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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三部影片并称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主流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在80年代香港影评人举办的“中国十大电影”评选中《万家灯火》荣获第三名，1999年《亚洲周刊》评选为“中文电影一百强”之一。沈浮在“昆仑”创作了《万家灯火》和《希望在人间》，和同时期的许多电影艺术家一样，完成了从朴素自发的现实主义向自觉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转变，达到了他1949年以前创作的最高峰。
电影笔记
当“现实主义”遭遇“新现实主义”
1948年，中国电影的旗舰队“昆仑影业”继推出《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情节剧史诗电影后，把摄影机从带有明显传奇色彩的人物转移到普通人的身上，努力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新意来，《万家灯火》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更被看作是对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成熟和深化。与《万家灯火》同年，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完成的一部《偷自行车的人》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推向了最高潮。同样是在战后的废墟上，同样是一群受到物质和精神伤害的人民，意大利的电影人从纪录电影中汲取了养料，在内容和形式上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
“还我普通人”。回过头来看，其实这场电影运动是将创作视为一个“道德运动”，影片里的每一个画格都有它的作用，只有这样表现现实，电影才算尽到它的道德责任。这是一种前所未有高度负责的态度，艺术家的良知将普通人的生活搬上银幕，从而超越了艺术本身而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进步意义的电影运动。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战争毁坏了意大利的电影工业，迫使电影人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下采用简陋的方式创作，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是当时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却意外地在世界电影美学发展中拥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来看《偷自行车的人》的最后一场戏，主人公由于偷别人的自行车被人捉住，饱受辱骂和打击，最后的一个镜头是从背部拍摄的全景，男主人公和他的小儿子低着头，慢慢地融入到了下班的人群当中，向前木然地行走。而《万家灯火》的主人公胡智清也是因为拾到一个钱包却反被诬陷，最后全家团聚，工人小赵最后说出了点题的话：“这不是你的不对，也不是她的不对，是这个年头不对。”相比而言，前者是在“新现实主义”口号下沉静、内敛的思考和表述，后者是在现实主义积累深化过程中无法释怀的口号式宣泄。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虽然西方文化是“冲突文化”的典型，中国文化是“融合文化”的实例，中国电影的变革似乎是一种不以文化命脉的断裂为代价的渐进与沉稳。
进入20世纪50年代，“新现实主义”运动开始分化，有的坚持原来的创作方法，有的则另辟路径，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的“现代主义”，到特吕弗、戈达尔的法国“新浪潮”。20世纪世界电影史后浪推前浪的翻滚着，而中国电影则在一如既往的“现实主义”传统中迷失了航向。
张悦
作品介绍
《万家灯火》：
透视社会的不安
本片是一部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影片。故事发生在战后的上海，贸易公司的职员胡智清（蓝马饰）与妻子又兰（上官云珠饰）一家三口过着勉为温饱的生活。公司经理本是胡的同学兼同乡，因为胡劝他不要做投机生意而将胡解雇。失业后的胡智清家庭生活无着，一日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钱包，心有所动，但终因良心发现，将钱包归还失主反遭误会，遂遭得一顿痛打，被送进医院。大家四处寻找，正值胡智清由医院回家，全家终于团聚。
作者写的是普通人，普通的事，与此相适应，影片从导演、摄影、布景、音乐到表演，没有任何夸张卖弄之处。全片尤如市井素描一幅，也不乏生动隽永的细节，比如胡智清的弟弟夹起一块肉引起全家三代人不同的反应，很形象地表现出生活的窘迫给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如果说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由于急于表达主观意图而使得影片有些过于直露的话，《万家灯火》避免了大多数电影人喜欢的在情节上的渲染，而“通过一个苦恼的小市民典型形象，透视出现实社会不安的本质。”（《大公报》1948年8月11日）
《圣城记》 1946年
于1946年底完成的《圣城记》是“中电”三厂的第一部作品，它描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金神父，行医办学，替人行善。金神父这个形象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许多传教士虔诚地相信教义，在日常生活中做过好事，在抗战中曾经保护过许多难民。但是影片将金神父的人格描摹得尽善尽美，更因为战后国内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支持国民党内战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圣城记》受到了进步舆论的批评与非议。
《追》 1947年
影片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少校方克家复员回到家乡，方克家眼见家境破落，但无能为力，心绪很坏。方克家的舅父是一个发战争财的“暴发户”，他密告官方诬告克家为冒充军人的骗子。
作者选取一个点着墨于民族资产阶级破产的命运描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影片经过“中电”当局修剪，影片最后方克家追求光明的结尾原来是比较含蓄的，但上映时，却被反动派篡改为方克家为了寻找妻子去了台湾，以致沈浮自己“也觉得好笑”。
《希望在人间》 1949年
早在拍《追》之前，就已准备拍摄这部影片，直到沈浮由“中电”转入“昆仑”后，经过多次修改才最终完成。
影片讲述的是上海沦陷后，大学教授邓庚白因鼓舞学生参加抗战，被特务机关逮捕，下落不明。日本特务设计假释邓教授却暗中派特务监视。这时邓的儿子雨也暴露了身份，被三年前出卖邓的叛徒李吕跟踪。
影片的情节发展紧凑，表演朴素自然，是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重要作品之一。
人生经历沈浮，1905年生于天津一个码头工人家庭。
1933年，沈浮来到上海，进入联华公司。这一时期，沈浮作品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编导的喜剧片《无愁君子》与《天作之合》。
1936年，沈浮与费穆合作《狼山喋血记》，该片成为“国防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抗战爆发后，沈浮加入了西北影业公司，编导了《老百姓万岁》，但未及完成，公司即被撤销。
抗战胜利后，沈浮加入北平“中电”三厂。编导了影片《圣城记》和《追》。
在昆仑公司，沈浮编导了《万家灯火》（与阳翰笙合作编剧）与《希望在人间》这两部杰作，并参加《乌鸦与麻雀》剧本编写工作。这几部影片达到了他1949年以前创作的最高峰。
建国后，沈浮相继导演了《李时珍》、《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曙光》（上、下）等10余部影片。1956年，拍摄完成《李时珍》，被誉为中国传记片中的上乘之作。
沈浮于1994年去世。
同年链接
曹禺首次编导作品
《艳阳天》
1948年5月，文华影业公司完成了影片《艳阳天》，由曹禺编导，许琦摄影，这是曹禺从事电影创作的首次尝试。
影片通过主人公阴兆时（石挥饰）为朋友的孤儿院被占，同奸商、流氓势力展开冲突，一方面生动揭示了战后社会生活的黑暗，另一方面写出了对这种黑暗现实的反抗和斗争。
《艳阳天》体现了曹禺舞台剧创作的许多特点：构思巧妙，结构严密，对话精练、富有文学性，表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艳阳天》具备了“作者电影”的一些初始特征，这部影片的整个创作流程体现了编导者曹禺个人的一种“写作”方式。
世界风云
比利·怀德在完成描写酗酒导致堕落的影片《失去的周末》之后，有两部影片受到在德国的经验影响，1948年的影片《外交事件》，虽然获得奥斯卡提名最佳剧本，然而电影本身却被批评为庸俗与戏谑。
1948年，法国导演尼古拉·威特莱用一种灵活而有力的蒙太奇手法把一些旧的新闻片剪接在一起，拍摄了影片《1900年的巴黎》。
1948年，小津安二郎拍摄了影片《风中的母鸡》。在本片中小津罕有地往夫妻关系着墨，影片被评为小津最沉郁和悲痛的作品，表达出日本战后承受着集体纯真的失落感。本片在2003年第2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小津安二郎百年纪念影展”上曾公开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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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阳翰笙：
两类作品各占一半
在左翼文艺工作者进军电影界之时，阳翰笙接受夏衍等人的建议，开始了电影剧本的编写，编写了《铁板江泪录》，随后进入“艺华”，至抗战结束，阳翰笙又创作了《八百壮士》等4个电影剧本。战后，他主持了昆仑公司的编导委员会，创作了《万家灯火》（与沈浮合作），并改编了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
阳翰笙自己认为，“我的电影文学创作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云，反映工农的武装斗争和全民的抗日主题；一类是通过对个人命运的描写来揭示社会矛盾。第一类作品占我电影文学创作的一半，其特点是战斗性强。”
本版撰文张悦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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