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上世纪四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去枷卸锁”写新编父亲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每天上午他都是在书房写作，很多年都没有中断。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开过夜车。在他的晚年，父亲依然保持了他持之以恒的规则生活。每天上午一进入书房，各种哲学上的思想就纷沓而来，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口授存在他头脑之中的《中
国哲学史新编》。
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很艰难的，因为身上各种的病很多，眼睛也不行了，所以采取口授让人记录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著作。我最近在报上看到让年轻人戴上各种仪器来体验老年人的生活，以此来说明老年人的生活就像带上了各种的枷锁，关节等各个方面都不灵了。父亲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来坚持“写作”的，虽然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醒，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那个时候，他经常去医院，吃各种的药。他经常说：现在是因为书还没有完成，等书完成了，有病就不用治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的腿肿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买东西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不是说到外面随便就能买到一个合适的脚凳。我就叫人给他做了一个放脚的木架子，以便让他能够舒服一点。现在我的脚有时候也会肿，但是那个木架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的。
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他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
海阔天空我自飞父亲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
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亲交稿。我是一个人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出版社当时也很热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样打了出来。这部书的前六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顺利，但是第七册却至今没有在该社出版。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删去有碍文字，那是对于毛泽东的批评。我拒绝了。我想，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在发表后可以讨论，才是百家争鸣。
父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编中曾经写道：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的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你也知道，在解放之后知识分子曾经经过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腾，要经常地否定自己以求过关，并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汲取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次写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真正认识到的思想，就是要写出他自己心里想说出的话。到了后来，父亲越写越自由，越来越不依傍别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海阔天空我自飞”。
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父亲不只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这话让人心痛，在父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
《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有时他的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文革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做助教，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当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的乙所，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做新房。张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七八岁，结婚需要有人给新娘子拉纱，当时给七姑拉纱的人就是我。后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搬到城里，张先生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南去。
父亲去世那天，张先生一早就到了我们家，执意要到太平间看看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却不肯。后来由清华的两个人陪着张先生到友谊医院看望。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我想，那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
我的老伴蔡仲德曾经把父亲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自我”，然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在父亲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实现自我”。那个时期父亲在清华做文学院长，一共做了十八年，对于清华的文科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学校的行政工作，一边还在著书立说，抗战前是《中国哲学史》，抗战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那是他的哲学体系。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父亲“失落自我”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冯友兰一个人，失落的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这个过程在父亲身上体现得很突出，所以蔡仲德才把那个过程归结为“冯友兰现象”。汤一介说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伤害，确是大大的伤害。思想改造绝对不是只触及皮肉的运动，那是要触及灵魂，要把知识分子改造到“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时候我在城里上班，并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七十年代以后，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开始回到家里来住。在母亲去世之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也是他“回归自我”的阶段。当时我为自己封了六大头衔：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当时对他帮助很大的人，则是蔡仲德。蔡仲德除了在“冯友兰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外，在家里，作为女婿，他对父亲的照料也十分尽心，在生活上帮助我照顾父亲一丝一毫不肯懈怠。他本来是比我小的，没想到他倒比我先走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博士从七十年代起，我们家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许多家人相继故去，1977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觉得父亲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遭遇了这样一系列的打击，他依然能够保持平静，一来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他的中国哲学作为支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他还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母亲的去世。母亲是在校医院去世的，父亲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现在，这房子更空了，一个个的亲人都离去了，我还住在里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审查，曾经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把《中国哲学简史》两卷本翻译成英文的美国教授卜德到北京来的时候，曾经向有关部门要求见我父亲，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卜德对此非常不解，说他再也不到中国来。198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白瑞教授到中国来，提出授予父亲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接受名誉学位的本人必须要到场。其实对于父亲来说，名誉这些身外之物已经并不重要。但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见识，认为父亲只有出一次国，身上的所有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这也是父亲为什么在八十七岁的高龄还要由我陪同着远涉重洋的原因。
说几句你提问之外的话，父亲写作的动力，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这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他爱的是自己的父母之邦、爱的是和自己血肉相连的文化。他曾经自撰过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旧邦新命是他常说的，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
口述：宗璞（冯友兰之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本版图片由宗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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