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域外杂记 刘 媛洗 澡
“法国人不喜欢洗澡，国王路易十五一生才洗了三次澡，一是诞生时，二是大婚日，三则是入殓。因为不爱洗澡，所以法国人才潜心研究香水。”来巴黎之前便听过这种说法，当时还不知道其真实性有多高。
初到巴黎，房东很热心地向我介绍公寓里各种配置的功能及使用方法。虽然房租不菲，但公寓的整体感觉还算值得。屋里铺着地毯，客厅里的老家具与卧室内的新家具都经过保养。天花板上不是亮白的灯管，而是鹅黄色立式灯。当房东扭动开关，满室温柔的光线令人备觉温暖。然而当我随她走进浴室，心一下就凉了半截。浴室地面被瓷砖盖得严严实实，找了两圈没发现出水孔。老式大浴缸旁只挂着一张浴帘。其简陋程度与公寓整体配置格格不入。另外，浴室四面没有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窗户。因此我那左手拿着涂了鹅肝酱的面包，右手举着波尔多红酒，泡在浴缸里，逍遥望着窗外塞纳河水的美梦轰然破灭。
尽管对浴室有所微词，但在房源紧张的巴黎也只有先住下再说。此后，跑出去看过十几处房子，情形大同小异。不仅平民住所如此，就连皇宫内院也不重视浴室。枫丹白露宫曾是拿破仑最爱的行宫之一，其内部装修力求完美。虽然比不上凡尔赛的奢华，但无处不彰显法兰西帝国之荣光。当我有幸走进拿破仑专用的浴室，却只见到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浴缸和几把普通椅子，房间四面墙壁毫无装饰，冷眼一看仿佛宏伟宫殿中的冷僻小仓库。就此，我对公寓的浴室不再奢求。
此后有机会和房东闲聊，提到浴室她满面惊讶地问：你不会也想把浴缸搬出来吧。我对此莫名其妙，她才松了口气。房东告诉我，巴黎人不热衷于洗澡一是因为天气干燥，二是由于巴黎缺水。在19世纪末，大富之家的女性才有自己的盥洗室，而浴缸也从英国顺利进口。最开始有浴缸的时候，巴黎人把它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因此一人洗澡，全家观摩。20世纪浴室才成为巴黎人的私密空间。而如今又有不少前卫的年轻人把浴缸重新搬到客厅里。光是她的房客就已经有两个要求这样做。据说这是2004巴黎最新的洗澡潮流。正在白话郑平把油条卖到纽约去
说起某个多年不见的旧相识，会有人冷不丁问：“那人还在吗？”这样的问法会吓人一跳。其实这句话真实含义是问那人还在不在北京。往五年前数，那时结识的朋友只要年龄不是太大，现在有八成去了国外。
经常有“不在了”的人突然又在了。拿了像样点文凭的叫海归，另一种是在国外苦挣苦拼，纯粹靠打工挣了点辛苦洋钱作本钱，回来开个公司摆个大摊，叫回国发展。
虽然不断有《北京人在纽约》这样优秀的警世作品警钟长鸣地提醒，但还是习惯上总以为只要去了天堂就是集体当上帝。在温哥华混了几年的向东回来后说了句很哲理的话：即使是天堂，能当上帝的也只有一个啊。这哥们儿在加拿大呆了一年，北京这边就盛传他靠卖片儿鞋赚大发了，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他自己听了这个段子后，笑得不行，停住笑之后说，还记得前些年有个暧昧的段子吗，说是小姐在某地往回发了个电报：这边钱多人傻，速来。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真该给你们一人也发一个。
向东在加拿大其实混得挺苦，刚去的有段日子里，在一个中国人开的餐厅里打工，大头朝下洗盘子，晚上就住在餐厅的收藏室。听着都替他心酸，也有些想不通为什么非得出去，既然都是受罪，干吗非得受洋罪？向东在北京也算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大概是不把自己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吃不了那份苦。这有点像不少外地来北京谋生的人，其实在家未必就活得不好，未必就比在北京挣钱少，但还是背井离乡，来了北京。
在街上碰上过摆早点摊卖油条豆腐脑什么的，晚上搭块门板就是床铺，不少是我的老乡，听口音就知道。回老家探亲，最怕的是旁人问：在北京那么多年发财了吧？还不能否认，因为人家证据凿凿：那谁谁在北京卖窗帘都发财了，回家盖了三层楼呢。然后还挺瞧不上地补个白眼：切，怕露富干吗啊，不跟你借钱。
我从来不怀疑那谁谁卖窗帘发财建高楼的故事的真实性，靠在北京卖油条回家置地娶媳妇的事也没少听说，而且他们在祖国的首都至少比在大洋彼岸的向东们少受一份大头冲下的罪。不过，我更相信向东说的另一句话：在纽约卖油条叫谋生，而把油条卖到纽约去，那才叫发展。职场红楼沈威风谁是谁的秘书
阿真最近对她老板的意见大得很。她越来越发现秘书不好做，不小心就做成了丫鬟，老板的老婆要出门，小孩要上学，丈母娘进医院，小舅子留学之类的杂事，她竟然都要插一脚。最变态的是，她一时忙乱，找不着老板小舅子的电话，进房去问老板要，老板竟然板起脸批评她：“你当我是你秘书啊，要我帮你查电话号码。”
阿真很委屈，一面痛骂老板没人性，摆臭架子，一面就幻想全世界最善解人意的完美老板贾宝玉能够出现。我说我一向不觉得贾宝玉这样的花架子有什么用，生存能力极差，跟他混恐怕要带累自己。阿真很认真地翻书出来找证据给我看。原来袭人姐姐不在家，晴雯这些小妖精在家里闹翻了天，着了凉要请医吃药，到给大夫车马钱的时候，麝月说：“花大奶奶还不知搁在哪里呢？”宝玉道：“我常见她在螺甸小柜子里取钱，我和你找去。”两个人找到一个小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麝月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婆子笑说：“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再拣一块小些的罢。”麝月早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罢。”
阿真看得悲痛欲绝，说她这个秘书做成了丫头还让人骂。人家做丫头，啥也不知道，银子放哪里竟然要宝玉这个闲人告诉她，问了三个弱智问题，也没见主子翻脸说：“我不是你秘书。”想想袭人拼了老命，得了姨娘的例钱，一个月也不过二两银子，二两银子还够刘老老一家吃一个多月的，可见是笔大数目。麝月也不用商量，眼都不眨就赏出去了，这才是秘书们的理想生涯啊。
不过，我提醒阿真，这个麝月如此纵容下去，这辈子恐怕都学不到认戥子这个丫鬟的基本职业知识了。倘若有朝一日她被炒鱿鱼，出门求职，面试的时候有一道题偏偏考到戥子问题，她不就傻了眼？老板虽然都有些变态，喜欢拿秘书作无开关的PDA、万事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大到国家的GDP增长，小到如何通下水道，远到中东的石油问题，近到市内公共交通路线，他全指望门口那个女秘书装在心里头。但是万一哪一天秘书们真的练成了万事通的本事，那可就路路通了。
可见的确没有让老板给秘书做秘书的道理。虚心态度 徐 昕朝九晚五
工作的第一年，是我最无聊的一年。刚从学校走出，一转身又回到学校，从教学楼的二楼搬到三楼，我的职业生涯就开始了。那时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也不用坐班，每星期只是象征性地在办公室出现一次，无所事事地呆上一会儿，然后悻悻地离开。半年后大学同学聚会，大伙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各自的职场经历，举手投足间已有了很浓的社会气息。而我却因为一直窝在老地方，什么长进都没有，看上去要多背有多背。
这种百无聊赖的日子让我全然没有参加工作的喜悦。记得有一个晚归的清晨，我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早起的人们，身上裹着大衣嘴里哈着热气，站在寒风中焦急地等待上班的公共汽车。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羡慕———朝九晚五，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体面的工作。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都在这样中规中矩地生活着，而我却挥霍着大把的时间，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简直是一种病态的人生。
工作的第二年，我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兼职，努力地把自己搞得很忙。有一阵子忙到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日复一日地超负荷运转。可即使在这样的忙碌之下，我仍然找不到工作的感觉———没有自己的办公桌，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也没有稳定的同事圈子———作为工作最重要的元素全都缺失了，即使再忙，也不能算是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
转眼到了第三年，我被单位派去国外进修，又重新做回学生。在国外的日子，不仅要朝九晚五地坐在课堂里，而且每天放学回到家，还得争分夺秒地坐在台灯下继续啃书本。晚上一闭上眼，那些艰涩的外语单词就像潮水一样汹涌扑来，压得人透不过气。半夜醒来，发现惊出一身冷汗。
想想这三年来的经历，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工作：除了朝九晚五的规律作息、一张舒服的办公桌和一帮有趣的同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八小时之外，不再需要动用大脑，可以把工作的事情彻底抛开。换言之，工作要像工作，休息要像休息———不知道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TV人生导弹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按理说我们每次出发去采访，都应该对目的地方位胸有成竹。但实际上，假如K县马槽乡马勺村马蹄铁二组马笼头一社的村民来信投诉说他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我们的司机有绝对把握的仅限于K县县城的坐标。此下乡村组社若干等级，就需要我们且走且问，寻寻觅觅。祖国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方言如此丰富，要找到意中人，情节颇有周折之处。
本地多山，农民居住分散。从县城到某乡是100多公里，到某村还有50公里，翻山越岭，逶迤至村，辗转打听姓甚名谁者，结果却是查无此人。记者当然不甘心，遂告知村民有来信说怎样怎样一件事，你们应该知道吧。村民作恍然大悟状，说不就是山背后老榆树底下的二狗嘛！———村民习惯以小名互称，往往忘记对方的大号。
上大学时，教授讲农业文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时间还是空间，均缺乏衡量标准。老夫子们真渊博啊。如果你在乡间道路上问一个“荷锄丈人”到某某地方还有多远，他用下巴或者烟杆向前一指：“不远不远，就是一里地。”道谢之后，驱车前行，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到。心下空虚，再找一个年轻人问，结果依然是“不远不远，也就是一里。”后来渐渐明白，乡间所谓一里、一袋烟工夫、一顿饭时间等，都是没有深浅的。精确公里数，纯属奢望。
导弹熊和獾到D县去拍摄抗旱保苗。到了县政府，听说县长和省水利局的专家一起到旱情最严重的C乡去了。C乡虽然只有40多公里，但是路上有好几个岔道，跑不好就出省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榆木亲自开车送我们去。一上车，榆木就说你们跑长途辛苦了，只管睡觉，到了目的地我会叫醒你们的。
熊和獾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发现车子还在跑，獾问榆木：不是说只有40公里吗，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到。榆木说不急，山路不好走，安全第一。獾看了一眼汽车速度表，说你还是问一问路边的人吧，千万不要走错了。榆木说不会走错的。又跑了半个小时，熊和獾都沉不住气了。在我们的强求下，榆木下车，用方言和一个农民说了半天，一回到车上，就把脑袋埋到两条腿中间，气若游丝地说：“熊老师，我们走错了，再往前走，就是Q省了。”此时县长打来电话，说专家日程紧张，等不到我们，已经启程到邻县去了。
原来D县宣传部副部长榆木大人从来没有到C乡去过，为了让县长高兴，他看了一眼地图，就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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