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冬子：非常岁月里的闪闪童心(组图)_影音娱乐

潘冬子：非常岁月里的闪闪童心(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1月13日09:41 新京报

　　第144期：197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故事片“奇葩”《闪闪的红星》

　　1973年，“样板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创作人员都对“样板戏”产生厌倦心理，因为群众的要求和电影工作者的拥护，停顿了七年之久的故事片创作逐渐恢复起来。拍摄故事片是让当时不少的电影厂和电影导演颇为兴奋的事情，因为较之拍“样板戏”的“不走样”来，故事片的创作自由度大了很多。

　　比起长影和上影的反应速度，八一厂虽然相对滞后一步，但是一出手就是这部影响深远的《闪闪的红星》，潘冬子清澈透明的大眼睛和胖乎乎的脸蛋不仅吸引了那时的观众争先恐后地进入电影院，更使得它成为了30年来反复在银幕和屏幕上播出的最受欢迎的儿童影片之一。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潘冬子浓眉大眼、胖胖脸蛋的可爱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使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30年来反复在银幕和屏幕上播出的最受欢迎的儿童影片之一。

　　面对过去的辉煌，祝新运说“人们对于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觉得都是我的幸运。”

　　原著小说《战斗的童年》

　　1961年作家李心田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三年后《战斗的童年》完成。故事讲的是江西根据地的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了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有一颗红星。李心田留下的誊清稿得以在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出版工作后出版，最后更名为《闪闪的红星》。小说流传开来，八一厂很快把它拍成电影。

　　《闪闪的红星》拍摄于1974年，与另一部经典儿童影片《小兵张嘎》的拍摄相隔11年，比较起60年代故事片的创作氛围，对于整个摄制组和八一厂来说都更像一项政治任务。当年的电影界很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于是在接到拍摄任务后，1973年的9月下旬，《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就点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赴江西外景地。

　　妙手偶得潘冬子

　　一部儿童电影的成败，小演员的表演是影片成功与否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像当年北影厂拍摄《小兵张嘎》时选择“嘎子”让导演伤透了脑筋。但是《闪闪的红星》情况有很大不同，那些孩子身上十分宝贵的调皮和捣蛋不可能在“文革”时期紧张的氛围下肆意，但十分幸运的一点是，“潘冬子”浓眉大眼、胖胖脸蛋的可爱形象实在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导演李俊安排副导演师玮负责挑选和指导小演员的工作，师玮在五六十年代就活跃在影坛上，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等影片，这次选“潘冬子”由于剧本已经定位成要把他塑造成小英雄，并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全片几乎所有情节全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小演员成为了矛盾与剧情的中心，这给选角带来很大的压力。

　　师玮与几位副导演在北京市内的一些小学看了一百多个孩子，但是一无所获。正巧当时赶上劳动节各校文艺活动汇演，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在学校演出让电视台看中，在电视里播放时引起摄制组注意，摄制组感觉这个孩子从形象和气质上都非常符合想象中的“潘冬子”的样子，总导演李俊更是当即拍板，就是他了！

　　潘冬子笑场挨训

　　对于一个刚刚9岁的孩子来说，离开父母身边跟随一些不熟悉的人跑到很远的地方拍电影的确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拍儿童影片最难的也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但是一进入拍摄现场，祝新运却总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重头戏时，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泪阻止试图冲进去救自己妈妈的乡亲。

　　师玮给祝新运说戏，启发他因为这场戏他成为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剩下一个人怎么办？说到伤心处，师玮不禁哽咽起来，没想到9岁的祝新运却觉得好玩，一下子笑出声来，全场顿时哗然。散场后导演李俊严肃地训了这个9岁的小家伙一顿，自那以后，祝新运再也不敢走神了。

　　潘冬子的“不惑之年”

　　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虽然当时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1975年9月11日”，但是“无形资产”却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那时祝新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解放军，后来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果然进入八一厂，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导演。面对过去的辉煌，祝新运说“人们对于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觉得都是我的幸运。”或许所有的童星在走过少年、走过青年时代后都会有相似的困惑，正如祝新运所说“当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束缚，就是这种东西，成了制约自己发展的障碍。”

　　不久前曾有报道说祝新运在筹拍电视剧《闪闪的红星》，但据了解目前拍摄已经暂时中断，主要是由于剧本的原因。近日祝新运正在拍电视连续剧《八路军》，“四十不惑”的他首次成为特型演员，在剧中扮演任弼时。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张悦

　　回眸

　　“文革”期间最早一批故事片

　　在1973年到1976年9月，共拍摄了76部故事片，其中有很多戏曲片和“十七年”时期的重拍片。1974年春节，《艳阳天》、《青松岭》等片同时上映，它们成为“文革”期间最早一批故事片。

　　《艳阳天》：“文革第一小说”

　　早在1971年秋，长影厂就已经组织了《艳阳天》创作组，1972年获准拍摄，号称“文革第一小说”的故事讲述的是在国内充满尖锐斗争的1957年，英雄人物萧长春和反派人物马之悦的斗争。同1948年曹禺作为导演拍摄的惟一一部电影《艳阳天》获得好评相比，长影厂这部同名电影在政治强压下自然是无法风光。

　　《青松岭》：重拍片顺利“过关”

　　与《艳阳天》内容相似的《青松岭》对细节的处理相对来说较为艺术，更因为是重拍片，在影片送审时无需大调整，像这部影片在当时情况下能够顺利过关也是比较少见的。影片讲述老贫农和逃亡的富农分子之间的斗争。剧照里已六十有余的老贫农张万山丝毫不显老，而是瞪大双眼，如同“样板戏”中的一号人物一样，背后是高山青松。该片1965年版本中还是一个有些糊涂的贫农老头，到了1973年的重拍彩色片里，已然拥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并能很机敏地发现敌人破坏的蛛丝马迹。

　　《侦察兵》：特殊时代也“惊险”

　　1974年北影厂摄制的这部《侦察兵》，是当时很受观众喜爱的一部惊险片。影片讲述的是1948年解放军侦察队获得准确情报并最终击溃前追后堵敌人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及时出现给当时的观众带来了久违的观影快感与喜悦。而影片中郭锐的扮演者，是活跃在60年代影坛的“英俊小生”王心刚，因为在《侦察兵》中的出色表演成为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影星之一。

　　整理：张悦

　　电影笔记

　　可以亲近的朴实力量

　　对于经典，有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经受住时间的拷打与磨砺而依然挺立。《闪闪的红星》就顶住了时间的淘洗，三十年来觅得一路知音。其实，按照一般的眼光，都会发现《闪闪的红星》毛病一大堆：因为生于“文革”，概念化倾向明显，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情节经常断裂，线索刚刚理顺，还没有明确化，就“咔嚓”一声，中断了，没了下文；表演夸张过度，拿腔拿调，几个小孩遭遇“不堪承受之重”……但是这些都被原谅了，甚至可以说被屏蔽掉了，因为真金在那里煜煜闪光，也就是说，因为它朴实。

　　能够驾驭复杂，需要一种运筹帷幄的功力；而驾驭简单，细致入微则应该奉为“掌中宝”。《闪闪的红星》很简单，就是讲述一个红军小战士的成长，这样的成长没有杂念，没有使坏，窗明几净得过滤了空气尘埃。所以这样的电影没有技术上的玩炫玩酷，没有情节上的呼天抢地，甚至表演不追求沉稳老到，它有的就是激情，就是理想，就是朴实地展示特定时期一个孩子的内在精神气脉。借用一个滥俗的比喻，它就是一块没有经过打磨的璞玉，纵使上面污点斑斑，甚至由于高压使之还有些变形，但是这不能否认它是一块玉，朴实、天然是它的特质，让人能够接受，可以亲近。

　　“可以亲近”，对于电影来说这太重要了。可是对于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儿童电影来说，这太奢侈了。

　　两个人并排坐着，男孩子说：“妹妹，你知道吗？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孩子问：“是什么道理？”男孩子答：“人最重要的是活着！”这是我曾经在电影频道听到过的一段对话，男孩约摸十来岁，女孩不过六七岁，他们在探讨庞大的人生哲理。还记得当时我到处找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遥控器，只想赶快换台。按照现在的标准，潘冬子做出超越自己能力极限的功绩，所以他成了英雄。但是潘冬子从来不玩深沉，圆圆的脸蛋，有神的眼睛，机智的反应，让人觉得他还是一个孩子，愿意带他逛动物园，掏钱买糖给他吃。

　　中国的孩子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去年暑假，《十面埋伏》风靡全国，处于假期的一个小女孩去看了，问她感想，回答是“色色的”。家长答应给她买一套1984年版的《西游记》，这让她欣喜若狂。电影还是《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小蝌蚪找妈妈》都找这么多年了，现在的小朋友还在陪着继续找，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的童话。

　　侯孝贤说：“批判谁都会，但批判没有意义。”所以就躲进小楼看这些吧，幸好还有这些。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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