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域外杂记刘 媛双层城市
最近，拉法耶同学打算在地下采石场开生日聚会。我觉得地点有点古怪，同皮埃尔提起，他笑着问，对脚下的世界你有什么看法。我记得曾有人将巴黎的地下形容成一块千疮百孔的干酪，而维克多·雨果则将其称为“城市的良心”。不管怎样，历史的碎片都在那里沉积着。皮埃尔说，对现代的巴黎人来讲，地下不仅包含着曾经的神秘更是洞穴族的天堂。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们来到奥塞码头，由此可以走向巴黎的腹地。脚步不断向下，我发现这里并不像雨果描绘的那么阴暗潮湿。四壁整齐，更仔细地刻写着与地上相对应的街道建筑的名字。墙画错落精致。纵横的排水管道不曾披着蜘蛛网，淅沥的流水声自管道中传出。
在这座神奇的地下城池中，不断有人走过，与地面上擦肩而过的人并无区别。皮埃尔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族，大部分属于探险者。爬过阿尔卑斯山、游过塞纳河、走过波罗涅森林，地面上的风光已经不足为奇，于是探索地下世界成为新的追求。探险者们往往像矿工一样配备安全帽、手电筒和高帮胶皮靴，对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地方最感兴趣；另有部分洞穴族是历史爱好者和自发的文物保护者。因为巴黎的地下世界藏有数之不尽的历史陈迹，即使是一小幅涂鸦也可能出自大革命时期的某位先驱之手。最后，还有些在地面上生活不愉快的人。他们到地下世界安静独处，充分体会地球母亲怀抱的温暖。
洞穴族们喜欢在采石场附近的地下世界举办各种聚会。因为在地面上组织聚会经常被邻居投诉，租赁专业场地的费用也越来越昂贵。目前这里就像一座城市中最现代的部分。越来越多的洞穴族在这里创造自己的地下空间，拉法耶的地下画室便是其中之一。
走出地下世界，雨刚刚停。身后的洞穴族深深呼吸一口空气，走向地面上自己的家和工作场所。可以看出，他们的脚步轻松了许多。云中漫步铃儿英勇抹黑
准备迎客。我对着镜子把一根翘起来的头发捋平，打量了一下妆容，走到自己的迎客位置。
主任乘务长突然盯着我的领子吃惊地问：你的领结去哪了？我本能地用手去摸，只摸到一颗冰凉的金属扣子，那个鲜红的结———不在！怎么可能呢？出门前，我还特意把那两颗用于固定的暗扣按了又按的啊！我四下寻找，翻开坐垫，打开扶手，拉下行李架，大家也齐心协力帮我找，从厨房到客舱，到洗手间，到过道，到客梯车。我顺着客梯冲到飞机下面，问保安：“看到过一只红色的领结吗？”那保安在大风里眯起双眼，望着深邃的夜空，似乎在告诉我：可能被刮到天边去了。
严重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主任乘务长不在这一项上给我打零分，我也没法和自己交待。看看大家，领子下，都被一个三角梅一样火红的结装饰着，而我，因为没有那一点火红，整个人都显得苍白无力。那缺少的一点点，像是彻底的否定，和穿着买菜时穿的大T恤站到我们的空乘队伍里没什么区别。
我去中舱问虹：“你看我今天戴了领结吗？”她回忆道：“看见过，又好像没看见过。”虹急中生智，把自己的领结摘下来，递到我手上，大义凛然地说：“你在头等舱，咱们要保证头等舱的档次。”
客人来了，我上前问好，因领子下面的火红重新找回了自信。拿拖鞋准备发给旅客时，在一片暗灰里现出一团红色的光：一只双层的、三角形的红色的领结。原来，是我刚才清点机供品时太投入，以至于把领结都拽了下来，连带着放进了储物柜。
我捧起它，立刻把这一喜讯传递给了全组。
它不过是一只领结，和成千上万个穿同样制服的乘务员衬衣上的那一只一模一样，可它的价值，也就在这一模一样上。没有它，我就会窘迫，会不安，会觉得和大家格格不入，会觉得损害了整体形象。
同事菥菥那晚去发廊染发，对老板千叮咛万嘱咐，别太黄啊，别太红啊。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啊！阳光下，她的头发正闪闪地发出金黄的光！眼看就要报到了，菥菥的耳朵都急红了，在屋里转来转去，一回头，瞥见了鞋柜下的黑色鞋油……幸而，那天她只是备份，报完到，她顶着一头的鞋油味，飞奔去了发廊。
为了不给集体抹黑，只好给自己抹黑。正在白话郑 平一根黄瓜与一根手指
有一年春节，北京市场上的黄瓜卖到24元一斤，哪一年我忘了，只记得当时我在大学当老师，月工资是46.8元，也就是说按照我当时给学生们解释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假如我在春节的餐桌上很奢侈地吃掉一斤黄瓜的话，代价是在讲台上吃半个月的粉笔末———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无尘粉笔。
这样的黄瓜，金贵得很。我在菜市场看见绿油油的黄瓜们苗条的身姿排列得出奇的整齐，并骄傲而清高地与茄子辣椒西红柿们远远地隔开，单独享受着一块显眼而宽敞的木板，并且，那木板上还铺上了白布，顶花带刺儿的娇宠物的确显得比较特别。我刚一伸手，卖菜的警惕地拦住了：买不买？不买别动手！我手尴尬地收在半空中：看看还不行啊？菜贩子上下打量我一眼：您老那粗糙的手一碰这黄瓜，刺儿没了，花掉了，24元钱谁要啊？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再看看那娇嫩的黄瓜，一时还真算不过来：假如我手指骨折一根的话，自己的经济损失是不是还顶不上一根黄瓜？要知道，我们那时候可还享受着公费医疗的美好待遇呢。
一直不明白北京人为什么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瓜那么高的待遇，有人解释说北京人炒什么菜都拿黄瓜当配菜，都成了习惯，没了黄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有人说是节日里图的是那点绿色，反正越是正式隆重场合，越是少不了。
当然那是春节，应景不应时的黄瓜才会身价百倍。平常，尤其是黄瓜满大街论堆撮的时候，黄瓜也是不值钱的东西，穿着平常的百姓随手拿起，在衣服上蹭几下就咯吱咯吱地往嘴里送，很不尊重。还听北京人说，过去没钱买水果的人家，都拿黄瓜当水果。我倒是经常亲眼看见有人就拿着根黄瓜下酒，吃得津津有味，喝得昏天黑地。一种极普通的蔬菜，由于季节的变化，待遇和价格竟然天差地别到这种程度。在北京生活的20年中，除了黄瓜我暂时还没有发现第二种。
有一年在南方老家过年，跟我妈随口说起这件事，我妈瞪大了眼睛再三追问：24元一斤黄瓜？跟咱家这边黄瓜一样的黄瓜？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我妈不自觉地欠了欠屁股，我知道她大概本能地想去外面买上一堆，让我过了年带回北京。我忙说：妈，那是过去，现在北京有了大棚，黄瓜也就是黄瓜罢了。动物世界二马驴子
去年我去外地旅游，偶然在一户农家外同一头成年驴子狭路相逢，我吓了一跳，对方也吓了一跳，并当即叫了两声以示抗议，那声音直冲云霄，有震耳欲聋的架势，当时把我吓得肝胆欲裂，刹那间还以为遇上了什么夺命猛兽，惊魂甫定，领悟到《黔之驴》里那只猛虎一惊一乍的心情了。
据说风度翩翩的英国人骂人最恶毒的话，就是“血淋淋的驴子”。大概他们觉得这句诅咒既有形式上的恐怖———“血淋淋”嘛，肯定惨烈得一塌糊涂了———又有现实性的刻薄，谁都知道驴子是蠢的，所以绅士们在气急了的时候破口大骂，必能获得从内而外的快感。
也有人并不认为驴子的智商值得鄙视。有个传说，十三世纪某神父，为了证明驴子的智慧，亲自驯养了一头驴，做了一个实验：把驴子绑在柱子上，只允许头转动，并在它嘴够得着的地方放下两捆一模一样的干草，结果驴子因为无法判断到底应该先吃哪捆干草最终饥饿而死。这确实是一头充满智慧的驴子啊，它为什么会饿死呢，因为它知道两捆干草是完全一样的，而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它是不敢下嘴的。所以说这头驴子死于深思熟虑，死得其所，它的死为广大饱受歧视的驴子正了名。只不过假如驴子们真有思考的能力，它们会不会赞成这位哥儿们舍生取义的勇气呢？还是宁愿像阿凡提胯下的那头驴子，一边翻书一边还会叫。看来笨一点不打紧，关键是找个好些的主人，驴子跟了阿凡提，不光显得有学问，还有饭吃，真是一本万利的美差啊。
只是绝大多数的驴子，既碰不上神父那样的学者型老板，更找不到阿凡提这种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智多星主子。于是它们只好被迫套上眼套，成天围着磨盘打转，或是负重跋涉。据说中世纪欧洲农民有在驴子眼前挂胡萝卜的习惯，为的是引诱那驴子一步步往前跑，钱钟书先生调侃说，至于最后能不能吃到那个胡萝卜，还得看主人的高兴。想到这儿，忽然觉得像我这样成天兜兜转转为稻粱谋的老百姓，和驴子颇有几分相似呢，成天巴望着能有一个阿凡提那样的老板，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一根怎么努力也吃不到的胡萝卜。湖边记江川澜街景
上周末，我在人山人海的超市买东西。我总发誓不在周末买东西，可是常常只有周末才有空。曾有人说过，走入这种巨型超市的购物空间，就是步入了后现代的典型场景，我宁肯把这样的文章看做是文字游戏。作为一个劳动人民，“低价就是棒”，什么后什么现代呢？贫与富，反正，永远都有阶层的分野。我在里面买了两件外套，多年以来我的衣服都是超市里买的廉价货色。
走出来，看见一中年女性和一高胖大白老外，正在仿若严肃地谈话。我并不喜欢关心别人的故事，不像很多写作者善于从邻居或者同事的故事里找到素材，或者在人群的面容或者一两句对白中找到人生。我疲惫不堪地只想回家，但是女性的英语穿过嘈杂的市声，因为她是如此坚定，毫不犹豫，而且重复：“Iwanttomarry（我想结婚）。”让人不由得凝神一阵。这句话真像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的那句名言：闪烁在没有氛围的天空。我怔了一下。然后是那个老外的声音：“Idontwant to talk aboutit...you...me...no（我不想谈这个……你……我……不）。”超市的人海中坚定地向男人求婚，口气又似乎撒娇的任性。左右是物的堆，前后是人的流。这个的确不寻常。或许这样的话最适合此时，或许她已重复了无数次，不在意这里的大气稀薄。
我忍不住回头，虽然我的步伐离他们越发遥远：两人都很不年轻，尤其是男的。而那个女性，这样年龄，会讲不坏的英语，目光坚定，还在追求这种千疮百孔的感情，我不忍细想，赶快到路边去搭车。但是我不好的习惯出卖了我，我随口对落在我后面的同伴讲了一句英语，那个男的居然用英语和我打招呼。这太出乎意料，尤其是旁边还有一位和他谈论感情的女士。我成了转移话题和气氛的对象，赶快结束，逃走。
一个多月没有下雨的城市，干燥的浮尘，路边的废气，让人呼吸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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