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兵，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主讲教授。在中国的科普图书出版界，刘兵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曾经主编《科学大师传记丛书》、《三思文库》中的“科学家传记系列”和“科学史经典系列”、“大美译丛”等。对于中国科普图书的现状，刘兵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之一。
国内科普出版物目前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原创作品优秀者少，
其二，是引进的优秀作品在国内销售情况不够理想。———刘兵
新京报：作为一个科学文化工作者，您如何看待国内科普出版物的积弱状态？
刘兵：国内科普出版物目前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原创作品优秀者少，其二，是引进的优秀作品在国内销售情况不够理想。对于原创作品优秀者少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高水平的科普作者，与科普作品写作形式的陈旧和缺乏时代感有关，也与我们对于科学的看法，以及科普观念的落后有关。而这些方面又与对于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学术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引进的一些优秀作品印数很少，则既与公众对于科学问题不感兴趣有关，也与我们的图书发行体制关系密切。当然，说到原创作品，也与科普创作现行的低稿酬有一定关系。
新京报：科普读物市场有庞大的潜力，不仅青少年，就是在成年人中也有不少读者，而国内的出版物却缺乏能引起他们阅读兴趣的书。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刘兵：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部分的原因。从理论上讲，科普作品确实有着巨大的潜在读者群，但这里说“潜在”，是指还没有能够充分开发出来，由于我们周围社会上公众科学素养的偏低，由于对于科学的话题不感兴趣。其实，如果不说一般公众，仅就数量已经不小的广大人文学者来说，潜在的读者也是众多的，但如何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则与我们的出版、发行、宣传体制有很大关系。当然，像广大中小学生由于应试教育和升学压力等因素，无暇去读那些与升学考试无关的科普作品，也是影响巨大的一个因素。
新京报：科普读物普及方式似乎过于单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兵：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在我们传统的科普创作理念中，大多还是向读者单向地灌输具体的科学知识，而较少顾及到对于普通读者更为有趣，也更重要的一些与科学相关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而且，在如今，其实科普作品也有一个时尚化和娱乐化的问题，我们以往总是强调要寓教于乐，其中教仍是首位的，只不过是要给枯燥的知识包上一层糖衣而已。但如果变化一下观念，把娱乐的功能放在首位，寓乐于教，则在吸引读者兴趣的同时，也就达到了传播知识和思想的目的。但目前要做到这点，似乎还有不少困难。
新京报：在国外，有许多顶级科学家也写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科普读物，而国内却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做类似的工作。为什么？
刘兵：应该有许多原因吧。例如，我们的科学家在过去所受的教育，也主要是科学教育，而人文素养并不理想，但科普工作却是离不开人文素养的，否则写出来东西也很难有人愿意读。再有，我们现行的评价奖励机制，也并不有利于鼓励科学家们从事科普创作，而且，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从事科普工作甚至可能会给从事创作的科学家带来负面的影响。
新京报：在国外，有不少科普著作是由记者、作家写的。对于非科学专业的人从事科普作品的写作，你有什么看法？
刘兵：这种说法不够确切。国外有许多优秀的科学作者（sciencewriter），他们专业从事科普创作，但也不能就因此说他们对科学不够专业，只不过他们不是专业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而已。像这样的科学作者其实并不好当，需要有相当多的知识储备，既要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也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而且，还要懂得写作，懂得科普创作的专门技能。相比之下，我们国内还几乎没有这种专业化的科学作者，这也是影响我们科普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要形成这样一支队伍，所需要的条件又是很多的，而目前国内还很难提供这些条件。
江晓原：科普书的西方经验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江晓原一直在文科和理科的交界处行走，他的写作方式也由此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多年来，江晓原和其他一些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的传播，他们的声音已经在公众之中产生影响。
市场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读者的选择。传统“科普”的退潮，实际上是因为广大读者对于老一套的“科普”已经厌倦。
———江晓原
新京报：科普读物在国外的读者群有哪些？与国内的读者群体有什么不同？
江晓原：和国内的情形相比，国外科普读物的读者群更为广泛。我们以前将科普读物的读者设定为青少年和那些需要被“普及”科学知识的人群———通常是所谓“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而在国外，本来并没有那种划地为牢的所谓“科普”的界限，除了青少年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之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甚至科学家群体中相当大的部分（非本专业的），都可以是科普读物的读者。而被我们称作“科普读物”或“高级科普”的著作，在国外经常被称作“科学读物”。我们认为最好的称呼是“科学文化读物”———它的界限比传统的所谓“科普读物”更广，可以包容更多类型的书籍和读物。
新京报：国外出版的科普读物为什么如此丰富且持续多年？这与他们科学发达有关还是与全民科学知识水平较高有关？
江晓原：两方面都有关系。科学发达使得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更大，全民科学知识水平较高使得有能力阅读科学著作的人更多，这都会使科学著作的读者比我们这里更广泛。
在西方，“科普”最先是由科学家来进行的，比如伽利略的科学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书中回避了那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木卫的蚀），专就一系列能够向公众解释清楚的问题展开。书中对于每一个问题，都循循善诱，步步推进，使读者能够心服口服，而且真正明白。早年我将此书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研读，当时尚未有暇欣赏其写作技巧；后来重读此书，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觉──这真是一本极妙的科普著作啊！这种传统，在西方一直得到保持，所以在科学读物方面，他们那里能够出现成批的大师和优秀作者，这是目前我们这里非常欠缺的。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在现代西方社会逐渐出现了所谓“科学作者”（sci鄄encewriter），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里尚未正式出现的群体：和我们这里一般的“科普作者”相比，他们有较深的科学造诣，比如大名鼎鼎的阿西莫夫、古尔德等等；有些人甚至自己就是够格的科学家，比如伽莫夫、费曼、卡尔·萨根等等。而和我们那些俯身来写“科普作品”的科学家相比，西方的“科学作者”又有着更高的文学造诣，他们能够写出非常精彩的科学读物来，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就都是这样的佼佼者。
新京报：在国内科普读物市场上，90%以上的读物都是引进的，国内原创的科普读物少之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江晓原：你说的现象早就被许多人注意到了。每次评奖时，我和其他评委也经常为这件事烦恼：我们到底要“照顾脸面”呢，还是要实事求是？最后大家往往达成共识：为了促进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如果只求“照顾脸面”，将国内质量普遍较低的原创科普作品，硬在“座次”上排得足可与国外的作品分庭抗礼，那不是对中国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市场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读者的选择。传统“科普”的退潮，实际上是因为广大读者对于老一套的“科普”已经厌倦。和几十年前《十万个为什么》广受欢迎的年代相比，中国广大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他们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已经大大拓展，他们的眼光当然也就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准上。
新京报：您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同时也介入了出版。您对中国科普读物的创作、出版有什么建议？对用科普读物开展科学普及教育有什么看法？
江晓原：我们一直在感叹国人原创的“科普”佳作太少，这确实是事实。但仅仅停留在感叹上是不够的。我很赞成用“科学文化传播”这一概念来取代或包容传统的“科普”概念，因为“科学文化传播”的涵义更广，蕴含着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因而有着更多的拓展空间。
传统的“科普”概念，立意较低，带有浓厚的“扫盲”色彩。多年来很多人在这个概念框架下，习惯于将“科普”的任务简单等同于具体科学知识或结论的灌输，好像只要让人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要一年、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之类的知识，“科普”的大功就算告成。结果搞得科普读物没有人愿意看，却还要反过来责怪公众“素质太低”。
这样的“科普”，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效果如何呢？其实以往的科学教育和“科普”是有缺陷的，是不很成功的，因为我们经常只满足于知识和技术的灌输，却大大忽视科学方法的传授，忽视（甚至害怕）科学精神的培养，以至于许多人处于“有技术却不懂科学”、“有知识却没有文化”的状态中。这正是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状况。
戴吾三：科普的写作实践
西方科普的传播理念与方法有了很大变化，而我国却很少。有些著作只是将专业知识简化，没有融入人文因素，因而在大众中的影响很有限。———戴吾三
戴吾三，中国古代科技研究者，科普作家，著有《汉字中的古代科技》、《成语中的古代科技》、《考工记图说》等。戴吾三发展了一种新的科普写作方法，那就是突出科普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在国内的作者中，能作出这样的努力是不多见的。虽然戴吾三的写作偏重古代、偏重技术，但他的写作经验值得原创科普作者借鉴。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写《汉字中的古代科技》、《成语中的古代科技》这两本书的？
戴吾三：产生写这两本书的念头很早就有了。我们每个人在上学时都会学汉字。十几年前，我有一个英语老师学汉语，他当时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汉字。有一次，他翻开自己用的汉字课本给我们看，结果我们发现，他用的课本与我们用的不一样。在他们的课本上，关于“手”这个字，配有一个手的图形，还有甲骨文的“手”字，然后是金文的“手”字，楷体的“手”字。我当时就留心了，后来有意去找了一下西方人的汉语课本，发现都是一种套路：从实物、象形文字到现在使用的字。
从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文字，西方人有着不同于我们的认识方法，中国人反而没有认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这主要是由于东西方思维的差异造成的。进而我就想到，在文明产生中也包含着对科技的认识，汉字里面就有这种基础。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认识自然就要观察，改造自然就要制造和利用工具。这些在汉字里面都有一定体现。
成语也一样。在很多成语里都融会着中国古代科技的智慧，一些成语的产生与特定技术的产生与科学知识的产生有关联。这两本书实际上有很多交叉性思考，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做过10年工人，粉碎“四人帮”后才考上大学。有了这些经历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会有交叉，不再是单一的角度。
新京报：那么成语与特定技术的产生与科学知识的产生是如何有关联的？可否举例说明？
戴吾三：1.与古人对自然的观察有关。比如，“青出于蓝”。“蓝”指的是蓝草，从中可以提炼出靛蓝的原料，蓝色用得很久，平民都穿蓝布褂。这种广为人知的特定技术使人马上就能听懂，而且有说服力。
2.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古代知识分子对特定自然现象的特定思考有关。比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时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其中有生物链。而它引申出的意义可以说明，古人在观察的时候会引起一些思考。再比如，“察言观色”这个成语，现在带有贬义，而在中医中却是获取基本信息的方法。
新京报：但是这些很多都属于经验科学。
戴吾三：在古代，人类要生存、发展，就要与自然做斗争，然后总结经验。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对于经验科学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比如中医把脉，现在学医的人很难理解。而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医来说，却从中获得了很多信息。再比如伯乐相马，其中有生物学、医学、解剖学等知识在里面，这种观察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有相当程度的科学道理。如果说，某些经验科学的东西难以解释，那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科学水平还很有限，尚未达到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程度。
新京报：你笔下的古代科技不是僵硬的，不仅有趣而且觉得可亲。您对科学的看法是否也是这样？
戴吾三：是。一旦对于某些领域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之后，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新京报：让一般读者能够一口气读下去的科普读物越来越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戴吾三：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比如，在现在的科研体制评价中，科普处于小儿科的地位，很多人都不愿意做。
再比如，西方科普的传播理念与方法有了很大变化，而我国却很少。有些著作只是将专业知识简化，没有融入人文因素，因而在大众中的影响很有限。此外，在叙述方式上，国外作者也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趣味性方面，但国内科学家却不愿在这些地方着力。
新京报：你关注的范围主要以古代科技为主，关于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您觉得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戴吾三：我很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接下来是想将自然科学的各个专业尽可能打通。现代科普在西方很兴旺，而在中国却很冷落，我希望这种局面能慢慢改变。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弘[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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