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者在比赛中表现出的人性本质、自身弱点加上评委们精彩睿智的点评，使得这类节目更像“真实肥皂剧”，满足了观者的窥视心理。
《我型我SHOW》冠军张杰在比赛过程中的幕后表现也是收视热点。
经典案例
《莱卡我型我SHOW》
「节目形态」
《莱卡我型我SHOW》全国偶像歌手选拔赛引用了《美国偶像》的概念，为所有渴望表现自己又有勇气表现自己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从发布会到路演到预赛，主办方别出心裁地用影像方式真实地记录下活动全过程。选手从最初的入围到最终的角逐，期间的点滴都将记录在电视屏幕上。《莱卡我型我SHOW》通过电视真实秀让大家感受活动过程中的点滴细节，将一个明星的诞生过程前所未有地透明化。谁将笑到最后，评委们和电视观众一样只有在最后一集中才会揭晓。
《我是中国星》
「节目形态」
《我是中国星》是华娱推出的一场“零”门槛全民歌唱运动，它把原生态的比赛实况搬上了舞台，“想唱就唱”。只要你热爱音乐、只要你有放声歌唱的欲望，不管你年龄大小，不管你长相如何，你都可以参加，除此之外，节目还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鼓励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是中国星》中来。《我是中国星》在全国展开招募活动，比赛将在北京进行，同时在全国各地将开展巡回活动，节目总共分为：初赛、月淘汰赛、季淘汰赛、年度总决赛四个步骤。
华娱卫视推出的《我是中国星》主要受到覆盖地区有限的限制，但是因为有丰厚大奖、签约华娱卫视和顶级唱片公司的诱惑，而且参赛选手无需交纳任何费用，所以来自全国和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选手报名显得比较火爆。
幕后采访
高晓松（《我是中国星》评委、音乐制作人）：这不就是新鲜的娱乐方式吗！
新京报：作为《我是中国星》以及《金鹰之星》的评委，你能不能分析一下观众们的心理，他们为什么爱看这类节目？
高晓松：这不就是一种新鲜的娱乐方式吗！过去在电视上看明星是一种娱乐方式，现在观众的兴趣转到了看普通人身上，这些完全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歌手站在镜头前的种种表现都是他们的乐趣，这其中也包括观众希望看到评委们的表现。这种节目的高收视主要还是因为电视本身的特性和规律，就是抓观众的猎奇心理，过去电视上不让播犯罪，后来有了很多法制节目，直接带大家到犯罪现场，老百姓特高兴，觉得新鲜。
新京报：我注意到很多观众最喜欢看的其实是评委的脱口秀，你认为呢？
高晓松：这种电视选秀大赛现在在中国才刚刚被人关注，其实还很不成熟。按照国外的经验，这种比赛发展到最后就是两类。第一类的是真的选秀，被选出来的人真的能成为大明星，像刚刚在美国一举成名的孔庆翔参加的这种就是，这对参赛的年轻人是极有吸引力的。但现在国内的选秀大多都是假招子，选出来就没事了，对选手也不包装；第二类就是纯粹往娱乐性上发展，说白了就是让观众看评委们的脱口秀，这里面参赛选手只不过是靶子，而评委才是真正的表演者，通过节目组精心的设计，利用评委之间的性格冲突来吸引人们的目光，这就是他们收视率的保障。
新京报：这么说来，你的风格很适合第二种选秀比赛，也很适合提高收视，因为你每次的点评不但一针见血，还往往不给选手留任何情面。
我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位选手很老实地说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唱歌，这回是陪朋友来的，结果还没开始唱就被你轰下去了。
高晓松：就不应该让他唱，这个比赛是给喜欢音乐的人准备的，他不喜欢音乐为什么要参加，不是耽误别人的时间吗？有人说我的评委风格有些刻薄，我纠正一下，我只是尖锐，尖锐是要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严肃的比赛，如果他们因此受到打击，那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是比赛，如果怕受打击那奥运会谁也别参加了，我不打击他们以后他们会受更多的打击。
我特别反感很多选手那种希望自己一夜成名的心态，觉得娱乐圈就是金山银山。我在节目里告诉他们，娱乐业是最艰苦、就业率最低、平均收入也最低的一个行业，每年从各种演艺培训学校出来的人就业率只有5%，如果没有这个天赋，还不如去学计算机。
新京报：那么吸引你担任评委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发现有潜质的新人吗？
高晓松：做评委这事儿对我而言是个不错的差事，能赚点钱，还能自由自在地发表意见，对我这么一个看见别人说话就着急的人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发现新人这方面我倒是真没得到什么太大乐趣，因为好的新人实在太少，看来看去就那么几个。
要说乐趣，应该是通过做评委我获得了一种话语权，可以通过电视把我对选手的点评或者批评传达给更多想做音乐的人，告诉他们要多创作，少模仿那些港台流行音乐的口水歌，告诉他们音乐是从心灵里来的，要是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嗓子和脸上，那他们唱什么呀？总不能让中国的八代歌手唱得都是我们这几颗老心灵吧？
本版撰文（署名除外）/本报记者李志明
专家视点
颠覆常态使公众感觉到释放
这些节目都是越前面越好看，特别是小组赛的时候，唱得都乱七八糟的。这种状态是观众想看，但平时又在电视中看不到的。我们传统的电视节目中会把这些东西去掉，包括中央台的歌手大奖赛，都是最后很光辉地出现。但是《超级女声》、《我型我SHOW》、《我是中国星》等等就不一样，观众看到的是五音不全、长得也不好看的，评委老师也不客气，现场该损就损、该骂就骂，这样一种状态绝对是满足观众很强烈的“窥视”欲望。
另外，它们本身是个游戏。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一瞬间成了一个明星，节目中对于常态的一种颠覆实际上带给观众一种非常好的放松状态，观众需要“狂欢”，普通的老百姓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用一些超常态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压力，求得一种当下的、短时间的社会的平等感，以及对传统的颠覆所带来的喜悦感。
前苏联有一个学者叫巴赫金，他关于狂欢理论研究得比较多，他认为文学艺术很多东西都是满足群众的狂欢心理。可以说，电视上这种节目，当前在最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狂欢心理，给公众一个感觉的释放。
苗棣（传媒专家）
采写：本报记者雷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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