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刘长乐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广播学院继续深造。1996年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凤凰”的使命感
———刘长乐如是说
做媒体有几种：一种是单纯投资；另一种就是股票市场投资，好像基金或者是一般的股票投资者；第三种是参与管理工作，好像其他的企业一样。你会发现真正的传媒跟其他行业不同。传媒企业要求有一个负责的老总，要保持这个企业的质素，必须“用力、用心、用神”。
用力比较容易，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但“凤凰人”起码做得到。用心，就是认真去做，有一定的难度。最后就是用神，要做到出神入化，更加困难。这里有一个概念，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的人不等于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如果不懂如何运用智慧，那只是小聪明。
媒体企业的当家人与其他行业不同，例如银行、保险或制造业。媒体人必须全身心投入，用心、用神，如果“凤凰”没有这些元素，恐怕就没有今天。
我对生活的种种，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尤其是对“凤凰”。她是一个集文化、新闻、资讯于一体的传媒，而且二十四小时都在运作中，任何时候都在候命状态。
成长起来后的“凤凰”肯定是好一些了。现在我们每天都在与大媒体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洒脱。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用百分之百的投入，只用百分之九十的投入，就不能成为赢家。所以必须要全身心的投入，具备拼搏精神。
最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见得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投入。要将步伐、节奏甚至心跳，都与“凤凰”合成一个节拍的话，就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投入，甚至二十四小时都在状态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有时候，我需要在早上四、五点钟就通知采访。由于我是职业记者出身，所以不像一般传媒企业，把数字看得很大。如果是普通的媒体就相对容易一点，但我是专业出身，加上参与经营，就有很多的考虑，也把对手把握得比较清楚，于是就给自己提出高要求。有不满意的时候，就不断调整。这都是我们在运作中坚持的。所以说，第一，媒体跟别的行业不同；第二就是要看媒体的领导人是否专业出身。这两种考虑为我们增添了相当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找苦吃。
好的地方就是苦中有乐。观众都在看你的事业成果，观察入微，所以我们能找到一种介于劳动和成功之间的快感，虽然苦，伤痕累累，但很享受。
其实，在中国传媒市场，竞争很激烈，而且空间又有限。另外，就是媒体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加上我们是“自负盈亏”，就更难。媒体要拿批文、国家或地方牌证不容易，一切都要靠自己。其实“凤凰”能做下去我已经很满足。当然，作为企业化媒体，需要为股东寻找最大的利润，但在这个基础上，也应该提升社会效益。
我本身在大陆传媒里做了十多年，包括在广播学院读书，在中央台工作。这些工作比较枯燥、呆板。但在专业训练方面比较好。基本功、文字应用、编辑、反应能力扎实。另外就是人际关系，社会公关能力都包含在内。在中国改革开放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都很重要。
现在的中国虽然变化很大，但是，我们在理想、抱负、专业道德的追求等方面，仍然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希望有一个转变。现在条件不符合，当有一天条件符合了，希望我们的传媒梦可以延续下去。
另外说使命感。我们这一代传媒人比较认同中华文化本身。当今中国居于大国地位，政治条件在不断提升，实力也在扩张、发展中。有人说华语人口占世界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但我们的“声音”却还很弱。不光是对中国和华人的报道很少，对华人文化报道也很少。其实有许多中华文化形态都是很值得挖掘的。我想我有责任，将“声音”扩大出去。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是在香港这个大环境，不是在这个讯息中心所能提供的便利条件下运作，我想是很难达到目标的。
第二就是对内，刚才说的是对外。对内应该考虑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今年我们被评为中国第五大影响的企业，前年是第十一名，去年是第十名。我非常感谢评委会的苦心。我问他们，等了三年，你们在呼唤着什么？是传媒春天的到来。
我渴望着春天。我认为传媒的声音重要的是呼唤人性。我们新闻媒体，怎样造就传媒百分之百报道人性的存在，我们怎样保障人的知情权与当今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相符……真实、亲切，应该是传媒春天的一部分。
我想现在要调整，走进市场，资产化。海外的观众会感到奇怪，媒体不是市场化、资产化了么？他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作为“凤凰”包括我本人，对媒体做了什么事情呢？对传媒人，我认为我们使命感的起点比较高，追求办一个负责任的传媒。实际上，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摸索着发展，为媒体重新定位。
第三方面，仅就华人，心态和文化差异也很大。作为“凤凰”，作为华人的桥梁，要在全球华人中求同存异，是我们的另一个使命。因为我们的媒体有优势，用卫星播放，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看到“凤凰”。使命感使我们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也是这个原因。
对话
传媒犹如舞蹈
记者：有凤凰卫视不仅是大陆、更是全球华人的幸运。你打开了这扇窗户，不容易。对中央电视台，也是一种竞争压力。因为你们会创新，不像西方、也不像中国传统媒体的一般做法，你们很注重人性的挖掘，文化底蕴的发掘。我很好奇，这可能与你的经历有关，你曾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你的野心一定很大，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凤凰”了。你怎能从传统媒体中发展出这个创新的媒体来呢？
刘长乐：“凤凰”有大时代的背景。我很推崇邓小平，他真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不是所有的领域。现在也没有完全开启，但作为媒体不能永久等待下去。
从小我的教育、环境都对我有熏陶。我的母亲是山东人，父亲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对我有影响。有中国传统的爱心，也有对人的价值承认。中国经历了很多的风雨，我们需要改革，包括媒体也有这个需要，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去做。在“文革”期间，我属于“老三届”。这一批人在1968年的时候读初中或高中，这一代人是中国的桥梁。虽然他们的教育没有老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完整。但这一代人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是惟一的。
记者：这个年代造就了人才。你有一种魅力，把观众都带入这个艺术空间里，可是我还很想了解你在美国顺利么？
刘长乐：虽然吃了一点苦，但我们的起点高，朋友、关系，都是高水准的人。只要商机抓得住，成功率高，因为当时还很靠人事关系。我的创业过程虽然比较顺利，但做“凤凰”就困难得多。
媒体是一种艺术，我们不可能以赛跑来比喻传媒的竞争，只能用舞蹈比喻。因为赛跑是靠体力和速度，舞蹈是讲究平衡、美丽、音乐和美工。做“凤凰”的主持人，必须有鲜明的个性，我们提出要做回自己，我们提供舞台，但这里需要团体合作、团体精神。
记者：“凤凰”八年来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什么难忘的事？
刘长乐：太多了，要挑一两件很难。不过，我想“飞跃黄河”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制作的。当时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我们还是一家小小的媒体，但对于这个大举措，我们之间配合得还很不错。
另外一件就是大家记忆最深的“九·一一”。当时我们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运作、直播，不断更新内容、评论，然后我们一步一步地关心华人公司。在世贸大厦里有数十家华人公司。
我想，人们拿“凤凰”与ＣＮＮ相比来定位，不太准确，“凤凰”虽然跟ＣＮＮ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多。像国际频道，ＣＮＮＯＮＬＩＮＥ评论部分很少，但我们却很重视评论和节目的独特性。现在讯息的来源和空间很多，我们的节目有固定的评论栏目，还有辩论部分。
记者：我觉得，你不单是把握机会，也创造了机会。像“九·一一”是不幸事件，但你不仅可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做独家报道，使“凤凰”在全球华人面前隆重出台，而且可以从商业的角度，让“凤凰”为自己擦亮了金色招牌。
刘长乐：“凤凰”注重人文关怀，以人为本，人本主义，强调人性化。例如，“九·一一”发生了，我们提出要关注华人。很多内地亲友在找美国的亲人，他们打电话来，我们提供遇难者名单。
另外我们有一个节目的反响也很大。四川有一对夫妇，已经有一个孩子，在街上把一个遗弃的女孩抱回家，女孩要上学了，但这是超生的，所以他们只好离婚。后来，女孩却被发现患重病……节目出来后，有很多观众打电话来要捐钱，几名明星捐钱给四川的那个小女孩。
我们的主持人，很强调与人沟通，不能像说教一样。我跟记者说，起码你要平视地对待受访者，甚至有时要仰视，矮化自己，有时夸张也不为过。我曾跟一个小姑娘说：你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对观众说话，要找一个具体的对象，找到亲切的感觉，贴近感。
我们“凤凰”作为一家媒体，需要创作力，需要员工稳定，需要全身心投入，文化特征非常鲜明，你不消化，不理解，就不行。长时间的培训和量的积累，需要稳定。我们强调员工稳定，以公司为家，职业专业化。纵使10年以后，员工还在。创新在绵绵不断的同时，又加上浓浓的情感维系。
我们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交融。东方强调人情，像日本一样，日本企业强调稳定，以企业为家，浓烈的东方文化特征。但我在西方呆了很久，我们也使用西方市场，用上市的方式寻找资本。所以我说，我们融合东、西方优秀的元素。要是没有人情，就没有灵魂。
“凤凰”的品牌意识
记者：“凤凰”的文化精髓在哪里？
刘长乐：重视品牌，但品牌不是名牌。名牌的知名度高，但不是精品。品牌是精品。有很多名牌不一定是精品。大陆媒体名气大，但如果问观众，你喜欢谁？他会告诉你是“凤凰”。我们的覆盖率虽然只有10％，但我们是精品，没有精品是不行的。所以要用力、用心、用神。
我们有“三名”：名牌记者、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人。将专业人才品牌化，意思是提升明星的作用，发挥其作用。本来没
有的，把他发现出来，栽培、推介、使用。但明星怎么资本化？明星是特殊的资产，你说明星是有形还是无形？有形，他是人，没有量化，没有价值衡量标准，不像机器或汽车。所以说，他是混合体。
记者：如何培养他们（员工们）的归属感？
刘长乐：你不是梧桐树，你能引来金凤凰吗？没有事业追求的人，别到“凤凰”来。如果你是有事业追求的人，就会很快发现这个空间，我们提供舞台给有志的人。
记者：为什么你叫刘长乐？有没有故事？
刘长乐：我生在上海长乐路，是原因之一。我父亲是知识分子，他起的这个名字有意思。后来有人说，这名与佛有缘，佛者长乐，姓也好，刘长乐，把“长乐”留下来，所以我一直很感谢父亲。
记者：所以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
刘长乐：我比较能放得下。其实，佛也人性化，笑口常开，肚子里虽然也有烦恼，但是任何事都放得下。我不是佛教徒，但热爱佛学，我觉得佛学是哲学。
记者：“凤凰”的将来比较容易预测，因为你有很大的理念空间。
刘长乐：我想，要想把她做成世界性的媒体，仍有很大的距离。而现在，做华人媒体，除了我自己的华语空间、华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可以有作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但道德、国民质素还有很大差异。有时候有些大的社交场合，有的企业家不注重文化修养，有的甚至是丑态百出，他们的修养、文化、道德反差很大。一位日本教育家说，中国已达到大国的地位，但大国的心态还没有达到。
“凤凰”有一定的影响力，希望能巩固并提升中国国民的大国民地位、风范和风度。这使命，过去也有，但现在更强烈了。
现在有两种人可以影响世界，一是领袖，他们利用领袖的权利；此外就是传媒人，靠媒体的力量。
记者：“凤凰”没有刘长乐，会怎样？
刘长乐：一家公司分析“凤凰”的风险大，因为与个人魅力太密切。我想，“凤凰”的企业文化已经成熟了，尽管没有刘长乐，也会有新的人出现。我的这种分析有两个原因，一就是对人的承认，另外就是承认中国许多事情要靠人际关系。早期我承认是这样，但现在不太认同了，像阳光卫视，谁跟北京没有关系？再有关系，也大不过中央电视台，但最后观众还是要看你的质素。
不能永久靠关系和个人影响，所以“凤凰”要制度化，长久发展，相信八十年后的“凤凰”依然风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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