指神通”，百米开外，以指力击中目标。当然，第一次听他讲这个事时，我没好意思细问，还连声点头称是，做五体投地佩服状。第二次听他讲这故事时，我就按捺不住，忍不住问是怎么做到的，部长说是凭感觉，“无他，惟手熟尔”。还怕我不信，当即就要找东西示范给我看。这个我信，射击冠军王义夫是近视，他打枪时也看不到靶的位置，不就是凭感觉嘛。
每次说完这个故事，部长就会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接着刻薄的批判当代年轻人，不爱钻研，不爱学习，除了吃就是穿，对工作不上心。我一边忙着整理各种报表，一边听他长篇大论的口水批判。部长有时会太投入，非常需要有人配合他的批判，这时会指着我问：“你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一个工人，不学技术怎么行？”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我也属于“年轻人”，每每他这么问我时，我都觉得非常尴尬，不是马上给他倒杯水，就是给他点根烟，借机转移话题。
突然有一天想起问部长，为什么会苦练钩喇叭的技术，他一愣，说：“我那时是入党积极分子嘛。”
磕头虫二 马
五岁时候，有次和老爸怄气，虎起脸不理他。老爸就神秘兮兮地拿了一个小火柴盒，拉我到墙角，从火柴盒里捉出一个小虫子，反过来按在地上，再一放手，那虫子忽然“啪”的一下反弹起来，翻身落在地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东西，登时乐不可支，也忘了怄气，捧着火柴盒像个宝似的。老爸说，这种虫子老是给人磕头，故名磕头虫。
怎么可能有虫子天生喜欢给人磕头呢。究其原因，因为它前胸腹板的突出部分嵌在中胸腹板上，如果把它放平，按住腹部，它的头就会撞地，咚咚咚的，像是磕头。要是把它反过来，它腹部的一块肌肉收缩起来，身体弹到半空，一百八十度翻身，最后落下，难度系数足有三点零。
见识过磕头虫以后，我渐渐能看懂那种小男孩们围在一起时常会进行的游戏了。几个人分别拿一只磕头虫，按住虫子的腹部，虫子就不由自主地磕起头来。另外一边是裁判，帮着数数，看谁手里的磕头虫磕的头最多，谁就是第一名，可以得到一张印花纸。还有一种就是老爸带我玩的，比赛谁的磕头虫跳得高。一般来说，磕头虫不能跳得太多，跳多了虫子也累啊。所以比赛完磕头虫以后，大家就各自把虫子藏在火柴盒里，等它们休息好了再比。老爸送给我的那只磕头虫，后来不幸在一次磕头游戏中葬身鸡腹，吃磕头虫的是一只买来准备炖鸡汤的童子鸡。把我心疼坏了，当场撒泼大哭，老爸又捉了磕头虫来，居然不要，跳得再高也不要了，反正不会是原先那一只。小小年纪，居然很有情义，自己都要感动。
磕头虫吃庄稼的种子、根和茎，是十足的害虫。可是和大青虫比起来，磕头虫显然可爱淳朴多了，又好玩又好养，吃掉点庄稼算什么。童年的道德感在好玩的天性前一败涂地，只要一见到有男生围成圈比赛磕头虫，就要挤进去看，早把平时挂在嘴边“消灭害虫”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扔到爪哇国去了。前几天又听人说起童年时玩的磕头虫，念旧之情大起，想到曾经为了一只虫子嚎啕的样子，真是又好笑又心酸。
露天电影郑 平
那时候，我妈妈的工作老是在小镇之内调来调去，我们家就跟着从小镇上的一个大院搬到另一个大院。其中搬到银行大院的那次最让我兴奋，银行大院建在半山腰，我家的窗口正对着下面米粮加工厂的大广场，那是镇上放露天电影的地方。从我家窗口能一眼看到挂在高高大大的仓库南墙上的银幕，所以，有孩子宣布“今天有电影”的消息时，后面会加上一句“郑平说的”，以证明权威性。
其实片子总是那几部转来转去。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连续放到第四次的时候，放映员都不好意思了，用扩音器问大家：咱们还看吗？大人小孩雷鸣般地回答：看。然后有一个人喊：消灭法西斯。众人又是一阵雷鸣：自由属于人民。
《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在我们那个小镇上放映的时候，全县只有一个拷贝，一夜之内在全县七个镇轮流，所以也不知道几点才轮到我们，大家就傻等。大冬天的，几乎全镇子的人都扎在马路上，远远地，有车灯扫过来就是一阵欢呼，近了一看不是跑片的车，就集体一声叹息。半夜时分，大人比孩子还不能熬，就打着哈欠回家了，给自家的孩子扔句话：片子来了就回家叫一声。等到了天亮，结果打闹一宿早把精神头透支得一干二净的孩子们没一个把电影看完的，却便宜那些早回家又被孩子叫醒的家长了。
那时候最爱看八一厂拍的片子，闪着光芒的五角星一出来，激昂的解放军进行曲响起，都是打仗的故事。总是在好人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增援部队及时赶到，一个冲锋，把坏蛋一网打尽。那个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台词是“我们的大部队来了”。伴随着红旗招展，军号嘹亮。
小镇没有电影院，放电影都在露天。也有例外，那是放映一个关于防止核爆炸的科教宣传片，用今天话说属于限制级的，只能让革命群众看，借了附近地质队的礼堂放映。知道自己进不去的人都乖巧自觉地在家猫着，不去自找没趣。只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人，带着孩子在门口央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罪大恶极，但希望孩子做革命人走革命路，能让他进去受革命教育吗？看门人做不了主，就去请示上级，果然就有一个上级模样的人过来，接了历史问题分子的一根烟，就着人家划的火柴点了，说：孩子嘛，我们不争夺，就会被资产阶级争夺了去，对吧？让他进去吧。大人正千恩万谢着，孩子早一溜烟地从人缝中钻了进去。
后来镇上有了电影院，卖票了，孩子们再看电影却没了露天的那份热闹。倒是便宜了那些偷偷摸摸恋爱的后生。
我的双手韩松落
我站在侧幕里，手里紧攥着话筒，再默念一遍卡片上的串词，只等着追光一亮，就走出去。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唐装，胸前别着一簇花，那是化妆师嫌我穿得太素淡，从要献给领导的花束上揪下来的。其实我背都背得出来这样一台晚会有哪些节目。会有一个大合唱，若干个舞蹈，当然少不了藏族舞、扇子舞，还有几个独唱，稍微有情趣一点的，会有一个童声合唱。而我，通常是晚会的主持，有的时候，我也会顶替那些临时不来演出的演员唱歌。
最后一个节目要上场了，我吸一口气，慢慢走上去，满面笑容念出串词，报出节目的名字。下场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笑容，因为观众可以看到我的左脸。这个笑容在我步入侧幕的那一瞬间就消失了，拿捏之准，堪与古龙笔下人物相比。别说这是戏子的笑，谁不是戏子，哪里不是戏？
有一个信封在等着我，里面是钱。多数时候，我拿到的比别人稍微多一点，我的前电视台播音员身份帮助了我。只要0.1秒，我就算出来了，这个信封可以应付哪张账单。一切账单都是纸老虎。又一张账单消失了，变成了粉末。我笑了，接过信封，道声谢，换掉衣服，再找个水池洗干净脸上的粉，避开退场的人，从边门里，我离开了剧场。坐在出租车上，疲倦一下就来了。肩膀、腰、腿，无一处不酸痛。坐月子恐怕也不过如此。
就这样，做工、写作、演出，我一个人，居然也在这码头上生活下来了。我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满屋子的书和碟，许多许多朋友，这些，当我穿着白衣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被观看的人是最好不要有内心的。我也认识一些人，很多人，几十岁了，始终住在爹妈家里，始终吃爹妈的饭，连手纸都不自己买。我衷心希望基因研究有重大突破，他们的爹妈都可以活上三百岁，他们可以一直清高。我不，我自己买一切，而自己买手纸，是人生的底线。
我从不和他们交朋友，靠自己生活的人，和他们门不当户不对。一个人，自己负担生活，对他们来讲，无疑是火星奇闻。我的手创造了他们的奇闻。
尽管，我有一双太小的手，这双手对于我来讲，的确过于瘦小和纤细，每次，这双手都会引起惊讶和讪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