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一些萦绕脑海的往事
在牛棚时，我什么都不敢想，闲着没事，很苦恼，想排解，就天天写检讨。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那也是故意的，我拿去给审查的人看，他看到就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因为从表面上看我写得又没什么问题。———方成方成的沧桑没有写在他的脸上，却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内心。
人物档案
方成原名孙顺潮，1942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1942-1946年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助理研究员。1946—1948年在上海，从事漫画工作。1947年春任《观察》杂志漫画页主编和特约撰稿人。1948—1949年9月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漫画创作。出版连环漫画《康伯》（原在《大公报连载》）。1949年9月来北京。1950—1951年任北京《新民报》美术编辑。《新民报》后改为《北京日报》，仍任美术编辑。1951—1986年9月任《人民日报》美术编辑（职称：高级编辑）。1986年9月11日离职休养。1984年被聘任武汉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1989年被聘任郑州大学新闻系漫画专科班学术顾问、教授。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副会长。又任国际漫画杂志《WittyWorld》（美国出版）编辑。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1942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就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工作了四年，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失眠，我决定离开。为什么失眠啊？和女朋友闹翻了。
她是我同事的妹妹，其实我俩也没谈恋爱，只是关系很好。但我要跟她结婚，她就不干了。她说：“我比你大，不行。”有很多人追她呢，她都不理，惟独对我很好，晚上没人在家的时候都让我去，陪她画画。我们单位在五通桥，到乐山看大佛得走半天，我们吹了之后，她还是只愿意让我陪她去……其实她就大我一岁，这么说也可能是托词吧。
你不知道，人第一次恋爱总觉得对方是天下最好的，我那时太老实，有好几个女孩我都觉得挺好的，但见了面我就是不会说话；我有个好朋友，谁都追他，因为他喜欢闹、喜欢说笑话。女孩对他很好，对我就只是很客气。
我失眠很严重，好几个月睡不着觉，受不了。那个地方我不能待了，得离开啊，因为她老在我旁边，经常碰面，有时候她要去什么地方还让我陪，什么事都找我，所以我精神很痛苦，决定离开算了。
日本投降了，我在四川可以看到上海的报纸，发现好多人画的漫画我也能画，我想我要去那儿混口饭吃肯定是可以的。
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美国人给的，但两个月之后，我画一副讽刺美国人的漫画，他看了要给我撕掉，我急了，拿起酒瓶就上去抢，他吓坏了，我也被解雇了。
正好这时储安平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投稿，就约我去给他画画。因为我的画是按照《大公报》和《观察》的观点，正合他的口味。
后来《观察》变成《新观察》，他还是让我给他画。再后来他当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让我去给他画，可那时候我已经忙不过来了。
拿名片干吗？用不着！
1957年的时候我们得帮助党整风，有任务在身啊。一天我和华君武都正在那儿画内部讽刺漫画呢，我们《人民日报》的一位副总编辑进来一看说：“哟，咱们慢点，先看看再说。”
这样，我们画了半截就不画了，又逃过一劫，否则我们就完蛋了，会马上被打成右派。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候，我还写了好多大字报，说现在咱们报纸登的文字太长了，应该把文章写短一点。不过写了这些大字报也没事。
正好他们讨论杂文，因为我写杂文也写了不少年了，就写了篇《过堂》，是两幕戏，讽刺教条主义的，现在收在“百年杂文精品”里面了。
演我戏的人全都划成右派了，我为什么没有被划呢？因为我们的头是华君武，他一看右派名额够了，就没把我划上，他对我一向不错。
我是华君武带进《人民日报》的，是我的老乡、《西风》的主编黄嘉音介绍我认识他的。当时黄嘉音为了让我在上海漫画界站住脚，介绍我去见两个人：丁聪和华君武。我拿着名片给华君武，他说：“拿名片干吗？用不着，我知道你！”他看过我在《观察》画的漫画。
原来我是在《新民报》，华君武当时是《人民日报》美术组的组长，他见了我就说：“到《人民日报》去！”华君武是老党员，在老区（延安）很有名，所以他说话是很算数的，打个报告就把我调过去了。
反右的时候，谁都不敢画内部讽刺漫画，谁画谁就是右派，只有华君武一个人敢画，登在《光明日报》上，我也不敢，只是几乎每天都画一幅国际讽刺漫画，直到1966年被关进牛棚。
解放后，性格作风都变了
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后，我们还得画漫画批他们。当然没有指名批，就是批一般右派，什么艾青啊、丁玲啊这些人，把他们都画进漫画里去，没写名字，把他们说过的话写上去，我当时没见过丁玲，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就只是画个女的。不过他们后来都不介意，艾青、丁玲出了书还都送给我呢。
有个朋友被打成右派之后我们就没有来往，那时哪敢啊？经过“反胡风”，我们知道这个的厉害。有人说了一句“胡风还可以”，马上被划为右派分子，蹲监狱。
后来我和一些朋友简直没有联系，不可能有联系。划成右派的朋友，我都不敢去联系。见面时，有些右派朋友没钱了向我借，他要多少我给多少，但明明知道他很苦，也一点不敢多给，怕挨剋.原先我脾气很冲的，解放后因为一直挨批，我整个性格、作风都变了。舅舅把妹妹从香港送来北京上学，住在我宿舍里。上面的老让我追着舅舅，听他说了些什么话，到哪里去过。我知道我舅舅跟国民党什么关系也没有，他就是做买卖的，但我也根本不敢跟他说话。还有一次，我画的儿童漫画得奖了，由宋庆龄颁奖。我胆小极了，问领导我可不可以去？他说你随便！没有支持，我不敢去，让别人去替我领了回来。那时压力非常大！我胆小到那个程度！
不能原谅陷害我的人
有一个老漫画家，他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宁夏，后来摘帽子了，我们请他吃饭，回去就被批了一顿，我说人家摘了帽子就是人民了啊，领导说你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考虑考虑，你做得对不对？他叫作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其实，那个老漫画家极左得很厉害的，后来整得我家破人亡的就是他。
文革前，这个人给我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写方成没被划成右派完全是胡乔木支持的，一张写胡乔木说方成根本就不应该被划成右派。
我从没跟胡乔木说过话，把胡乔木揪过来斗的时候，我站在下边看，后面有一张纸条慢慢传到主席台上，斗他的人把纸条念出来了：“胡乔木是方成的后台。”马上他们就把我揪上去陪斗，一上去就来了个喷气式，下来就关进了牛棚。
我和那个人以前就有矛盾，他趁这个机会害我，否则我还进不了牛棚。罪状就是那个《过堂》，不然他没有别的证据。
有些人，别人打电话的时候他都在旁边仔细偷听，我后来画了一幅漫画叫“业余档案家”，画的就是那位整我的老兄，他恨我也恨得要死。他对每一个人都有记录的，我们同组的人都不跟他接近，文革之后他升官了，一直过得很好。
我们现在见面了都是互相不理睬。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如果不进牛棚，我爱人死不了。我们结婚25年没红过脸，她是很好一个人，是中国第一代女漫画家，画的大屋顶漫画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在牛棚时，我什么都不敢想，闲着没事，很苦恼，想排解，就天天写检讨。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那也是故意的，我拿去给审查的人看，他看到就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因为从表面上看我写得又没什么问题。
我想改行，不想画画了，就把全家的户口从北京迁到河南。后来报社又把我调回北京，我还是待在《人民日报》，但离开美术组，换到国际部。
不想那些死去的人
我记得在天津广播电台听过一个相声，其中一段是：一个人说我爸爸被摘了右派帽子，很高兴，做了一首诗。另一个说：“哟，你爸爸还会作诗？”前一个人回答说：“哟，没那么大学问，能被划成右派？”第二次听，这一段就没了。
想到那些死去的朋友，我心里很难受。我大学办壁报的朋友，有四个在运动中死了，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那时候脑子是不会想的。我自己差点因为《过堂》被划成右派。我们过去已经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被改造的对象，所以不敢想，主要是不会想，那时已经到那种程度。
艾青、丁玲他们没有一个人提起我曾经画过他们的讽刺漫画，包括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还画过他呢，他也没提，我们在一块工作，还挺好的。
我也是没办法，那时候决定权不在我。这个该检讨是要检讨，但实际我觉得：当时在压力面前你不画不行啊……
我平常也不太想这个事了，我觉得我很运气。如果（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20多年内死了好多人啊……历史已经过去……
口述：方成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摄影：本报记者徐万涛
记者手记
“阮玲玉是我们村的呢！”方成很自豪。
方成原籍广东，却是一口京片子。听他说话，感觉就像是在听侯宝林说相声。
侯宝林是方成的老朋友，按方成的说法，因为都喜欢研究理论，所以两人凑到了一块。侯宝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曾请方成夫妇到政协礼堂去吃了一顿，在那儿，方成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和溥仪。
方成特意挑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方成夫人刚过世的那一年春节，家里本来很冷清。钟灵、丁聪、侯宝林陆续地带着酒来了，至今方成仍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事先约好的。后来，钟灵喝醉了，于是大家让他躺着，抱个凳子，其他人顿首站在旁边，来了个“遗体告别图”。
每次约见方成，他都“斤斤计较”：你只能在中午11点半或者5点半过来，因为那时我在吃饭。
其余的时间，方成不见客，要赶着写书。他已经出版了40多本书了，关于幽默的书就有9本。今年10月，他还要交两本有关幽默的书，而现在才刚写了半本。
问：您现在还每天画漫画吗？答说我现在主要研究幽默了。
最后一次见方成，他正急着出门。说中央电视台派车来了，要请他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给谁颁奖？他并不知道，反正既然别人邀请，那就出席吧。[责任编辑：罗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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