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郭世英相识以及给郭沫若的第一封信
周国平自传风波的焦点是曹天予是否利用和出卖了郭世英。X事件的主线是曹天予、张鹤慈、孙经武、陈志尚及周国平等当事人与郭世英之间的交往。张鹤慈、孙经武、陈志尚及周国平通过采访或文章公开指出曹天予为“告密者”。曹天予则依据1964年自己被打成反动学生时的交代材料予以回应。其中，X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叶蓉青，及当初与曹天予、郭世英
等交往密切的方小早始终没有公开发表言论。了解郭世英之死内情的郭世英前女友丁映秋也一直保持沉默。根据曹天予的叙述，曹与郭结识于1962年9月10日，至郭世英1968年去世，曹与郭的关系可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访谈将对比呈现争论双方对曹与郭交往过程中的回忆，力图使读者对这些材料中的异同曲直一目了然。
1、从与郭世英相识到给郭沫若的第一封信
（1962年9月10日-1963年2月12日）
“我打心底里感激郭世英……这件事使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新京报：你与郭世英的相识问题双方在叙述上存在比较大的出入。
曹天予：与郭的相识我在《周编“自传”及往事解读》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依据的主要是我在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时的交代材料。这个材料我想要比我现在的回忆准确，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很难撒谎。
1962年招生政策改变我考上北大，《文汇报》曾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访问记（8月19日）。我因此收到了很多来信。到北大后，一开始系内外来找我的同学很多；加上我在上海已认识一些文化名人，自恃甚高；因此刚进北大时我趾高气扬、看不起人。后来，我又与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有来往。一个大一新生能跟这些教授往来，在当时也是很出风头的。不了解这个背景，很多事情就难以理解。
我在1964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1962年，9月10日，我第一次见到郭世英，立刻下了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自命不凡、落拓不羁的人。我当时蔑视他。弄得他很恼怒。
又过了二天，一次我遇见他，我只当不知他是郭老的儿子，骂开来了。……他脸红了，说，你怎么当面骂人？我说，我还以为是郭应秋呢（另一同学）。郭老的儿子，还有这样俗的名字？说完，走了。
我越是不理他，他越是想找我聊。到九月下旬，一次上课坐在一起。我拿出自己的“黑格尔美学初探”在改。他借去翻翻，下课时说让他带回去仔细看。到十月初，两人关系亲近起来。他那时显然想拉拢我，问我想不想看外国学术资料等内部刊物。我说，那当然好。你能帮忙吗？我十分感谢，我太想看了。
我想大家对郭世英这个人的回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绝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他在刚与我相识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就看不起我，反而因为我的学识对我产生一种崇拜。
新京报：在同一时期，你与周国平的关系如何？
曹天予：我与郭世英和方小早的关系非常好。与周国平关系很一般。周国平与郭世英是一个宿舍，他与周国平的关系肯定要比我与周国平的关系更近一些。但是那时，周国平比我们年纪都要小。而且思想也不如我们成熟，总是跟在郭世英后面，很崇拜郭世英。自然不像我和郭世英这样能够平等深入地交流思想。
新京报：你与张鹤慈、孙经武的关系如何呢？与孙的关系，你和他的回忆有差别。孙说他们三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不喜欢你。而你说他在12月2日给你写了一封信，很想与你深入交往。孙表示自己是在12月18日才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不可能写这封信。
曹天予：我与张鹤慈第一次见面是在张家。当时的情况我在交代材料里也有说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有分歧。一方面，他是亲英美的，我是亲苏联修正主义的，在思想上有差异。另一方面，他爷爷是张东荪，可能不大看得起我的出身。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他一见我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但是，孙经武在退伍回来于11月25日在郭世英家与我见面后，又与张鹤慈一起于12月1日来找我谈黑格尔和第三条道路，第二天确实写过一封信，表示要与我深谈，这封信我现在还保留着。落款日期是12月2日。
新京报：这一时期，你与陈志尚的关系是怎样的？
曹天予：陈志尚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是不教书的，专管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政治辅导员。我出身反革命家庭，在当时北大哲学系那个环境中，除了郭世英和方小早，根本没人肯跟我交朋友。陈对我和郭完全是两种态度。
1962年11月初哲学系去京郊红星公社劳动参观，挤奶场里牛奶成河，令人印象深刻。小组会上谈感想，人人更加认识到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我却说，红星公社好是好，可惜只是供人参观的花瓶，没有代表性。中国农村穷困落后，1961年我在安徽农村，看见饿死了很多人。陈志尚总结报告时批评说，有人下来不但没有受到教育，反而乘机攻击三面红旗。从此，这“花瓶”问题就成了悬在我头上的一柄剑。
我在1964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11月23日，陈志尚正式找我谈话。除了“花瓶”问题，外加（一）不久前哲学教员赵光武到宿舍辅导时，提到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却挑剔，引证黑格尔说本质就在现象中，现象背后什么也没有，与赵争执起来。这说明我不尊重老师、狂妄自大。（二）同学们都说要好好学习，以后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我却说要当哲学家。这说明我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与党的培养目标对不上口径。（三）我自作主张到西语系旁听英语课。陈声色俱厉地训斥道：自由选课是资产阶级教育纲领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不要党的领导，“系里好些同志都已经提出来了，说我们为什么要收这样的学生？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压力之大，令我喘不过气来。
新京报：郭世英对你受到批评是什么态度。紧接着，郭沫若要求郭世英断绝与你的来往跟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曹天予：我在1964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1月23日晚上，郭劝我忍耐，与学校搞好关系，争取入团，毕业后再说。就在陈与我的紧张对抗中，1962年12月14日半夜11点钟左右，郭世英找我，说他父母因为北大反映，不许他再与我来往。”
我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与那些事情有关。但我听当时党总支干部谢龙在2000年3月告诉我，郭沫若与于立群曾让北大干部了解郭世英在学校的情况，包括跟什么人交往。我与郭世英的交往，郭沫若怎么会知道呢？来源当然是陈志尚。
新京报：郭沫若阻止你与郭世英继续交往，此后郭世英的态度以及你给郭沫若写第一封信的过程，是这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
曹天予：郭世英说，这一禁令（连交个朋友都不让）让他窒息，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社会里还会有不可接触的贱民。那夜以后，他的压抑、烦恼、不满乃至对抗心理迅速升级。到我们假期告别那天，恨不得在北京车站大厅里“扔一个原子弹”。那夜，在讨论了各种分手方案后，到清晨两三点钟时，开始探讨各种保持来往的可能性。最后郭世英提出让我给他父亲写信争取其改变态度。我对郭世英的友情感激至深，也愿意一试，但不抱多大希望。我从小崇拜写《女神》译歌德的郭沫若，但对五十年代他的政治表态，却颇多微词。12月15—16日，我匆匆重新读了欧洲帝、修的历史哲学书籍。12月17日郭带来他父亲的四本历史书。我读了四天写了四天。
我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给郭沫若写信时是满腔愤恨，没有一点恭敬，越写越不讲理。到末了，是破口大骂了。这信根本不是给郭沫若看求赏识的，而是给郭世英看的。”
该信于12月25日由郭世英抄完后送到他父亲手里。他父亲让他搞个摘要。他则要求父亲看全文。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下文，郭世英于是在1963年1月9日给父亲写了封感情分量极重的信。郭沫若终于在10日派秘书送来一封简短的回信，其中劝我相信组织，不要猜疑。组织是相信每一个青年的。还要我们把字写得清楚些等等。间接认可了两人来往。
新京报：这封信之后，你与郭世英的关系受到了什么影响？
曹天予：我打心底里感激郭世英，把他当成最要好的朋友。郭世英也把我当成他最好的朋友。这件事使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新京报：除了郭世英还有谁了解你写这封信的过程？
曹天予：郭世英曾把信拿给张鹤慈看，但我知道以后不同意。从张那里将信要了回来。张还很不高兴。这是一封很情绪化的信，我不太希望其他人看到。
相关争议
关于1962年9月10日-1963年2月12日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
……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地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曾经说，他们班只有一半大学生，这种话当然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中于拜访教授名流。在北大，他走得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他给郭的见面礼是一篇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我看见过，厚厚一叠。郭对我说：“完全看不懂。”不过，郭很欣赏他的才华，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从曹那里回来，郭的眼角留有泪痕，他发疯似地抖落床铺，找出纸笔，立即埋头写起来，写了揉掉，揉掉了再写。一会儿，他抓起写完的两页纸匆匆离去。我把他揉掉的纸团展开，那是一封给父亲的信的废稿，其中感情冲动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但爹爹不理解，这件事不但关系到曹，而且关系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是与曹联系在一起的。此后若干天里，他与曹几乎形影不离。他对曹的遭遇充满同情，还以之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不久后就起了冲突。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件之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
张鹤慈《不要逼死人说话》
……周的自传我尚未见，只看到他传过来的关于曹天予的一段。因为是几十年前的事，记忆可能有不准之处，更主要的是他到底不是X中人，内情不清。所以文章中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也是曹天予能给予反击的一个理由。
……周说郭世英有意见是因为曹对郭沫若的态度。这点也很难成立。比起曹我当时年少气盛，不懂世故，对郭沫若的人和文态度都很激烈，而曹圆滑得多，郭世英怎能因此而弃他而友我。而且郭世英对他父亲的为人和文章也都有不敬的看法。……
陈志尚《讲明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记得郭世英在河南弄孙劳动中间回京休假看我时曾对我谈到了对曹天予的看法。其中就有给郭老写信的事，同曹说的根本不同。郭世英告诉我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曹接近郭世英是想利用郭世英的关系见到郭老，企图得到郭老赏识。得以提拔他。郭世英说：除非你写出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我爸看了，才有可能。
曹问郭：“你父亲最喜欢自己写的什么作品？”郭说：“那几部历史著作。”曹很快把书找来，匆匆翻了一下，就针对这几本书写了一封批判的长信，意在刺激郭老而得到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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