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要特征的话剧舞台，大量的外国戏、历史戏来来往往，而观众熟悉喜爱的现实题材作品成了凤毛麟角的点缀，是缺本子？缺导演？还是——现实题材创作难在哪儿？

　　中国的话剧很年轻，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鲜活性，从众多历史悠久的戏曲门类中脱颖而出，受到人们的喜爱。《年轻一代》、《李双双》、《青春之歌》、《红白喜事》、《小井胡同》、《北京大爷》等一大批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效应至今令人难忘。

　　而今天，舞台不可谓不丰富，每年在京上演的新剧目不下二三十个，但细数其中的现实题材作品却少得可怜。以去年为例，首都舞台仅有两部现实题材作品，一部是中国青艺的《第十七棵黑杨》，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文革时期的生产建设兵团；另一部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我听见了爱》，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日本。记忆当中真正反映今天现实生活的只有前年青艺推出反映当代大庆人困惑与苦恼的《在这个家庭里》。从演出效果看，观众对这些现实题材作品普遍认同率不高，他们觉得有些作品难以做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些创作者自身的思想意识已经跟不上这个变化的时代，他们落伍、陈旧的观念已无法满足今天迅速成长的观众的精神需求。纵览今年各剧院团的创作计划，仍以外国戏、历史戏为主，现实题材作品依然凤毛麟角。比较确定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北京人艺的《龙须沟的后代》，一部是青艺的，作品尚在待定中。

　　现实题材作品创作难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话题显得难上加难，于是它就具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曾经创作了《夕照街》、《左邻右舍》的著名作家苏叔阳，刚刚完成了剧本《月光》的创作。他颇有感触地说，现实题材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能写，也不是所有的素材都适合写，它需要一个典型化、戏剧化的提高过程。现实题材创作比历史题材难得多，现实生活大家都熟悉，你不能发挥想象瞎编瞎改，更主要的是它要求作者对生活进行认真的咀嚼、吸收和提高，作者必须把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与创作素材相融合，提炼出别人想说而说不出来，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人生感悟，这种感悟必须独到、准确、深刻，否则你说出来的还不如观众的感受，自然不被接受。此外，由于现实题材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紧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条条框框的限制，这使得现实题材创作具有了一定的风险性。因为搞这种创作难度大、不讨巧又不赚钱，所以这支队伍人越来越少。可以说，目前仍坚持现实题材创作的剧作者多是受社会责任感的驱使，而现实题材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获缺的精神食粮。

　　中央实验话剧院新锐导演吴晓江，最近接排了反映都市人“包二奶”引发社会问题的小剧场话剧《我不离婚》，虽然他自己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但该剧在人艺小剧场的十场演出却十分红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沾了现实题材的光。吴晓江也认为现实题材特别能考察一个导演的功力，导演要在大家熟悉的现实生活中开掘出超越生活本质、引领观众思考的东西，没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反思是绝对不行的。他认为当前大家回避现实创作有几种情况：一是创作者自己对现实生活难有清晰的认识，很多问题困惑着他们，让他们难以自圆其说；二是有些导演有看法，有想法，但觉得现实题材受限制，所以借助外国戏、历史戏来聊胜于无；三是满足于生活现状不想说；四是受到一些评奖的诱惑，热中于容易被承认又可名利双收的创作。

　　剧作家出身现为北京人艺院长的刘锦云说，过去常认为是钱的问题影响了作者的创作热情，现在看并不尽然。北京人艺曾于去年悬赏10万元征集好剧本，但这笔钱至今也没送出去。剧院每年都可以接到来自全国各地作者寄来的作品二三十部，其中历史题材、现实题材都有，但能够达到演出水平的少之又少。剧本缺乏是个说了十几年的话题，而今专职剧作者队伍的流失、老化又越来越突出地摆在许多院团的面前。目前，人艺的专职创作人员仅两三个，其中还不乏年过花甲的老同志。反映现实生活是话剧责无旁贷的责任，人艺也一直考虑每年推出一部现实作品，但没有本子，剧院也很无奈。同时，剧院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观众爱看什么就演什么，好在人艺还有些家底可以让我们维持几年。当记者问这位曾写出《狗儿爷涅?》的作者如今为什么也不写现实题材时，他说：“各种事务缠身，离生活越来越远了！”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创作者抱怨说，现实题材创作虽然无禁区，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说好行，说点问题就难了。加上不同程度的领导干预，改得连创作者自己都找不着感觉了，就是这样，有时领导还是不太满意，而呈现在舞台上的东西早非创作者的初衷了。疲惫不堪的创作者说：“一台戏辛辛苦苦演几十场也赚不了几万元，而只要领导满意或是得了奖，轻轻松松几十万就到手了。长此以往，怎么能排出观众喜欢的现代戏？”(本报记者 贾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