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出版人
范春萍：
资深出版人。多年来致力于科普书的引进和推广，引进了包括卡尔·萨根的作品在内的一系列科普名著，曾主持出版“绿色经典文库”、“支点丛书”、“大美译丛”等。
现正主持“盗火者译丛”、“北大科学传播丛书”等。
疲软缘自多方面缺位
作者的缺位，我们缺少优秀的科普图书作者；与此对应的还有译者缺位，好的译者难以为继。
编辑的缺位，这与作者和译者的缺位原因差不多，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是不大容易改变的。最后还有媒体的缺位。
新京报：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今年科普图书市场比较冷清，没有什么特别有分量的作品出版，特别是前几年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丛书比如“第一推动”、“哲人石”等等都放慢了脚步，你主持的“盗火者译丛”到8月份为止，今年也只出版了两本。
范春萍：确实如此。如果说前几年科学文化类读物曾经形成比较有规模的板块的话，那么到今年，这个板块显得有些难以维持。这不论对于出版者，还是对于读者来说，都是相当遗憾的。
新京报：为什么科普图书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注意到在科普图书疲软的同时，一些科普杂志好像比较热闹，比如《科学》、《牛顿科学世界》等等，似乎都有不错的销量。
范春萍：科普图书的疲软说起来应该是一种积弱的结果。具体说起来，是几方面的缺位造成的。首先是作者的缺位，我们缺少优秀的科普图书作者，绝大多数科学家是不做科普的，只有少数科学家分出一点点精力来做少量的科普工作。这里有国家的政策导向问题，也的确有能力问题。我们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觉得做科普是等而下之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觉得科普文章实在难写。
说起来，这和“文革”十年浩劫以及此后多年的文理分科造成的知识结构偏狭、综合人才断档有关。科普创作和翻译，对人的综合能力的要求很高，老一代的科学家曾经写过很优秀的科普作品。
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译者缺位，科学文化类图书要求译者具有科学背景和良好的中外文能力，还需要一定的人文素养，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引进版的科普图书减少，这也是一个原因，译者难以为继。
第二个方面是编辑缺位，许多出版社也意识到了科普书好，想出，可是却没有这样的策划人和编辑力量。比方说有些人文类出版社，用出纯人文书的路子出科学人文书，结果弄得有些不伦不类，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编辑。其实这与作者和译者的缺位原因差不多，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是不大容易改变的。
新京报：据观察，书店里面大多数好的科普图书基本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对读者来说，这种引进图书似乎阅读起来还是有一种距离感，如果翻译不好的话更是如此。
范春萍：其实并不尽然。这就是我要讲的科普书疲软的第三个原因：媒体缺位。平心而论，广大读者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还是与媒体的导向有关的。由于媒体宣传而为大众接受的图书案例数不胜数。许多媒体图书版编辑，做其他书得心应手，剖析、阐释，淋漓尽致，但面对科学文化类图书，即便读起来惊喜不已，等要放到版面上、栏目里的时候，还是不知从何说起。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能像介绍其他好书一样，把好的科普书那样到位地介绍给读者，久而久之，读者自然也会形成相应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媒体的缺位与写作和出版的缺位一样，也是人才的缺位。事实上，科学书与科学本身一样是非常美好、引人入胜的，任何人一旦进入这种阅读境界，都会发现真正的“科学之美”，甚至会乐不知返。你刚才说科普杂志的销售比较好，其实未必。杂志的处境与出版的处境是一样的，可能因为杂志本身也具有传媒的功能，在传播上的影响会稍大一些吧。这也就是我说的媒体的引导作用。
西方科普的借鉴意义
大科学家写科普好比攀到山顶的人给你说他所见到的这座山，和只攀到半山腰或根本就只是站在山脚下就给你说山的人说的肯定不一样。
西方许多大科学家写科普书也是为了与没攀上科学之山的人分享山顶的风光，他们不愿自己独享那份美。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大众的阅读习惯，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科普图书在西方的接受状况，基本上科普名著都诞生在西方，这似乎是值得思考的现象。
范春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就是诞生在西方的，它有这样的传统和文化。文化是无形的，但却有着强大无比的力量。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根子很深，在大众文化层面、在人的意识中，是一种精神境界，而我们却大多把科学当成工具，当成改天换地的手段。这里我先说明一下，我说的大众不光指的是一般读者、老百姓，还包括我们的决策者，甚至一部分科学家。把科学单纯当成知识和工具，也就无所谓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科学，科学文化著作当然就进不了视野。特别是这几年市场经济发育得比较迅猛，公众实用主义心理比较强，精神层面的阅读更遭冷落。好在现在我们的社会对科学越来越重视，对科学的理解也在加深，科学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认同。许多学者也在呼吁科学精神的建构和科学文化的传播。我相信这些声音是会起到作用的。
新京报：做引进版图书这么多年，引进了那么多经典的科普名著，你对西方的科普写作是怎么看的呢？
范春萍：我觉得西方的科普名著，首先不只是一本关于科学知识的书，而是把科学放在了思想、文化和人生当中。其实科学本来就不是孤立的，它和人类息息相关。西方的科普写作在这一点上很鲜明，它的科学高度和思想高度基本上是统一的，而且总是在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现出一种可感的人文关怀。读这些书，你会感觉到，作者总是试图从逻辑和思想的源头处去为你展开科学的画卷。可以说科学已经内化为写作者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一种精神和修养，再通过文字流淌出来，非常自然，也非常具有感染力。
新京报：也就是说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家浸润在这种文化当中了？我感觉国内的科普写作似乎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而且有一点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是，西方的科普书很多是由科学家写的，比如卡尔·萨根、理查德·道金斯、斯蒂芬·霍金这样的，而国内的科普作者大都没有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做过，这是不是也会影响到科普作品的质量？
范春萍：肯定是啊。不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么，说大科学家写科普好比攀到山顶的人给你说他所见到的这座山，和只攀到半山腰或根本就只是站在山脚下就给你说山的人说的肯定不一样。西方许多大科学家写科普书也是为了与没攀上科学之山的人分享山顶的风光，他们不愿自己独享那份美。我刚才说过我们的人才缺位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来恢复。现阶段，我们只能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原创力量的发掘
我们目前还是要大量引进，引进更多科学大师和科普大师的优秀作品。
但原创也要做，原创作品比引进版成本要小，而且从长远来看，原创是科普图书的根本性创作力量。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现在也在做一些原创科普图书？我注意到现在的一个提法叫做“第三种文化”，说的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外，由科学家直接与大众进行沟通的现象。我感觉西方的科普写作有很多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模式之中，你现在做的是不是把“第三种文化”引入国内的工作？
范春萍：是的。你说的“第三种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现在被叫做“公众理解科学”的努力，这些年，我们国家有一批学者也在致力于这种努力。我现在与北大科学传播中心合作引进“北大科学传播丛书”其实就是对这种文化的元研究。当然，我也在努力尝试原创科普作品的出版，也在尝试不同的模式。比如组织人去采访科学家，请他们谈自己对科学的领悟和体认，再由采访者写出来。这样出来的东西基本也是第一手的，也是不可取代的。去年我做的一本《求生科学———中国科学家野外生存手册》就是这种类型。
关于原创作品和引进版作品的关系孰重孰轻，我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是要大量引进，引进更多科学大师和科普大师的优秀作品，开阔我们的视野，有益于提高我们的读者的科学素质和欣赏层次，也会促进原创水平的提高。但原创也要做，原创作品比引进版成本要小，而且从长远来看，原创是科普图书的根本性创作力量，我对此还是有信心的。
新京报：虽然感觉上比较不成系统，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出版社在做科普的。
范春萍：你刚才说的那些比较大规模的丛书像“第一推动”、“哲人石”等的确有放缓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一些做畅销书的出版社却看似不经意地做了一些科普书，比如海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他们甚至把科普书包装成了畅销书，这样也会对科学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时间长了，会引发读者对更多好的科普书的寻找，那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还有许多宝藏在等着他们。
本报记者涂志刚[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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