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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新华网银川8月9日电（记者丘昭张玫）炫目的灯光，震撼的音响，台下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在宁夏贺兰山脚下，每支亮相于“中国摇滚光辉道路”音乐节的乐队都在充分享受着音乐带来的满足与荣耀。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处境艰难，每晚为了生计来回穿梭于大大小小昏暗酒吧的“地下摇滚”乐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世界。
摇滚音乐圈内习惯将那些非主流的，不为公众熟悉的乐队，称为“地下乐队”。银川本地摇滚乐手苏阳说，“地上”和“地下”是指成功与否。乐队成功了，和唱片公司签约了，就成功地从“地下”浮到了“地面之上”。“我们的生活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苏阳回忆起当初的生活时，仍然感触良多。
今年已经35岁的苏阳17岁便开始了自己的摇滚生涯，他前后组建或加入过四支乐队，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做过商业演出。他说，作为本次摇滚节上第一支亮相的乐队，苏阳乐队的名气与地位现在毋庸置疑，但这也是多年默默无闻生活之后的苦尽甘来。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期，那种拮据是令人心酸的，”苏阳说，由于本地的艺术氛围无法和北京比，当时乐队经常半个月赶不上一次演出，大家的生活毫无保障。他还记得，有一次乐队在外地演出，花光了所有的路费，结果一连三天才吃了一顿饭。最后好不容易凑够了路费才回到银川。虽然终于能吃饱了，但每天的伙食顿顿都是粥、炒土豆丝和馒头，每天4个人的生活费总共不超过6元钱。
“如今我们走出了地下，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苏阳说。和他们相比，同样来自当地的ｃ5乐队显然没有那么幸运。主唱张乾无奈却又略带几分自豪地说：“我们还在过着地下的生活。”
“在北京，稍有名气的摇滚乐队演出一个晚上，每位成员的收入在四五百元左右，”张乾说，“而在银川几十支乐队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十分狭窄的市场空间，我们的生存实在不易。”
据他说，这几年乐队挣的钱几乎全用在了买乐器和录音设备上，像一个电鼓就花了1万多元，买硬盘录音机、建自己的小录音棚也花了上万元。
张乾坦承，他们也曾灰心失望过，可是每当抱起心爱的吉他，忘情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就又找回了自我。“是音乐给了我们坚持的勇气，是音乐让我们活下去。”
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的崔健曾说过，“摇滚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天上，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在地平线上。”而地下乐队们奋斗的事实却说明，穷困往往能使人对生活产生更多的感动，有更多的灵感。来自北京的董红军是“沉睡乐队”的主唱兼主要创作者，他这次专程来到银川参加这一“中国摇滚乐坛的空前盛事”。他为自己是一名“地下摇滚”乐手而自豪：“摇滚乐里反映的很多都是真实的生活，需要我们用自身的体会写出感人的音乐。”
“当然，和所有摇滚乐手一样，我们也渴望走出贫困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属于边缘群体，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董红军语调中满是无奈，“很多人对我们存在着极大的偏见，认为我们的音乐肮脏，还总是将我们与毒品、性绑在一起。”
他说，“其实我们歌唱的百分之百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我们总是呼吁远离犯罪，从来不反社会，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些倔强和叛逆的性格。”
今年对于中国的摇滚乐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摇滚乐的50周年华诞，同时也是这一音乐形式进入中国的第20个年头。
“只要我们还活着，摇滚乐会在中国进入主流音乐的殿堂，”董红军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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