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翰：酒瓶里喝出史学家(组图)_影音娱乐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史学家(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2月16日11:01 新京报

　　清史大家回忆燕园岁月，燕京名师风范薪尽火传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的毕业照。虽然也曾在哈佛求学，但他更以燕京的硕士学位为傲。

燕京大学校舍旧影，当年这里曾留下王钟翰东倒西歪的醉酒身影。

　　王钟翰近照：身傍系列“清史考”著作，当年的好酒青年已成了学界大家。

　　人物

　　王钟翰1913年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本科毕业之后在燕京继读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先是辗转天津，后到成都燕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为中国民族大学终身教授。

　　1949年之前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清史，1949年之后由清史转入满族史研究。受顾颉刚影响，在清史研究上形成“质疑”的风格。主要专著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等等，合著及主编著作多部。

　　学术焦点

　　坚持“雍正篡位”

　　“雍正即位问题”是清史学界一个著名的论题，秉承顾颉刚“疑古”精神的王钟翰曾发表《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文，认为康熙本拟传位允禵，雍正伪造遗诏夺得皇位，和孟森等学者一同将雍正即位疑案由民间传说上升为学术课题。多少年来，清史界关于雍正夺嫡的争论历来不休。近年来清史界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雍正并非篡位，而是具有合法性。不过晚年的王钟翰谈到这个问题时，依然坚持自己早年的学术主张。（陈远）

　　初入燕京与“六人团”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都南迁了，北京只剩下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三所学校中燕京名气最大，教学质量最高。

　　1934年，21岁的王钟翰在长沙雅礼学校毕业之后，考入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燕京大学。王钟翰回忆，他当时所在的历史系虽然是一个小系，但却颇有一点名气。当时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和学生人数相当。也是在这里，王钟翰遇到了在学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邓之诚和洪业。

　　在他四年大学生涯的第三个年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等大学都南迁了，北京只剩下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

　　三所学校当中，燕京大学名气最大，教学质量最高，所以当时最好的学生都报考了燕京大学。“当时在校园里，处处都弥漫着抗日的气氛，大家都不希望做亡国奴。在校方的保护之下，日本人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来抓人，但是他们买通了很多汉奸，帮助他们搜集燕京人反日的证据。

　　我们燕京的学生也不能总待在校园里啊，有些同学进城的时候，就在西直门被日本人逮捕了。”“学校里当时有很多小团体，七八个人，聚在一起，讨论的都是抗日的事情，平常听不到的消息也可以在这里听到。我参加的第一个团体是‘六人团’。‘六人团’最早由宗教学院的六个人发起，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六个人坐在一桌，边吃边讨论问题。‘六人团’后来逐渐扩大，我加入的时候已经有比较多的人，那时候侯仁之（注：历史地理学家，现居北京）也已经是其中的成员了。

　　当时燕京采用的是‘包饭’制度，一个月六块钱，吃得很不错：早饭时豆浆、油条，还有一点小榨菜；中午六个菜，两荤四素，六个人一桌，晚饭也是如此。”

　　“醉酒事件”与“拼酒事件”

　　“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1938年，王钟翰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旋入研究院史学部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不过王钟翰最深刻的记忆出人意料，不是燕园里面好读书，也不是呼朋引伴，甚至不是大师们的谆谆教诲，而是喝酒。

　　“在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了酒，过马路的时候摔倒在马路旁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

　　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再喝这一杯。’邓先生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也不会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待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却在燕京里面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燕大心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会到燕京“拜访”。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王钟翰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九十一岁的王钟翰说起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燕京没有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驻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

　　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京大学去，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去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善于处理关系的司徒雷登还会请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是个比较大的客厅。

　　有一年秋天，华田到燕京大学，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员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找了我。华田摆了10瓶啤酒，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打不过你们，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九杯，华田已经瘫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十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是心里欢欣鼓舞，华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为此事做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我们的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

　　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的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

　　三位老师，三种风范

　　从打上课铃开始，顾先生不停板书，从黑板左头写到右头，行书写得很快，约莫四五遍，下课铃一响，课也就结束了。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

　　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

　　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王钟翰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然而他把这篇文章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看时，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正如严父慈母之于牙牙学语孩童。

　　同是在1936年，对王钟翰学术思想起了重要影响的老师是顾颉刚。王钟翰回忆顾颉刚讲课的情景：所谓讲述，其实并不多讲，几乎完全是抄黑板。从打上课铃开始，顾先生不停板书，从黑板左头写到右头，行书写得很快，约莫四五遍，下课铃一响，课也就结束了。

　　这样的讲课方式非但没有让学生感到乏味，反而都聚精会神，惟恐下课铃响。原来顾颉刚在黑板上所写的都是他平时读书心得，对古史的疑问和考辨，大都是学生们深信不疑或视为当然的。“现在突然被顾先生提了出来，大家先是惊愕，继之是兴趣盎然，思之再三，终是佩服。”王钟翰最终成为清史大师，固然离不开邓之诚与洪业两位良师在专业上的指引，而其“质疑”的风格，则与顾颉刚关系莫大。

　　王钟翰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助教。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本人关闭，王钟翰去了天津一家毛织公司工作。为了解决当时留在北京又不愿在日伪学校任教的老师们的生活困难，王钟翰每个周末都往返于京津之间，做一点小生意，并且把他在毛织公司的工资拿出来与老师共用。

　　求学哈佛，“无功”而返

　　“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在成都复办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推荐王钟翰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8月底，王钟翰初到美国，他在哈佛碰到杨联升（哈佛博士，后任汉学教授），杨联升问他：你这番来美国，是想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王钟翰觉得很奇怪，杨联升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应当选易于学的，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问，那就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博士论文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合哈佛博士论文的要求，在与洪业打了招呼之后把王钟翰叫到办公室，说：“你的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了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美国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他都生活在燕园之内。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满族史。

　　1957年，王钟翰被打成右派，划分右派的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有感情。”口述：王钟翰（91岁）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部分内容参考王钟翰著作《清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