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见到陈丹淮是在成都围棋联合总会主办的“缅怀杯”围棋特别邀请赛上，这是一场专为纪念和缅怀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围棋事业的关怀和厚爱而举办的比赛。作为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应邀来川，参加了邀请赛。
不用任何人介绍，只要看见陈丹淮，就知道他肯定是陈毅的儿子，尤其是他笑起来的神态，和我在记录片中看见的陈毅几乎是一模一样。围棋界的资深人士告诉我，陈丹淮是陈毅儿子中最像父亲的一个，也是他，继续着父亲的热爱，为中国围棋的发展尽心尽力。所以围棋界中人看见陈丹淮，都很激动，我想他们是通过儿子的笑容看见了当年的元帅。
陈丹淮，是我采访过的行政级别最高的采访对象，其军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他也是我的采访对象里家世最显赫的。最初想到要采访他还是有点发怵，担心架子大不好合作，更担心由于背景的复杂，很多话都不好说。和他见面后，我才发现担心有些多余，陈丹淮其实就是一个心肠好的老头，具备一个好老头该有的习惯，比如愿意回忆，愿意讲旧的趣闻，当然，一个老头最愿意做的事是摸着孩子的头，和小孩讲自己曾经的热爱和光荣。
我就是借一个孩子和陈丹淮开始了交谈。那孩子不到10岁，在围棋上已经颇有点修炼，好像还参加了什么比赛，有点什么级别吧，在这次邀请赛上担任陈丹淮比赛的记录员。陈丹淮的对手由于塞车迟到了，陈丹淮也不急不躁，就那么笑嘻嘻地和小孩聊起围棋来。我借此插话进去，采访不知不觉就开始了。
后来想起来，陈丹淮还真是个很随和的人。我们谈话时，任何人插话进来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他都要回答，没有丝毫见怪的意思，说着说着，想起一个有关的趣闻，他也会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听，一点都不嫌麻烦。这从他的棋风也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凌厉之气，更多的是享受来自围棋思考的乐趣。他笑称自己下围棋，一是下着高兴；二是认识朋友；三是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胜负不是目的，当然，胜了更高兴。”虽然做人上随意，但在信仰上陈丹淮是个标准的共产党人，在他回答任何问题时你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忠诚。“红色家庭”的背景因此让人印象深刻。
父亲的诗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父亲陈毅元帅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中学课本里的《梅岭三章》，这让我感觉他是个与其他将军、元帅不一样的军人。您父亲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吗？
陈丹淮（以下坚持“陈”）：实际上以前我们对父亲的诗也没有全面的了解，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整理他的诗，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父亲的诗纪实，他有什么事情，就用诗来做一个记录，写他的经历、感情和感叹。客观讲，父亲的感叹没有毛主席的诗那样的气魄，他更多的是从他自己的位置对他所做的事情进行感叹。而且父亲写诗不是特别讲究炼字，一般都是很平和的记录，因而有些句子就不是那么严谨。所以，他曾经讲“我的诗不发表，等到以后改了再说”。
记：写他的感情？这个感情中包括爱情吗？
陈：他要写情诗，这在我们中国领导人中是很少见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他写了首《佳期》，“一笑艰难成往事，共盟奋勉记佳期。百年一吻叮咛后，明月来窥夜正迟。”这个“百年一吻”是非常浪漫的。我认为父亲的诗内容是很丰富的，像他的代表作《青松》、《梅岭三章》，那是一种非常豪迈、悲壮的情怀。他也写白话诗，最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写了，有几首诗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还非常抒情。在战争年代，他还写过田园诗。过淮河时他在路上写过几首诗，是纯粹的景物描写，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那几首诗在我们刚开始整理的时候，并不怎么重视，可是赵朴初老先生跟我们讨论———因为父亲讲过有些诗要修改，我们就请赵先生来看，哪些需要稍微改一改———“你们认为父亲的诗哪一首最好？”这一问把我们都问懵了：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两首吗？他说这两首咱们不说，你们认为还有哪首最好？我们都认为还是红军时候写的诗好，有军人铁马金戈的气魄，可是赵先生说：“不，你们父亲在淮河边上写的诗最好。那两首诗什么口号都没有，用词和景色写得好，我最喜欢。”
记：一个纯粹的诗人写的纯粹的诗歌。陈：对。这首诗还有个故事。当时的杨漱石是新四军政委，要整我父亲，到处收集父亲的材料。他看到这几首诗，就拿去给四师的师长胡雪峰看，说“军长他这不是资产阶级情调吗？格调就不对嘛”。胡师长看了以后说：“我可不这么看，这诗写得很好呀，写的是祖国的山河。如果一个人对祖国感情不是很深的话，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结果两个人就没有谈拢。（笑）
父亲让我学理科
记：提到父亲的诗歌，我想您个人感受最深的应该是那首《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吧？
陈：那首诗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确实也背不下来，因为太长了，不过诗里基本的意思还是很清楚。他说你要做一个革命者，你要记住你是共产党人的儿子，要用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人民服务，忠心不移。还要求我要勤俭，努力学习，很多要求啦。这些意思我印象深刻。
记：这首诗写作的背景是您要去哈军工读大学。好像当时很多元帅的孩子都在哈军工读书，这是当时家庭的一种要求吗？
陈：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那个时候，哈军工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各个学校很自然地把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推荐到那里。我们学校第一个推荐的就是我，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基本上是5分，只有体育、音乐有时会得4分，加上我的家庭出身，自然就被学校推荐了，然后他们才来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第一个被推荐的，哈军工来招生的人还找到我，把学校准备保送的名单给我看，问我这里面的人怎么样。我一看，说这个名单上的人学习成绩都是上等的，但不是最好的。他说：“那怎么行呀？”我说：“因为清华、北大要考分，如果把最好的学生都招到你这里来了，学校的考分就低了，学校的声誉就有问题。当然，当时还有些最好的学生，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也不能去哈军工。”他一听，说：“那你看还有没有最好的？”我还给他们推荐了一两个呢。
记：您选择上哈军工，是因为要继承父亲的军人职业？
陈：那也不是。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都可以，因为我的成绩到哪里都不错。实际上当时保送的方案还有一个是北师大，因为我们是北师大附中。只是我当时认为中国特别需要国防科技的人才，而且就像前面讲的，最好的学生到处都争着要，这样弄来弄去就变成好像我去哈军工是最合适的了，如果我不去，好像就没有人去了，那样我就不对。说实话，当时如果真的非得保送我去北京师范大学，我也会去，感觉做老师也没什么不好。
记：不过您父亲也许不会赞成吧？因为他反对过您大哥读文科，他是希望你们去读理工科吗？
陈：对，他是有这个意向。我们父亲平常很民主，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我们去读文科。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当时的观念认为学文科的孩子都是成绩不好的（笑），另一方面，父亲认为学文科，只会夸夸其谈，没有真实的本领。文科当时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说实话，父亲不要我们学文科，除了这些原因，还有就是他不愿意我们搞政治。他讲过一句话，你们还是去学科学的好，实在不行，才学文科。
记：为什么在学文还是学理上父亲有这么明确的说法？
陈：因为文科要么学政治，可政治是学不出来的；要么学历史，或者搞新闻，可是都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也不适合，不喜欢。我想父亲可能也看不到我们在文学上的才华，所以他认为我们还是搞科学的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父亲对搞政治，是有一定的看法的。
记：可他自己就身在其中啊。
陈：他搞政治是被逼上去的，原本他并不是要搞政治，纯粹是被逼上梁山。在旧社会，他找不到出路了，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因为父亲想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实际上他探索这条路的时候，最初学的是文科，但去国外勤工俭学的时候，他学了化学，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实习工程师，他觉得这个对改变中国的面貌起不到什么作用。后来他回国搞文学，在报纸上写了很多文章，但被人说太左了。结果是没有出路了，最后他才下决心参加革命。其实在法国的时候，赵世炎就说：“你来参加我们共产党吧。”他说：“不，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当然最后，他还是加入了共产党。我父亲对我们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一旦确认的事，决不回头。我一旦确认我入党了，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解放以后，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现在不是政治问题，是科学、工业、经济的问题，所以他希望我们搞这个。当然，父亲还认为，政治上他们那些人足可以顶住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把科学、工程这些带上去，他要依靠专家。所以他对下一代的希望也是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记：当后来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波时，您一定会觉得父亲当初让您学理科是很正确的决定。
陈：肯定是的。其实不光是文化大革命。时间长了，父亲也看到了党内的一些情况，他不愿意我们加入其中。何况说实话，他在路线斗争上还是有“前科”的，他觉得如果我们从政的话，说不定哪天他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而且，运动来了他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因为他敢讲啊。如果我们是搞科学的，那影响就会很小，最多就是不用你了，不会像做政治的，一下就倒了。文化大革命时也确实是这样，我是搞技术的，所以对我影响真的不怎么大，只是冷淡我，不用我而已。
记：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陈：这是他的经验和体会吧。我做的工作，一直是科技，从具体的项目到管理，应该说还可以。因为走上了管理部门，我没有成为院士，没有在技术上做出重大的成就，但是毕竟还是为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这种选择还是不错的。
记：出身于这样一个凡事需要深谋远虑的高干家庭，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陈：肯定有影响，但好坏看自己。如果你很努力，这个身份对你还是有作用的；如果你很不努力，这个身份也还可以庇护你一阵子，但只是一阵子而已，不能终身。关键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客观地说，有的时候还是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记：好的地方是您可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陈：对。但是不好的地
方也有，比如有时一句话，如果是别人说就没有什么，你来说就很不好了。像下围棋，别人下无所谓，我下人家就会说，你看他，就是不认真工作。这也是身份带来的压力。还比如，你取得一点成绩，人家可能会说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另外，确实也有人把你视作他的对手，要压制你，因为他认为你可能机会更多一些，这样也是有暗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和普通人也是差不多的，有机会，也有暗箭。机会多，暗箭也会多。
我和围棋
记：围棋界都有这么一个传闻，陈祖德说您对中国围棋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因为当时“四人帮”要撤消中国围棋队，是您给中央领导送了一封信，才改变了被撤消的命运。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陈：这个应该还是郑敏之起到一些作用。当时他们正着急，郑敏之找到我，我把信送给了邓毛毛，我说你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你父亲。后来邓小平就批示了，国家围棋队就保存下来了，这就等于把火种保存下来了，所以1976年以后，中国围棋马上就重振起来了。
记：您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是因为父亲对围棋的感情吗？
陈：围棋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应该保留，它也蕴涵了我父亲的很多心血。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四人帮”这样摧残我们的国家，我们还是很气愤的，不敢大骂，但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出难题：你不是想让它解散吗？我们就要把它保存下来（笑）。所以就做了。
记：做这事风险大吗？
陈：比这风险大的事我都做过。不过围棋这个事，还是一个大环境。我父亲去世以后，周总理对围棋还是很关心的。当时搞一个大的中日友好代表团，总理就指名要陈祖德参加。那是在1973年吧。因为这个大环境，陈祖德才雄心又起，来折腾这个事情，中间遇到困难了，我才帮他送这么一封信。平心而论，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围棋上，陈祖德还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坚持下来，才保存了围棋的火种。
记：除了诗歌和围棋，父亲还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
陈：他的历史。可是我们过去了解不是很多，因为他去世太早了。他在世时根本没有这个想法，等他去世以后我们才发现，他留了许多真空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但是第一手材料没有了，他已经没法跟我们述说了，我们只有从其他方面来认识。这很遗憾。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很多的往事淹没在时间的流逝中，只有一些精神会留下来。我想我父亲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但再往后就很难讲了，一百年以后就很难说了，毕竟历史人物太多，匆匆而过。
记：您的年龄也是经历了世间的沧桑变化，其间还有父亲的光荣和骄傲，这些给您自己留下了什么？
陈：将来你岁数大了就知道了，历史能够给人留下的只有怀念，不可忘却。包括我自己，现在退休了，对过去的东西也是怀念，不可忘却。其他还有什么呢？没有了。虽然还想做点什么事情，但毕竟这个舞台是现在的人们的了，我们不能创造历史了，只能是回溯历史。
记：父亲是元帅，您是少将，没有比父亲走得更高，遗憾吗？
陈：没有遗憾，越过越平凡是必然的。古人把话都说得很清楚了，官不过三代，富不过五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地辉煌，该忘却的就应该忘却。想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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