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瑞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以刑事案件为主要剧情的号称“涉案剧”的电视剧，由于在剧中含有暴力、凶杀、恐怖、吸毒、贩毒、色情、赌博等犯罪内容，而且常常有不少的自然主义的表现，不久前被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在各电视台的晚间黄金时间播出，顿时就使得这一类的“涉案剧”的摄制和传播都陷入了困境。不少从业者都在思考，应该怎样走出这种
困境。
现在，人们从20集电视连续剧《女子监狱》的成功创作和播出看到了希望，它表明，“涉案剧”开始从困境中成功地突围了。
我以为，《女子监狱》的“突围”成功，表现在创作者在艺术审美的法则指引下对“涉案剧”的题材内涵的开掘、人物形象的设计、情节元素的编排、叙事策略的把握等方面，都在追求不同于一般“涉案剧”的“创新”，都在追求不同于一般“涉案剧”的“个性”。
就题材内涵的开掘而言，按寻常的做法，监狱里的故事，就是司法管教人员管理和改造服刑人员的故事。这样的管理和改造，一定还会同时涉及到服刑人员的犯罪事实，一定会“涉案”。既然“涉案”，就一定要通过展示“作案”和“破案”的过程，来揭示犯案人的邪恶与凶残和办案人的正义与智勇，达到喻世、警世和醒世的目的。《女子监狱》则不走这常规的老套路，创作者对题材的意义内涵作了更为深邃的开掘。某省女子监狱第三分监区里，众多服刑人员的“涉案”故事虽然都有闪回的镜头作了展示，用人物的语言作了交代，但那“案”中的暴力和血腥却全都尽量淡化直到弱化为零，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铺陈。全剧“涉案”叙事的“超越”和“做大”是在于揭示“作案”人的人性的扭曲乃至泯灭，在于这些犯案人员被改造过程中人性的校正以至复苏。连接在全剧叙事主线上的，是充分展示这个女子监狱里的以海兰、毕青青、邢静、陆丽、柳梦燕、孟方正等女警官们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的灿烂光辉的普照。
就人物形象的设计而言，《女子监狱》始终把镜头聚焦在监狱里女警官和女服刑人员的身上，为女警官海兰和她的同事们造型，不仅说她们对信仰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生活的坚定，说她们的种种崇高品质，还特别说到她们在女子监狱这个极不寻常的空间里特别的生存状态和特殊的文化心态。海兰的一切作为，举凡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形象风采、言谈举止乃至审美情趣，其精粹全都浓缩在她对服刑人员的“法德结合”的改造或转化工作上来了。就是这真、善、美的人性，像一把金钥匙，开启了女服刑人员紧闭的心灵之门。而苏琳和她同监的“室友”们，也不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服刑人员。正是在海兰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无处不在的真情感染下，苏琳这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女服刑人员，才能从自己往日的情感伤痕和当下的情感误区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交代和揭发了自己的“伪证罪”后面隐藏着的重大经济犯罪活动，走上了再生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不同的特殊的群体之间，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的“两极”了，应该说，在对女人共性的描写基础上，这些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同类题材相比，有她们不可多得的新意。这，也是全剧的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
就情节元素的编排而言，人们印象中的“涉案剧”一般都是讲究情节要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都会是一种悬念丛生、腾挪跌宕的“强情节”叙事编排。《女子监狱》则不同。它是一种“涉案剧”中格外显得“另类”的“弱情节”叙事的编排。从观众的“求知”、“窥秘”的审美期待来说，所有服刑人员的入狱故事甚至其情感故事，其实都没有什么“悬念”可言。然而，看《女子监狱》，人们却照样被吸引，被感动，照样感受得到思想上的震撼，艺术上的感染。它靠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的真实。比如，中秋节探监时节，海兰一身便装以“姐姐”的身份探视肖可可，感动得渴望亲情的小丫头失声痛哭，也就感动得观众禁不住动情动容了。更有她对苏琳的所有的细节“戏”，无论是严格地管教，还是宽厚地感化，也都点点滴滴沁人心脾。
自然，我说“涉案剧”从《女子监狱》这里开始突围，也不是说，“涉案剧”从困境中突围只有《女子监狱》这一种模式。艺术贵在创新，贵在有自己的艺术个性。电视剧艺术也理当如此。我当然也期待，还有比《女子监狱》更为成功地突围也更加健康有益更加具有新意和个性的“涉案”题材电视剧的问世。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9月15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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