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森：做戏剧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图)_影音娱乐

牟森：做戏剧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1月06日14:17 新京报

　　80年代戏剧《犀牛》、《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导演回眸往事

　　1995年，牟森的戏剧《零档案》应众多艺术节邀请，进行欧洲、北美巡回演出，一年内他参加了14个国际艺术节，至少抵达过20个城市的机场或车站，不停地演出、演讲和排练新戏。《零档案》在国外的成功确立了牟森在国内戏剧界的地位，尽管，真正看过这部戏的人寥寥无几。牟森的戏剧在人们的评论中，以口口相传和文本的形式而非舞台的形式为人所知。

　　从1984年到1997年，牟森的戏剧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校园戏剧、蛙实验剧团和“戏剧车间”。80年代并不是一个带给牟森光环的时代，人们熟悉的是那个在吴文光的记录片中，与另四位艺术家一样，边缘而另人感到悲愤的身影。

　　1997年，《零档案》在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牟森硬性中断了计划中的全美巡回演出以及国内外的一切戏剧活动，直到现在。

　　牟森简历

　　牟森，男。独立戏剧制作人、编导，电视策划人、编导。生于1963年1月22日。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曾在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工作过。创建过蛙实验剧团和戏剧车间。做过Zhongo网站的CEO.80年代舞台作品有《课堂作文》（改编、导演。1984年）、《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导演。1985年）、《犀牛》（导演。1987年）、《士兵的故事》（导演。1988年）、《大神布朗》（导演。1989年）等。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牟森在创造戏剧的同时创造过自己的“体制”。

　　一代人的青春期

　　新京报：你是1963年出生的，我在前面与格非的访谈中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处境比较微妙。既不是知青一代，又与知青一代联系紧密。

　　牟森：我一直觉得，在中国代与代的划分不是60-70，70-80.而应该是55-65，65-75这样一个概念。因此，我和格非的感觉差不多，我们与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交往，并没有什么代沟。

　　新京报：1980年，你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你上高中的时候，有人创办了《今天》，一些外国文艺思潮也开始产生广泛影响。你有没有什么体会？

　　牟森：我上高中时还在东北，那时候还谈不上有自我意识。我也没感觉到跟以前有明显不同。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这是在那时影响很大的两本刊物。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我印象特深的一篇小说，是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我对这篇小说的背景并不很了解，只觉得它营造的氛围非常吸引我。现在想起来，做戏剧的和写小说的对同样一个作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做戏剧的会特别在意氛围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当然，我那时并没体会到这点。

　　这其实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后来去搞戏跟我的家庭没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童年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只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比如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在邻居家看到过一套上世纪50年代的《大众电影》。这套刊物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明星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叫我无比着迷。熟悉电影的人都知道，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时候，这套大众电影就是我心目中好莱坞。历史存在的诸多偶然，也许就是因为这套《大众电影》，我才一直想要当个导演吧。

　　除此之外，在小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剧本，像《春风吹到诺敏河》啊，《丰收之后》啊。但所有这一切，并没让我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上高中的时候，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家崇拜的歌德巴赫猜想似的少年英雄。但我的特长是文科，于是老师帮我填了个志愿，高考的时候考了个高分，就上了北师大。

　　新京报：从1980年到1986年，你在北师大度过了6年。70年代末80年初，文学社团潮起云涌。据徐晓回忆，北师大当时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活跃的。

　　牟森：我在1980年进入北师大。后来休了一年学，又赶上一个5年制，所以上了6年大学。一进入大学确实能感觉到那种氛围。那时候，我们天天去听各种讲座。参加各种诗歌朗诵会，北师大比较有名的文学刊物，叫《双桅船》。那时候所有人都热中诗歌，我也抄过《今天》的诗。

　　80年代初的大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在课堂里，老师讲的还是老一套，但也会涉及到新的东西。

　　比如那时候教我们文学概论的一位马老师，给我们讲超现实主义的时候，就是完全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解阿拉贡的诗，“爱尔莎，我在你的眼皮上跳舞。”然后一拍桌子，说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人怎么能在眼皮上边跳舞呢？大家把这个当成一个笑话，但从另一方面知道了超现实主义，拼命找这方面的书看。

　　还有一份，不得不提的杂志《外国戏剧》。这本刊物太伟大了。我甚至在大学的时候帮助卖过这本杂志。

　　校园戏剧时代

　　新京报：听你的叙述，你在这个时期，还是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真正迈进一个圈子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牟森：追溯我的戏剧历程，主要应该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北师大排戏的阶段。1984年，80级要拍一部毕业戏剧，找我帮忙。

　　我那时在《世界文学》上看到一部西德作家魏克特的剧本《课堂作文》，非常喜欢，决定排演这部作品。这个戏的故事非常有趣。讲一些就要毕业的高中学生，每个人写了一篇毕业习作。讲述自己未来的经历。几十年过去了，老校友重逢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人生经历与这些习作惊人的相似。魏克特曾任西德驻华大使，也是一个经历非常有趣的作家。我将这部戏的剧照通过译者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魏克特，他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还给了我一张签名照片。这封信对我的鼓励可想而知。

　　1985年，我又在即将毕业的时候拍了《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当时，观看演出的有2000多人，戏剧界的许多前辈包括陈颙、林兆华都去了。那时候，为了拍戏，我经常骑着自行车跑很多地方。

　　这样认识了不少人，像陈颙这样的前辈对所有喜爱戏剧的年轻人都特别热心。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前不久，她刚刚去世，我现在非常想念她。他们这代人对年轻一代的帮助是不计利益得失的。

　　蛙实验剧团时期

　　新京报：你的戏剧是从大学开始的，但你在后来对校园戏剧并不是很推崇。

　　牟森：这主要要区别两个概念，什么是戏剧，什么是节目。所谓的大多数校园戏剧，并没有脱离一个排节目的概念，称不上真正的戏剧。

　　新京报：但是，真正开始确立你在戏剧界位置的应该是蛙实验剧团时期。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断裂。你有将近两年没有搞戏。而且这个时期，你真正是一个自由独立戏剧人的身份出现的。

　　牟森：在做完《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之后，我交上了我的毕业作业。当时除了论文还要做一个调查。我让陈颙老师帮我开了份介绍信，从陕西西安到四川重庆到走过多个省，对当时各剧团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调研。从调研上看，当时的戏剧已经比较低迷了。经过调查，我得出一个结论，电影电视对戏剧的冲击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戏剧低迷的根本原因在戏剧自身。我至今仍这样看。

　　毕业之后，我决定去西藏。那是一个我非常想去的地方。我在西藏话剧团呆了一年多的时间，基本没法排戏，决定回北京。在从拉萨回北京的途中，我很偶然的碰上了我在大学时候认识的一个工艺美院的朋友华庆。我记得在1986年春天，去民族宫看画展，华庆问我毕业去哪里，我说去西藏，于是就此别过。没想到在我即将回北京的时候又碰上了他，他当时正要去西藏。我告诉他我想回去排戏，并商定排《三姐妹》。回京后，我和华庆在圆明园见面。又一商量，觉得《三姐妹》太难了，而且不好玩。决定排尤内斯库的《犀牛》。当时，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戏剧、在体制外做的概念。只是想着回北京一定要排戏。于是四处找演员。孟京辉当时也很想做戏，于是也加入进来做演员。华庆做舞台设计。当时，我们想既然要排戏，就要有个剧团的名字。于是就随便起了个蛙实验剧团的名字，实验这个词我只是在这个时期用过。90年代以后，我就再也没用过这个词。

　　没有表演的场所，我就一家剧院一家剧院碰。最后，海淀剧院同意我们在那里演出。这种演出是纯粹的内部交流演出，不卖票，因此也不用申请演出证。《犀牛》的演出很成功，中戏的徐晓钟老师看了我们的演出，就希望我们能到中戏演一场。于是我们又重新排练，1987年12月在中戏的实验小剧场，重演了一场。

　　新京报：尽管，你刚才强调你在当时并没有强烈意识到自己是在体制外，独立地去做戏剧。但是，客观上，1987年，你是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你的生活怎么保证，你做戏的钱从哪里来。在我采访林兆华时，他说如果他不是依靠人艺，在80年代也是很难做戏剧的。这毕竟是一个集体艺术。

　　牟森：这些问题的确存在。我在排完《犀牛》后一直住在中戏的宿舍，住宿不用花钱。就省了一大笔开销。吃饭的问题则比较好解决。后来，林兆华林老师还专门借给我一处楼房，这在当时是特别大的帮助。做《犀牛》的钱完全是我自己凑出来的。

　　后面的戏再做下去，自己是撑不住的。所以这就有一个机遇的问题。有很多偶然。

　　1988年，《士兵的故事》是瑞士文化基因会赞助的。

　　新京报：在《大神布郎》时，你喊出了格洛托夫斯基。

　　这是不是从理念上预示了你在90年代与80年代的不同。

　　牟森：我当时只是推崇格洛托夫斯基的那种精神，我没有看过他的戏剧。也不清楚他真正的理念。后来去了美国我才第一次看到他的戏剧，当时的感觉是很震撼。

　　后来，布鲁塞尔艺术节的总监来华。看到《零档案》，于是提供的专门的经费，邀请我去布鲁塞尔艺术节做一出戏。1994年，我在布鲁塞尔艺术节演出《零档案》。这出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紧接着，在欧洲巡演。

　　退出戏剧圈

　　新京报：许多人很熟悉你这段经历，在国外的成功使大多数没看过你戏剧的人认识了你。1995年是你最忙碌的一年，你的戏剧《零档案》应众多艺术节邀请，进行欧洲、北美巡回演出，一年内你参加了14个国际艺术节（戏剧节），至少抵达过20个城市的机场或车站，不停地演出、演讲和排练新戏。但为什么获得这么大成功之后，突然刹车？

　　牟森：这其中原因很复杂，一方面，《零档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越过的高度。

　　另一方面，是我现在的深刻体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年要排这么多戏，依靠我一个人力量是很难应付的。

　　我没有经纪人，也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依靠。在国外获得成功后我非常想在国内进行演出。我从来没拿过演出证，所有的演出都没卖过票，我很渴望一场正式的演出。

　　1997年，我排演了马原的小说《倾述》，现在回过头看，我承认，这的确是不成功的戏。

　　在审查的时候，有官员问我，这部戏讲的是无因杀人，没有原因的杀人，那就是社会原因了？他说的确实没错。这部戏关键的一条线就这样被砍掉了。1997年，《零档案》在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我硬性中断了计划中的全美巡回演出以及国内外的一切戏剧活动，基本告别了戏剧圈。

　　口述：牟森照片提供：牟森采写：本报记者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