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渝烽

　　近年来，我一直听北京的朋友们说于是之老师患上老年性的疾病，语言不清了，不认人、失忆了，我深为这位被誉为“国家级”的语言大师感到痛心。可没有想到，1月20日下午5时19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

　　和于是之老师相处的那段难忘的日子又浮现在我眼前，能认识于老师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

　　1982年我参加谢晋导演执导的电影《秋瑾》，有幸在影片中扮演竺绍康一角。拍摄前由于剧本作了较大的改动，把秋瑾、王金发、竺绍康组织领导暴动的戏大大删减，把重心转到秋瑾去日本，加强了陈天华的戏份。因此我和王金发扮演者的戏份就很少了。但有幸的是，我在剧组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于是之老师。

　　记得我从上海赶到《秋瑾》剧组外景地杭州，来到剧组下榻的花家山宾馆时，剃成大光头、和蔼可亲的于是之老师在制片主任老毕(立奎)的陪同下和我亲切握手，并引我到他的房间，“毕主任已同意让你和我住一屋。”于老师这么对我说。这意外的惊喜，让我又激动、又兴奋。从此在杭州、在绍兴拍戏的日子里，我都和于老师住在一起。

　　后来我问老毕，我怎么会有如此殊荣？老毕告诉我，是你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于老师对你的好感。

　　在去杭州拍戏前，我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大光头与大虎牙》。当我知道于是之老师扮演电影《秋瑾》中的知府大人，斯琴高娃在电影《骆驼祥子》中扮演虎妞一角时，为了塑造好各自的角色，于是之剃去满头秀发，而斯琴高娃装上了两颗大虎牙。他们为了成功塑造角色、贴近角色，可以置个人美丑于不顾，充分展示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敬业精神。当时有些年轻演员在拍戏上强调个人的美，完全不考虑角色的需要。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在于歌颂于是之、斯琴高娃这种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它值得我们年轻一代演员学习。

　　于老师在杭州外景地看到这篇文章，曾问毕主任：“这个孙渝烽你认识吗？”老毕告诉他：“小孙也是我们上影厂的，原来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文革’中从干校借到译制厂去配‘内参片’，后来就调到译制厂去当配音演员，现在还当译制导演，执导过日本电影《望乡》等好几部电影。过几天就来咱们剧组扮演竺绍康。”于老师挺高兴，对毕主任说：“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吧。”

　　在外景拍摄地两个多月的相处真让我受益匪浅。于老师是一位博学者，谈古论今、海阔天空。我们常常聊到深夜，我们谈人生、谈艺术，无话不说。我们俩出身都不好，于老师说他的家庭是大地主，我是富农家庭，外加父亲是国民党军需官。我们不约而同谈及了“文化大革命”，其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们深深感叹人生有三不易：事业有成不易、尊老抚幼不易、为人处世不易。中国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为事业为生存拼搏更不容易。

　　我们聊艺术创作方面的事情更多些。于老师在艺术创作上堪称是一位大家，当年他在《龙须沟》里饰演程疯子，在《骆驼祥子》里饰老马，在《青春之歌》中饰余永泽，刻画人物入木三分，曾是我们这些后辈学习表演的榜样。后来我又在北京看过于老师主演的《茶馆》，他把王利发这个人物演得出神入化，堪称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让我十分敬重。

　　他对我说，一个演员永远离不开舞台，作为电影演员也应该争取常回舞台演演戏。在舞台上完整地塑造人物，每天演出都会有新东西、新体验，你跟观众的交流会产生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他说，“我参加拍电影是一种实践，但我更热爱舞台上的演出。”

　　他告诉我，一个演员一定要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积累。有的生活是可以亲身体验的，有的生活只能从书本上去借鉴，演员一定要做生活笔记，一定要通过多读书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演戏、塑造人物的成功与否，主要是比拼文化素养。

　　他还对我说，一个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见，不能人云亦云。这个独立主见来自于丰富的生活积累，对作品的理解、熟悉，对人物个性的把握，特别要在细节真实上下工夫。这些教诲都很重要，一直影响着我今后的艺术创作。

　　我在译制厂，后来主要是担任译制导演工作，独立主见对我完成一部译制片的作用很大。我每搞一部译制片都尽可能寻找有关影片的背景资料、阅读有关影片的史料，当我吃透了影片的风格、主题，了解了原片导演的创作意图、对影片中人物个性特点有了充分理解之后，才能和翻译、配音演员沟通，达成统一的认识，然后才能指导演员通过语言、声音去还原影片的风格样式，正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点，从而使每部译制片都有各自的特色而不雷同。我非常感谢于老师对我的教诲。

　　记得当时在外景地，只要第二天没有拍戏通告，我们常常会聊到很晚，于老师喜欢喝上两盅，为我们聊天助兴。于老师十分关注谢晋导演。我们常常发现夜深了，谢导演的房间还亮着灯，时间久了我们发现谢导生活规律，他总要在午夜3点左右才熄灯睡觉，我们称他为“谢三点”。于老师很崇拜谢导的敬业精神，谢导每天夜里都要把第二天要拍摄的戏的功课做完，余下的时间还读小说。在谢导的桌上可以看到各种文学类的杂志：《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他一有空就看小说。于老师很理解谢导的做法，他对我说：艺术家要不断地从小说中吸取养料，同时也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好的电影题材。实际上于老师也是这样做的，在他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时，十分尊重编剧，他懂得剧本的重要性，他为中国的话剧舞台创作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外景地，我发现于是之老师和谢晋导演在创作上有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于老师称谢导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电影奇才，谢导称于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表演艺术家。于老师常对我说：搞艺术就得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要着迷，像谢导对电影着了迷，有一种痴情，才能出好作品。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共同之点，能成为人们崇敬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吧！和于是之老师的这段相处真是我人生中的幸事，至今让我不能忘怀。

　　于是之老师知道我1960年从杭州扛着一个铺盖卷、拎着一只父亲留给我的破皮箱到上海求学，毕业后有幸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但还没有来得及演戏就经历了十年动乱，后来为事业、为家庭吃尽了中年人之苦，还能坚持笔耕不止……因此，当我们快离开外景地返回上海前夕的一天夜里，于老师深情地为我写了一个条幅“笔墨有情”以鼓励我继续笔耕。就在那天夜里，我还求于老师为我写下“不容易”三个字。我告诉于老师，今后我要奋斗，有一个小书房，一定把“不容易”挂在书房正中，这个书屋将称为“不易斋”，从此勉励自己努力不息。

　　后来，于是之老师带北京人艺来上海演出话剧《茶馆》，我去后台看望过他。我们译制厂配音演员于鼎是于是之老师的堂兄弟，他回北京探亲时我托他带了上海城隍庙的梨膏糖(治咳嗽)、五香豆(可下酒)问候于老师。于老师也为我带来北京的茯苓饼。后来大家都忙，我们互通电话，致意问候。

　　没想到十几年了，于老师会患上如此重的疾病，一位在舞台上的语言大师，最后会失语、失忆。于老师曾经自我调侃说：“也许我在舞台上说的太多了，老天爷惩罚我不让我再说话。”

　　记得诗人吉秋马加写过一首诗：“人的出生只有一种方式，而怎样敲开死亡之门却千差万别”，这就是人生。尽管如此，于是之老师在舞台上、在银幕上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将永留在人们心中。我总这么想，任何人只要他对社会对人民做过有益的事情、做过善事，历史一定会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

　　于是之老师安息吧！人生尽管不易，但还是十分值得。

　　(作者系上海译制片厂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