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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1946年8月，日丹诺夫代表俄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决议，点名批判了她和左琴科，粗暴地否定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认为阿赫玛托娃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和修女”，勒令发表她的作品的杂志《列宁格勒》和《星》分别停刊和整顿。随后，她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但正是苦难和厄运赋予了她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帮助她走出了“室内抒情”的局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下（直到1961年，她才在彼得堡附近的小镇柯马洛沃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除翻译工作以外，她一直从事着长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重要作品的创作和修改；而正是这两部作品，使她得以跻身于二十世纪世界诗歌最杰出的大师行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以前的诗集被允许重版，新的诗歌也可以在刊物上公开发表。1964年，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陶尔明诺”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认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她本人的遗憾，更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遗憾。很多年后，她成为俄罗斯诗歌中的月亮。太阳，自然是永远的普希金。
（蕥 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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