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坊
近 邻
陈染
多年前，我一个人曾住在中国作协的一套小房子里，旁边的房子却一直空着。有一年大年初六，近邻新疆人一家终于搬来了，男人名字很长，几次也没记住，反正是买买提什么的一串。我自己的房间与他家有两堵墙是共用的，可是壁薄如纸，一点音也不隔，毫不夸张地说，他家水壶开了我都能听到。他们夫妇经常交谈，语音便绵绵不绝地渗透过来。幸好他们说新疆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听到一男一女交叉而成的和睦的语调长时间地袅袅娜娜不绝如缕，成为一种背景声音，如同开着音响听音乐。
我和近邻家共用一个楼道的防盗大铁门，我们各自的房门在楼道的尽头成90度角，近在咫尺。这样的唇齿之距算是天意，无论愿意不愿意，一种亲密关系似乎是客观存在了。
我永远是一个习惯关门的人。平时在母亲家里，无论是写作、睡觉、打电话还是翻阅闲书，我都习惯关上自己房间的屋门，好像惟此，心里那一层屏幕才垂下来，才可获得安宁。从行为心理学方面说，对于封闭感的需要过于强烈的人，往往内心缺乏安全和放松，他们往往是一些复杂的需要自我空间的人，他们的身体内部有一种东西要求他们与公共的外部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或隔绝。
我的近邻是一对十分放松开放的夫妇，夏天的时候，他们的家门永远是四敞八开的，直到晚上睡觉前才肯关上。平时，他们下班回到家，把楼道里的灯打开，两家共用的大铁门一关，他们夫妇便家门大开地与我圈在一个铁门里边，出出进进，说说笑笑，对我没有任何戒备，如同我这个安静的近邻不存在一般。他们对我的四敞八开的信任，除了在我心里涂抹了一层轻松色彩之外，同时也带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我在自己家里，听着一门之隔的外边一忽一阵的动静，时时感到某种外部事件的临近或者即将侵入。我总是习惯轻手轻脚，意识中永远存在着隔墙的耳朵和门外的眼睛。有男朋友来访的时候，我甚至控制不住伸手替他们关上房门的愿望，即使只是一般朋友。
有几次我在楼道里与他们夫妇邂逅，总想说出能否请他们关上自己家的房门这句话，但几次都没有说出口。因为无法当面说，我便把类似公约的条款写在纸上：请保持安静、整洁，随手关门。但终于也没有勇气贴在两家公用的楼道墙壁上。
我知道，他们是健康、善意的近邻，对我非常友好，有些矫情和介意的其实是我自己。但是，我始终在想：请不要相信我吧，给我一些个人空间的尊重远比信任我重要得多。公用楼道这一小块间隙，让它安静地空在那里吧，用这一小块空隙装满自由，远比承载任何一种实际的生活物品更为重要。
我独乐
西鹤的“好色”之书
论家谈及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常与中国古代的《肉蒲团》和《痴婆子传》相提并论，实则截然不同。最突出的一点在于，虽然《好色一代男》里的世之介与《肉蒲团》里的未央生，《好色一代女》里的“我”与《痴婆子传》的痴婆子行径仿佛，西鹤笔下却全无淫秽描写。我想这并非出乎道德方面的考虑——《肉蒲团》和《痴婆子传》或许是故意要写，《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却不是故意不写；此事大概与作者所处立场有关。《肉蒲团》和《痴婆子传》那种写法，毕竟带有猎奇色彩；作者乃是置身此一世界之外，向着内里窥视。西鹤所著被称为“町人小说”，作为町人即城市商人的一员，他完全属于那个“好色社会”。生息其间，是以“见怪不怪”；当他对这一社会作全景式的把握时，并不为外在的趣味和关注点所左右。因此可以说，《肉蒲团》和《痴婆子传》“隔”，《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不隔”。但也可以反过来说，《肉蒲团》和《痴婆子传》“不隔”，《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隔”。——后一方面，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说，井原西鹤“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者实在可疑。正如莎士比亚在先验的‘道德剧’框架中，以古典为基础来写作戏剧一样，西鹤并没有观察‘事物’。”归根结底，彼此所表现的并不是同样的东西。
然而井原西鹤也还留意别的方面：季节交替，景色变幻，衣着打扮，举止言谈，等等；不肯放过其间种种微妙之处。日本人特有的审美趣味，在他笔下有着充分体现。此种审美体验，总是落实于某一细部，某一瞬间，由此升华达到永恒。这里举个例子，《好色一代男》描写世之介爱上隔壁牢房的女人，二人同获释放，她却被人劫走了：“他支撑起上身寻找，但是，女人早已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那辆柴车，使人回忆女人躺在那里的姿态。世之介悲痛欲绝：‘本来，今天才是我们初夜共枕的日子。……可是，我们仅是两心相通，我连你的肌肤是粗是细都不得而知，实在太可惜了！’他越想越悲伤。巡视四周，见有一只黄杨木梳子掉在那里。世之介拾起梳子，仔细把玩：‘还带股油味儿，说明这是那女人用惯了的什物。这是胜过一切的纪念品。’”不禁令人想起后来田山花袋的《棉被》，所写男主人公爱恋女弟子而不能满足，遂将她盖过的被子狂嗅不已，或许正是从西鹤那里得到启发。
《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日〕井原西鹤著，王启元、李正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出版。
心语丝
名与德
叶永烈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打从孔老夫子起，已十分看重“名”。如今，名声大小还用“度”来衡量，曰“知名度”。凡名人、名流，可入《世界名人录》。
傅聪可谓名人，其父傅雷亦是名人，有一回我访问傅聪，得知他的父母在“文革”中愤然弃世之后，骨灰被一位从不相识的姑娘冒称“傅雷干女儿”领去保存。这位“干女儿”为此蒙尘十年，直至“文革”结束后才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傅聪从英国来到上海，欲重谢她，她却连傅聪都不见，说道：“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我寻访她。经我再三恳求，她才愿说出保存傅雷夫妇骨灰的经过，但要求我在报道中绝不可提及她的名字。我只得从命，通篇以“她”相称，发表了长篇报道。迄今，她仍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
她为善而不求名，如同唐朝骆宾王所言：“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她曾很深刻地对我说：“倘若我求名利，我就不会在那样的年月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存两个‘反革命’的骨灰！”
傅雷译著等身，傅聪琴声盖世，论知名度她无法与傅氏父子相比。但是她那善良正直的品格，并不亚于傅氏父子──“名”与“德”并不完全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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