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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英赵薇新唱片制作人、维京音乐公司总监姚谦接受本报专访
对话人物:姚谦本报记者李志明实习生王昊对话地点:凯宾斯基酒店对话时间:2004年11月15日
采访手记
姚谦本是一个不为普通歌迷所熟知的人,最近却和当红女艺人刘若英、赵薇一起频频见诸报端。原因很简单,刘、赵是签约维京唱片的歌手,而姚谦则是她们的歌词作者、音乐制作人及维京唱片公司老板。
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歌手的发布会上,甚至接受采访、协助歌手宣传,这本是很多唱片业高层不愿去做的。但姚谦却不以为意,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以让他更快地适应内地的环境。
比起其他唱片公司高层来,姚谦的确有更多话题可以和媒体一起探讨,因为他有着词人、制作人和公司运营官的多重身份。
能够同时胜任这么多工作的人无疑兼备丰富的理性和感性思维,姚谦在接受采访时,可以毫不忌讳地讨论自己在公司的“创作特权”问题,也很乐意直接回应刘若英歌迷对他歌词的批评,还认真地和我们讨论写歌词中“赋、比、兴”应当怎样运用。
可以看得出来,姚谦是个很开明也很固执的人,他在艺术家和商人之间游移不定,不停地调整着,试图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姚谦:在内地让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感到自己在学习,在进步。本报记者张涛摄
姚谦,台湾知名音乐人、词作者,现任维京唱片公司总监。多年前,由姚谦和黄国伦创作的《我愿意》和《味道》分别由王菲和辛晓琪唱红,确立了他在台湾音乐界的地位。后来姚谦所在的点将唱片被百代收购,他便跳槽到索尼,捧红了李玟和王力宏。
三年后,他又命运般地回到百代唱片旗下的维京公司,一做就是七年。前不久,随着维京唱片设立北京办事处和刘若英发行新专辑,姚谦也频繁地开始在内地活动,并推出了公司签下的第一个内地歌手赵薇。
谈爱将:刘若英内敛精准,赵薇单纯内在
新京报:这段时间,刘若英和赵薇的唱片都发完了,你是不是也该松口气了?
姚谦:没有,宣传的压力很大,连我都在忙着帮赵薇做宣传,如果我还有一点价值就尽量利用吧(笑)。前期的创作过程是非常愉快的,但在宣传的过程中我必须重复说明同一件事情,还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把握得了的,比如今天你问我什么问题,我肯定没底。
新京报:同样是维京的签约歌手,但我感觉刘若英和赵薇差别很大。你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为她们定位、作策划的?
姚谦:作为一个艺人的规划者很多时候你要面临抉择,因为每个艺人每个时段都要有一些进展。我一直认为刘若英不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所谓的唱歌很厉害就是指技巧、发声、表现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但她又很会唱歌,就像她演戏一样,表达内敛、精准,平淡入妙,我觉得像这样层次的歌手水平很高,所以在歌的内涵上面我会着重把关。表面平淡,情绪深沉,就像张爱玲的小说一样。现在的奶茶可以“四两拨千斤”,用最婉转、简单、白话的方法来表达深层的东西,我希望她是这样的一个艺人。
坦白讲,没见到赵薇之前我对她印象不是很好,她演电视剧那么红,还唱《大魔咒》这种歌,应该会不适合我的风格吧。但第一次见面之后,我突然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发现这个女孩其实很有想法,也很真诚。在我眼里她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直接而敏感。所以我在她的歌里面就加了一些“人的特质”,从用字到选音乐上,都希望“人的特质”能够清晰一些。
我对赵薇这张唱片的定位,就是曲式简单,风格统一,单纯而内在,不需要任何夸张的技巧,赵薇现在就适合这种风格。内地艺人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都想尝试,我觉得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赵薇需要有人帮她整合,按阶段性努力尝试,而不是一年就完成知名艺人十年的工作量,那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据说赵薇曾经表示想唱摇滚风格的歌曲,但最后没有实现。
姚谦:赵薇刚和我们签约那段时间,一直在听摇滚,听得多了,自然就想唱。
但她是一个专业艺人,有义务展现出自己最精彩的一面。我不是说她不能唱摇滚,但唱摇滚有一些必须的背景、思维、音乐支撑点,现在她不能胜任,但我不认为她将来不可以。
谈工作:不觉得身兼三职会有什么冲突
新京报:我之前采访过很多你们公司的艺人,包括刘若英、赵薇还有萧亚轩,他们都跟你私人关系非常好。但同时我又听说,你是一个有点“专制”的老板。你觉得在和这些艺人相处的时候,是私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多一些?
姚谦:工作关系为主,但因为共同经历一些辛酸苦辣,肯定会有累积的“革命情感”。工作上,表面上是我和他们讨论,但是私底下我的主观意识还是比较强。我的脾气虽然好,但是很固执。也可能是因为我比她们年长,资历比较深吧,所以每一次我都让她们听我的(笑)。
新京报:你在唱片公司同时担任了三个角色:创作人、制作人、同时还是公司的总监。你是如何协调这三种身份的?
姚谦:我认为这是一个“拿捏”的关系,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比如人员缩减,我必须监管数职。你跟艺人之间不是做买卖,是一个包承的关系。我一直不觉得创作、制作和运营之间有冲突,这是一个“大创作”,关键在你怎么把握这个尺度,而不是角度问题。
新京报:提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你给赵薇和奶茶写歌词,歌手或者公司其他人员如果有异议,这种异议会不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效?因为你自己掌握着音乐上的决策权。
姚谦:刘若英这张《听说?》里,我有两首歌词被退掉。赵薇的《飘》专辑里面的一首《天使之名》,我写了四遍。制作小组里面除了我还有两个人,选歌的时候是综合大家的意见。选曲选词,先不看作者是谁,而是要歌手唱得顺,而这里面我有决定权,也有人监督。人对行业的客观度是需要训练的,我的稿子同样也会被制作人退掉。
谈市场:我对内地的音乐市场很乐观
新京报:如果不算刘欢的话,赵薇应该是你签约的第一个内地歌手,进入内地音乐市场以后,你觉得内地风格和音乐环境跟港台那边有什么不同?
姚谦:我对内地的音乐市场很乐观,但是不觉得做音乐会挣大钱。在内地让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感到自己在学习,在进步。就像我今天在跟你聊天,我也在学习。
内地和港台记者问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地方媒体的好奇点是不一样的,而同时又能代表当地的消费者。
新京报:目前内地很多歌手都开始套用港台包装歌手的成功模式,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姚谦:我不觉得港台有什么特别成功的模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也许在那个时候就非常适合,到现在不一定就行的通。比如说那英,她的嗓子就是一颗不可替代的宝石,你看她嗓子并不是特别美妙,但那种磁性是不可抗拒的。当然你最好别跟她说话,一说话感觉就没了(笑)。我不觉得是台湾人把她做成功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台湾市场很好,但她的音乐放到印度也能火。
并不是台湾的制作团队有多么在行,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在内地做歌手,我最不愿意听别人说这是港台模式,市场不一样,方法也要不一样。
谈音乐:只有创意和真诚才能感动别人
新京报:采访过一些台湾知名音乐人,他们认为近些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低谷,歌坛也更偏重于商业化而变得浮躁,你对这种看法认同吗?
姚谦:商业运作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最近这几年,在创作上面我非常快乐。可是很多非创作的问题很折磨我,刚才在进门之前还在跟别人谈“钱”的事情,歌手录制的花销,创作的支出,最后挣不回来怎么办?
但是如果太商业化,没有人做发自内心的好音乐,反而谁也挣不到钱。当所有音乐的结构、模式甚至煽情的角度都开始变得雷同,音乐内在的东西就会失去,除了传达“我爱死你”、“我恨死你”之外还能表达什么?
所以我就会尽力在做音乐时有更多变化。我不是要颠覆,而是要往前进,怎么才能更进一步,而不只是复制过去成功的商业模式,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也许这样说我老板会不高兴,但我真的不认为我有义务要为下一张唱片卖10万张而努力,而且我相信没有什么做音乐的人真的能单为了10万张这个数字去努力并最终获得成功;如果成功了,那也一定是他的创意和真诚感动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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