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痛苦
李真他至死恨的是女人，是情人于秋蓉。
在李真一审案件开庭前，我在专案人员的陪同下在河北省某市采访了刚刚从看守所出来，仍被“监视居住”的于秋蓉。
于个子不高，人很精干，瘦削的脸上依旧挂着一丝惊恐。她说：“我现在虽说比过去好多了。但案子没有结局，现在每天外出活动还要向派出所报告。不知将来是什么样子，一直担着心。”
她说：“其实这种担心早就有了。在李真出事前，我的生活就到了苦不堪言的程度。李真非常霸道，自从和他有了那种事，我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但我必须表现出爱他并乐意享受他对我的爱。他不允许我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个性。我通过贸促会认识了一位加拿大外商，人家也想请我到加拿大看看。可是他不同意，横加干涉，弄得我也没去成。他太狭隘，我交朋友、做事业，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他的视野。我连正常的朋友都不能有。我到外地出差，他就让人跟踪我，他爱得我都没有尊严了。朋友们逐渐对我敬而远之。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我正和朋友们一块吃饭。他就问：‘跟谁一起吃饭？’我告诉了他，其中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就让那人接电话，一通话就是一个小时，弄得大家饭都没吃好。所以到最后不管和朋友们干什么，只要李真一来电话，我就害怕。”
她还说：“最苦恼的是，我不能再有常人的工作和生活，我的生活基本被他打乱了。他只要高兴，或是心中不快，就给我打电话，不管是什么时候。有时我刚刚躺下，他就打电话过来，一通话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一个月的手机费要4000多元钱。我被折磨得睡觉前要吃安眠药。你想一想，人要长时间靠吃安眠药睡觉怎么受得了？再有几年，我非得精神病不可。”
于秋蓉说：“他不单单是爱，一日有恩，你就得终生为报，就得没有人格地依附他。以李真的个性，我提出分手他不会答应。我虽对李真有种依恋，但不是爱恋，是对一种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势的畏惧和臣服。特别到后期，他听说中纪委要查他，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我稍有不顺着他，他就发脾气训我、骂我。有一次，又谈到中纪委要查他时，我就说了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没想到这一下子触怒了他。他上来就把我摁倒在床上，扼住我的脖子，打我，好长时间我才喘过气来。”
据办案人员介绍，自1996年冬季以来，于秋蓉曾先后多次将受贿所得的80万元存折、存单和收受的一些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存放到北京某银行保险箱内。2000年3月1日，于秋蓉得知李真被“双规”后，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在第二天，也就是2000年3月2日将其取出，让其外甥女转移到沈阳某银行保险箱内。
于秋蓉在回忆那段潜逃生活时说：“潜逃的滋味太难受了。白天魂不守舍，夜里噩梦频频。夜幕降临时，庆幸躲过了这一天，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更沉重的精神压力……我最后想，宁可接受法律的制裁，也不再过那种非人非鬼的逃亡生活。”
2000年4月24日，她向专案组投案自首。
于秋蓉谈到在看守所的感受时，至今还心有余悸。她说：“第一次脱下名牌服装，穿上囚服，很难受。我是含着泪穿上的，告诉自己：你成了罪犯，不再有尊严。有人来查监，就得抱住头蹲在墙边。每天都梦想着出去。心情都糟透了，想老人、想孩子，也想李真，怕因自己的交代毁了李真。可不交代又不行呀！”（待续）
顾晨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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