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下)(图)_影音娱乐

曹天予：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下)(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1月08日06:08 新京报

　　———关于找于立群谈话以及给郭沫若的第二封信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风波之后首次回到北京的曹天予。

　　2、从X小组成立到给郭沫若的第二封信

　　（1963年2月12日———4月）

　　“我在与张争夺郭世英上失败了……我给郭沫若写信，想借郭父力量把郭从张手中拉出来。”

　　新京报：你表示在成立X社后，没有看过他们的任何文章，你与郭关系密切，他为什么没给你看呢。你没有参加X社，影响了你与郭的关系吗？

　　曹天予：我没有加入X社确实对我和郭的关系有极大影响。但表面上，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他总是定期给我送一些书过来。我没加入X社，郭就再没提过X社的任何事。我自然也没看过他们的文章。

　　新京报：既然如此，这之后，你为什么要瞒着郭世英给郭沫若写第二封信呢？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提到X小组。

　　曹天予：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3月中旬，我与方小早逃课，被学校发现。我们当时认为要开除。方说不回家，要到处流浪去。我说，要流浪咱们一起流浪去。4月初，在做好走的准备时，又放心不下郭。主要是我见郭与张老在一起，怕他们瞎闹出事。我当时认为张的思想很危险，但又无能为力。因我不能改变自己在X小组问题上的立场，我在与张争夺郭世英上失败了。因此于4月4日我给郭沫若写信，想借郭父力量把郭从张手中拉出来，让他预防郭世英出事。当时企图是：（1）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2）表明自己与他有界限。自己一贯想拉他摆脱张影响、让他搞马列主义的。（3）他家里应设法让他离开张。我记不清在这封信里有没有谈到X小组。可能没谈，也很有可能谈到了。

　　新京报：这封信是怎么寄出去的，你怎么知道郭沫若确实看到了这封信。郭世英对你是什么态度，你们对这件事情有过沟通吗？你知道郭沫若采取了什么行动吗？

　　曹天予：这封信就是直接按地址邮过去的。在信寄出不久，我明显感到郭对我的态度冷淡了。但他依然来找我，也没跟我谈这事，我也就没跟他说什么。后来，张鹤慈的母亲对我说，郭世英的父母把我的信给他看了，他很生气。1967年，我与郭再度见面重叙旧情，他才告诉我他那时很生气。我也把原因告诉了他，他谅解了我。但是，他并没告诉我，郭沫若在看到信后采取了什么行动。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郭的秘书看到了信，这信的内容实际上不再是保密的了。但我想，郭的秘书是不敢背着郭上告的。

　　3、找于立群谈话与X社成员被捕

　　（1963年4月19日—5月20日）

　　“陈志尚说我主动交代要求坦白从宽，完全是谎言。”

　　新京报：在叙述从5月6日到5月10日，这一段时间，你找于立群谈话一事，你们双方的分歧是最大的。尤其是在具体事实上，你与陈志尚的讲述存在严重分歧。5月7日，你与于立群的那次谈话，也是另一方指责你“告密”的最主要原因。

　　曹天予：我在64年的交代材料里写道：

　　“……于4月23日把郭的书籍等等以及书信全还给郭，以示绝交。郭的脸色白了。但第二天又送来一本张鹤慈的《存在主义简史》。我看了，直到4月29日才还郭。那以后，郭成天不在校。……5月5日晚我刚进38楼，走廊里电话铃响。一接，恰好是郭家工作人员找郭。我到120室一找，无人见郭。我据实回了那人，但估计又在张家。5月6日上午金捷来找我。我陪她去张家找郭。一见郭，一付堕落的醉鬼样子。我又心疼又急，立即打电话给于立群（工作人员接），让接郭回去。但未告诉打电话的是谁。“

　　这之后，我不知道于立群有没有立即去找郭。5月7日上午，陈志尚找我要了解郭的情况，我立即打电话找郭商量对策。郭不在家。我上张家一找，遇见了。我告诉他，陈老师找我了解他了。他说，我们早已很疏远了。我说，是的。我要走，张要我带一条给陈，告不要多管闲事，后来又拿回去了。刚出张家不远。遇周国平。他告我他们想走，他急死了，怕郭出事。我没想到事态已如此严重。极其紧张。一商量，上郭家去找于立群。没有车钱，向周借了一块钱。找到于立群后，我把所有的事情全跟于讲了。我表示，希望事情悄悄解决，于表示不能绕过学校。要我和小周（周国平）向学校交代。但又同意我去再找郭时，争取让他主动找学校交代。

　　我在64年的交代材料里写道：

　　“5月8日约好我晚上向组织交代。（我先去找郭）……我与郭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要他回学校念书，向家里讲X的事。那时，周国平也来了。直到张父让我们吃晚饭，我与周才走。约好第二天我上郭家去。……

　　5月9日中午，陈老师（陈志尚）不让我去郭家。下午郭与周来找我（张似乎也来了）。一起走出南便门。……（郭说去张家。）我火了。回房间，我一想郭完了。伤心，大哭一场。方小早来劝。骂了郭一通。陈老师知道了，把我叫去。一问，要我去张家。……

　　我要郭上陈老师那儿去一次。他去了，未遇。我要他把一切告诉我。郭说：过几天。约好到12日他告诉我三月后的一切事情。

　　那以后，我与郭就断了联系。10日下午，组织第一次找我上临湖轩谈（有陈、北大党委人员、公安部人员）。要我谈自己的看法、评价。我把张说成很反动（这是事实），但我为自己开脱、又为郭开脱。说郭是糊涂、受张支配的。……

　　5月17日中午，郭又来找我。张孙也一起来。我吃惊。但一起出去。郭并无与我私下谈的意思，只是对我很抱歉的样子。结果到临湖轩东草坪上，打了三小时桥牌，去上课。上课时，郭找我说话，我避开了。第二天上心理，我看郭来、不睬。结果，他走了。中午，他被带走了。“

　　5月20日我再次向组织交代，这次是正式交代。

　　新京报：陈志尚的叙述是你先将X小组的事情告诉了他，要求“坦白从宽”。这与你说的完全相反。另外，你是否知道于立群在和你谈过话以后采取了什么行动？

　　曹天予：我所依据的是1964年的交代材料。1964年，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开除劳教时，三人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就是陈志尚。他完全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一直不知道于立群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5月6日，我打电话给郭家后，我不知道于是不是当天去张家找过郭。但第二天，我与于会面时，感觉她还没找过。当然，也许是她深藏不露。但我推测她是在7日晚上先去北大找了郭。

　　5月6日我陪金捷到张鹤慈家，根本没有见过陈志尚，更不用提向他汇报。陈志尚声称，于立群到北大找他是在他与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张鹤慈在今年八月一文中说，郭母与张母联系后，“来到我们家领回了郭，对学校请了病假。”周国平在书中也说，“陈陪于到张家见了郭。”没有与郭见面、母子对话，郭世英怎么可能在8日告诉孙经武“曹天予把我们给告了”？由此推算，于立群到北大只可能是我与她谈话后的5月7日晚上。陈志尚说我主动交代要求坦白从宽，完全是谎言。

　　4、从与郭世英重逢到郭因信件而入狱

　　（1967年8月14日—1968年4月22日）

　　“每周一下午，我与世英约好见面。我是正在劳改的反革命，造反派如果知道世英跟我交往，他就完了。”

　　新京报：对你告密的指责也影射到郭世英后来的死。

　　曹天予：这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需要去澄清的。1964年，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先送南口，后又升级到北大荒劳改。1967年7月17日上午，我正在忙于写申诉信。突然，来人把我抬到队部，说让我保外就医回上海。8月14日中午回京就听说郭世英要来看我。想起我们当年炽烈的友谊和后来彼此的深深隔阂，心里真是翻江倒海。世英来了问起我别后种种。我们一下子化解了很多事。随后，他于8月15日带我去公安部跑给我平反的事情。帮我要来一个说法，说是北大定的案，跟公安部没关系。我跑北大，北大拒绝给我平反，叫我回去继续劳改。我那些日子没地方住，睡过水泥管子、下水道、公园、马路。后来在北大一个放器材的仓库住了很长时间，每周一下午，我与世英约好见面。我们那时来往是很危险的。我是正在劳改的反革命，造反派如果知道世英跟我交往，他就完了。

　　11月下旬，我因在车站过夜被警察拘留，随后铐送到北大批斗，再押回上海。在上海关了两星期后，不知怎么又被放回家。一到家马上给世英写信，告诉他情况。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继续讨论文革直到他于1968年4月19日收到我最后一封信为止。世英那时是拥护文革的。他的思想源头很复杂，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文革打破了原来的秩序，使平民得到了参与政治的权利。5月，我再次被送劳改，直到1969年1月放回家，我一直不知道世英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中间的情况后来是听世英的女朋友丁映秋（小名潇潇）说的。她告诉我，我给世英寄出的最后一封信落在了造反派手里。他们一直想对世英下手都苦于没有证据。世英知道以后很紧张。忙跑回家，砸开保险柜，想把存放在里面的信件转到潇潇家中。但中途就连人带信被造反派抓到了。这一天是4月19日。4月22日，当郭家带着让农大造反派放人的批示去农大接世英时，他却已先走了一步。

　　相关争议

　　关于1963年4月19日—5月20日

　　陈志尚《讲明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63年五一假期后的一个晚上，他母亲于立群同志到我家找我……第二天，我去38楼查看郭世英是否回校，离开时曹天予跟出来主动找我谈话。他一开始就问我说：“陈老师，我坦白能否从宽？……我知道郭世英的下落，他在中关村张某某家中，他们可能要走（偷越国境逃亡国外），要赶快想办法阻止他。“……根据曹天予提供的情况，我当即打电话告诉了于立群同志，让她放心。同时向学校领导报告。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

　　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哟，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有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他在哪里？”我问。“听说在张鹤慈家里。”曹秋池答。

　　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世英！…那两天里，我心中充满担忧，想世英想得几乎要发疯。……8日那一天，张鹤慈自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和蔼地说：“你想见郭世英吗？在我家里———中关园某号。”

　　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你劝劝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你说他会听的。”

　　某海外学者《访X社张鹤慈》：

　　关于“告密”：告密者是郭世英北京大学的同学曹天予。他当时出身于反革命分子家庭，后来居然上了北大。他参与了X社的活动，但不久就写信给郭沫若秘书（可能还有公安部）告发了我们的离经叛道的活动。信到了郭的秘书手里，很快被郭世英和我们大家知道了。更为恶劣的是，郭沫若和于立群本来是准备把我们保下来的，因此才会有1963年5月准备带郭世英和我南下之举，但是曹天予到于立群处再一次告密，告诉了她我们对郭沫若和她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5月18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张鹤慈《谁是谁非》：

　　关于周国平自传：按周国平文，是曹天予告诉他五月一日我们外逃被发现了，这个时间有问题。五月一日前郭世英没有出国的想法。五一也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行动。问题是如果曹天予这么说了，周国平怎么能相信。当时郭世英的家人和朋友（金捷、叶蓉青等）都在寻找郭世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和郭世英关系非常疏远的曹天予又怎么可能知道。周国平很清楚郭世英和曹天予当时的关系。

　　曹天予的说法时间是五月八日。这个时间是可以成立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是周国平告诉他的，这从逻辑上说也是成立的。因为曹天予告密之事被我们知道后郭世英已不可能再和他说什么了。而从郭世英对人的透明态度，把事情告诉周国平是可能的。

　　文/摄影本报记者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