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鸯之钟》剧照，右为李香兰，影片与原住民真实的生活习俗有很大差距。
《望春风》作词人李临秋。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中国自上世纪初有电影以来，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下艰难发展，而早期台湾电影的创立，更是一段辉煌的民族文化觉醒和抗争的历史，这种文化觉醒的意识始终贯穿并且成为一种内在的底蕴沉淀于台湾电影发展进程中。这或许就是后来六十年代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出现的土壤，甚至更长远地波及了七十年代末的“台湾新电影”，更根本一点来说，历史环境的不同，使得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以截然不同的面貌走向不同的未来。
电影笔记
由“日”而起，破“日”而立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台湾遂落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日本殖民化统治中。
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台湾电影当然也不能幸免。回顾台湾电影早期发展的历史，总会让笔者联想起卓别林电影《大独裁者》中那个夸张讽刺、又充满心酸意味的场面：独裁者希克姆将整个地球得意地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全世界在黯然无语中弹性反抗，直到黑暗破裂的时刻。应该说，这掌控和抗争的一幕，用于形容日据时代台湾早期电影日本力量和本土意识相互胶着的状态，是再合适不过了。
早期台湾电影绝对是被任意把玩的“地球”，成为日本文化侵略中国台湾的集中显影。日本政府凭借强权剥夺华语文化，殖民化的电影活动硬生生地书写下台湾电影的发端历史，而且日本力量主导和渗入了中国台湾电影发展进程的每一步。台湾最早的电影巡回放映活动由日本人在1901年初开启，最早的电影院芳乃馆是日本人高松丰次郎1907年建立的，最早的故事片是日本人田中钦1922年拍摄的《大佛的瞳孔》，还有所谓“第一部有声故事片”也是日本人1936年拍摄的殖民电影《呜呼芝山岩》。台湾电影史由“日”而起，这成为了台湾电影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且就数量上来说，早期台湾电影的创作本来就数量稀少，即便这样，多数电影创作的维持大都离不开日本的合作拍摄和资金支持。更让台湾电影人揪心的是，台湾电影主体上被充满殖民化、皇民化色彩的奴教影片所主导，侮辱歧视台湾人民、歪曲历史的电影比比皆是，比如1927年问世的歧视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影片《阿里山侠儿》（原名《灭亡路上的民族》）、还有无耻地将中国台湾抗日英雄丑化为社会暴徒的影片《呜呼芝山岩》等。
早期台湾电影的创立，也是一段辉煌的本土文化觉醒和抗争的历史。尽管日本殖民政府通过颁布严苛的电影审查规则和禁止放映国语和台语影片、以及内地影片不准输入台湾等种种规条，意在扼杀台湾本土电影的创作，众多早期台湾电影人还是勇闯藩篱，破“日”而立。上世纪20年代初，张秀光率先投入内地电影界学艺，并将《孤儿救祖记》、《渔光曲》等优秀影片输入宝岛；王荣权等开始尝试自主建立起台湾电影的发行放映业。1925年刘喜阳、李松峰等台湾映画研究会的主力干将，开创性地尝试拍摄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台湾故事片《谁之过》；1929年又创作出《血痕》（又名《峦界英雄》）等出色的本土卖座片。除了破“日”之外，台湾电影之“立”
还面临着胶片紧缺、摄影技术差等种种困难，难能可贵的是台湾电影独到地开掘出了在歌仔戏中穿插电影放映活动的连锁剧形式。
在殖民统治的重压下艰难寻求本土生存的台湾电影，虽然在1945年随着日本宣布投降结束了压抑黑暗的抗争史，但文化觉醒的意识由此却一直贯穿，成为一种内在的底蕴沉淀于台湾电影发展进程中。延续到六十年代初，两部中国台湾和日本合作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秦始皇》和《海湾风云》，就因为台湾丧失了导演、表演等创作主导权以及日本公映并未出现“共同摄制”的字样，而被台湾民众强烈抨击，如此尖锐的抗争勇气直接导致了后来台湾中影公司的改组以及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出现。秋雁
对话
电影同根生，两岸依相惜
萌芽时期的中国台湾电影是一个在战火中饱受压迫的难产儿，日本不但在政治上对台湾人民进行压迫，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文化控制，对台湾同胞拍摄的电影审查更为苛刻，甚至禁用台语和国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台湾的电影制作机构，合并成“台湾电影摄影场”，但是该机构至1949年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早期台湾电影与内地电影关联甚密，我们采访到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李道新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
“海岛文化”与“文化两重性”
新京报：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制作的剧情影片非常少，参照《台湾电影略年表》可以发现当时台湾制作的剧情影片不满20部。
可见台湾电影萌芽时期并未像内地同时期那样生机勃勃？
李道新：的确如此，由于特殊的原因，台湾早期电影业发展缓慢，当时的电影业基本是日本所把持的。但也有个别的案例，1925年，十几个台湾人组成了一个“台湾映画研究会”，主要从事电影研究，也创作影片，最知名的是制作了《谁之过》，这部电影的导演刘喜阳与剧本撰写者、演员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台湾人。
陈山：台湾是在殖民的情况下开始电影的拍摄，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台湾电影。台湾是近海的海岛，所以拥有文化的两重性，它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它的民风民俗以及各种民间的信仰并存，这就使得台湾文化具有天生的杂然性，这在电影方面也有所表现。
两岸电影与电影人的互通
新京报：台湾与内地电影的关系非常密切，这表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许多台湾电影人远涉内地，与内地电影人一起拍摄出许多优秀的影片。
李道新：“台湾映画研究会”的郑超人是较早来内地参与电影创作的人员，另外比较知名的就是何非光了。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何非光就有比较优秀的作品问世，到了抗战时期，何非光来到抗战大后方拍摄过四部影片，这也是当时拍片最多的导演之一。何非光早期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人的飞扬跋扈非常愤慨，《东亚之光》就是基于这样的情绪之上，因为何非光通晓日文，对于日本文化又比较了解，所以影片拍摄起来就很顺畅，而完全由日本战俘做演员拍摄也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抗战后，他还拍摄了很多影片，据他回忆1947年的影片《某夫人》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以前的电影史中何非光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物，现在看来这位台湾来的电影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从台湾到内地拍片的还有演员罗鹏，他被称为当时联华公司的“四小生”之一。
陈山：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台湾电影，这就是当时内地电影到台湾放映的情况。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像“国泰”这样的民营公司就经常到台湾拍摄外景，比较知名的是“国泰”
当时到淡水拍摄由方沛霖导演的故事片《假面女郎》。
1948年的时候，上海中电、文华、昆仑公司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台湾设立“四联办事处”，发行《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松花江上》等影片，深受观众欢迎。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时代风云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风云变
中国台湾电影自产生以来，就在特定的年代中受到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
从“辩士”到《望春风》在电影的无声时代，“辩士”就是从旁讲解剧情的人。
当时台湾很著名的辩士有詹天马，他为电影《桃花泣血记》编曲，从而为台语流行歌坛揭开序幕。而另一位辩士吕诉上则在后来从事电影戏剧的研究工作。
1933年，25岁的李临秋写下一首《望春风》享誉歌坛广为传颂。1937年，《望春风》由台湾人所组成的第一电影制作所出资拍摄成电影。
《阿里山风云》掀开台湾电影新一页1943年，“满映”红星李香兰赴台湾拍摄《莎鸯之钟》。台湾资深导演何基明指出影片与原住民的生活习俗有很大差距，是为了加强戏剧效果或美化镜头而加进去的。
真正开启台湾电影制作新一页的是《阿里山风云》。
1949年，上海国泰的导演张英、张彻从上海到台湾出外景，但这一来就是四十多年。
影片插曲《高山青》由张彻作曲，这首歌曲至今仍广为传唱。而这位张彻就是后来在邵氏拍出《独臂刀》的一代武侠片大师张彻。整理张悦[责任编辑：王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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