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贾樟柯独自漫步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那晚的月亮很冷。
这是马宁的描述。当时他正在上海，刚挤上一辆公共汽车站稳，口袋里的手机就开始嗡嗡作响。习惯了不被打扰的他庆幸充值卡里只有10元钱了，但当他拿起电话看到号码显示时立即有点焦急。找他的是同学贾樟柯。
按照朋友们对马宁的描述，他当时除了给上戏当客座教授，平时与一帮民间电影人吹吹牛，晚上回家看看市场上搜罗来的各种碟，基本上是个特闲散的人。但北京的老同学贾樟柯成了马宁这段时间联系最多的人，马宁作为上影厂的策划前所未有地忙起来，他在帮贾樟柯申报一个剧本立项。一切看上去进展顺利，上影厂的领导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付诸行动。所以马宁在去年11月下旬上影厂向电影局递交立项后，他又再次闲了下来。既然要拍地上电影，一切都得按程序来展开。一个月过去了，电影局那边并没回音，他唯有等待。
身边很嘈杂，但马宁回忆起当时接起贾樟柯的电话，仍然听出那头的焦虑。“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路上走呢？”马宁为贾樟柯担心，但贾樟柯只是一个劲地说“月亮很好。”马宁不得不像领导一样安慰起贾来：“已经走到这步了，厂里一直在当重要事情申报，所以你也不要急。”关于“月亮很好”这句是否马宁的演绎无从考证，因为今天的贾樟柯已记不得自己说过那句话。
10元钱的电话很快断了线，但马宁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北京街头那个瘦小徘徊的孤单身影。他有点同情这个苦命的同学，这么多年来，贾樟柯在中国年轻一辈导演里成了国际声誉最高的一个，但他的事业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马宁聊以自慰的是，贾樟柯能在自己的帮助下与上影厂合作，也算是上海的同学表达对贾欣赏崇敬之情的最好见证，而且这次合作绝不是偶然，回想起贾樟柯这些年在上海的事，亦是一次缘份注定——
懵懂中拍完《小武》
在马宁记忆中，贾樟柯最初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同学们发生关系是在他拍完《小武》后，因为在那之前，贾樟柯几乎是在极小范围地从事着自己的拍摄工作，今天他回忆起来有些无奈和委屈，“拍第一部电影时想法很原始，没过要与观众见面，想拍就拍了。所以被禁那时我反复向电影局说明，我拍《小武》时真的不知道还要走那么多程序，但他们不相信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电影局的工作人员不相信他，好在有一帮同学欣赏他。那时还没去国际电影节上走，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奖和评价，贾带着片子到上海给同学放了一场。“挺冷的一个夜晚，上影厂宿舍区里的第八大楼，”马宁回忆着，“二十来个同学聚集在三四十平米的活动室专注地看完了《小武》，以前大家也以同样的方式看过一些同学自己拍的片，但没想到这次感受是那么震撼。同学们从此对这个瘦小的家伙刮目相看。”马宁也从此坚定了要帮助贾樟柯的决心。
被禁身份导致《站台》合作夭折
贾樟柯再去上海是筹备《站台》，但这时的他已是载誉归来。贾樟柯回忆说：“1998年2月《小武》在柏林首映后，反响很好，因为影片已经获了奖，上影厂才对我感兴趣。他们与国外一些同行谈合作时才知道原来还有我这么一个导演。”贾樟柯在这种欢迎自己的氛围中很快做出决定：要在上影厂完成《站台》。这大概是贾樟柯第一次萌生与上影厂的合作念头，这段时光过得相当舒展开心，马宁等一帮上海本地同学常与贾去1937或奥玛丽酒吧聊天喝酒，一谈就是一夜，贾樟柯也与上海的101影评人组织有了联系，并去演讲过，当时贾樟柯还不属于任何公司，只是在与香港胡同制作公司合作。因为与上海的这帮电影人在思想上走得特别近，地理上的距离也算不上什么，贾常常飞机往返两地。没想到这种情绪突然中断了__1999年1月13日，上影厂收到了电影局关于贾樟柯在内几位导演拍片的禁令。
从那之后，马宁再也没见到贾樟柯的身影，上海与北京因此断了联系。马宁只能偶尔从北京来的贾樟柯的朋友口中打听到他的近况。事实上这段时间里，贾樟柯在试图与北影厂合作，“这是马宁不知道的，当时上影放弃后我去找北影，北影副厂长史东明和田壮壮导演特别想帮我与电影局沟通，如果办成就让田壮壮当监制，但最后还是没通过。”贾樟柯回忆起当时被拒的过程是：“我记得有一天史厂长告诉我说这个片暂不拍了，因为被禁身份还没解决。我很理解，对制片厂来说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当时心情很糟糕，所以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两位，他们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让我感到温暖，田壮壮当时看过我的剧本后大致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贾，有一种电影是为拍电影而写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后来他一直推动着我的工作，但仍然没成功。”一个月后，直到开拍时创作生出的兴奋感仍不能让他完全平复，“我当时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傻吧。”
意识到在拍地下电影
与第一次相比，贾樟柯第二次拍片时已经意识到是在拍地下电影了，“但创作有很强的生理心理反应，整个心理机能特别是情感收不住了，而且当时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工作，我不能简单地跟他们说停止。那就做吧。”开拍前贾樟柯有一段时间曾天天想着去哪弄一只老虎来，马宁回上海后立即着手，终于通过种种手续帮他借到了一只患白内障的老虎，但因为这是部地下电影，没能办到运输国家保护动物的许可证，这段戏也就没拍上，事后贾樟柯说：“这是我影片众多遗憾之一，如果是地上电影肯定能得到政府支持将老虎运到北京。”即便如此，贾樟柯已深深体会到上海同学对他的热情关注和支持，贾樟柯是那种平时不爱表达的人，但他没忘在片尾打上鸣谢字样。创作的快感终于慢慢冲淡了之前的痛苦，《站台》最后引入海外资金拍完了。马宁看到时也只能对那一桩美丽的合作事宜表示遗憾。一直以来，上海的年轻导演们通过在本地发起的新主流电影运动，希望改变上海无多元文化的局面。而贾樟柯，就是他们的希望。这也是贾樟柯注定要在上海这个城市开始他第一部地上电影的原因，只是当时气候还不成熟。“《站台》在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上的反响出乎我的想象，这又是我最失落的时候。”贾樟柯越在国外受肯定越期望自己的电影能与国内观众见面。
渴望走到地上
之后马宁有机会在北京见过贾樟柯，马宁认为“当时贾的情绪与拍《站台》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变得压抑自己，似乎失去了自由，脑子里有种种管制的概念在限制着创作的思路。”但贾樟柯本人并不同意：“我当时挺畅快的，拍完《站台》像搬走了心里一块石头，内心的自由更大了。我特想冲破体制上的约束，想与观众见面，与本土文化接轨，但创作上从未限制过自由。”《任逍遥》入围戛纳时，上海的同学们几乎是守在电脑旁等待揭晓结果的。这完整的三步曲终于让一个汾阳人走进了城市，从贫穷蛮荒逐渐走向文明富裕，眼前的风景越来越美丽，视野越来越宽，像是导演本人的写照，从一个孤独的影子一直走到今天的《世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嘈杂。
电影局与年轻导演对话
事不过三。但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事可能远不止三。就在新一届政府班子形成之后，电影局领导的思路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他们开始注意到这批在国际上有相当高评价的导演却只能默默在地下工作的现象。贾樟柯、王小帅便是当务之急。改革的信息也很快吹到了上海某些重要领导的耳里。这意味着互动开始。
去年10月，贾樟柯打电话给马宁透露自己的新计划是拍《世界》，顺便问他上影的情况。“马宁动作很快，他马上跟上影反映了。但那时没有看到解禁令，谈什么都不太现实。”
去年12月，电影局召集一批年轻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向他们公布电影改革的政策信息，并同时征求他们的看法。贾樟柯今天回忆起来都激动不已：“这种直接的交流是十几年来从张元拍《妈妈》以来的第一次。”由于会议时间有限，导演们并没机会交流，所以事后七位导演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电影局领导，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体制改革建议，但电影局并未马上给予答复。媒体曝光此事，并以古讽今地称为“七君子事件”，贾樟柯首当其冲地名列其中，这样让他感到无形的压力，“当时电影局改革的决心很强，我们写的信是温和的，是一些来不及发表的意见，主要是建议，对这个我们并不担心，唯一担心的是媒体把标题写成’上书’，容易使刚建立起来的交流夭折。”这段时间贾樟柯拒绝了一切采访，保持着低调。而这时正是上影厂将他的电影立项报上去后一个月，电影局仍然没有回音。因此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幕。
正式接到解禁令
不久，电影局新任局长童刚专门找贾樟柯王小帅等少数几位年轻导演谈话，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希望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家重新开始。”半个月后，立项批下来了。上影厂吃了半颗定心丸，12月底将剧本送到了合拍公司，等候剧本审查。上影集团新任总裁任仲伦给了贾樟柯很大的鼓励：“我们请你来拍片，不是为了改变你。”这时电影局并未下发明确的解禁令，但周围传来的消息都是贾樟柯很快就会解禁。因此上影厂领导对此变得不太担心，反而是贾樟柯本人因为受了多年的管制后不太容易乐观起来。虽然之前大家都听说过某位地下导演交了罚款就解禁的事，但毕竟没有收到白纸黑字，而且再不行动，冬季很快过去，贾樟柯片中的冬季外景只能再等一年。这时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去了趟北京，见到电影局长童刚时，童刚明确表示：“这事可以开始了。”但许朋乐提出“你们得给我们一个文字呀！”期间，上影厂领导也在上海与电影局艺术处处长、前任上影集团副总裁江平见过几面。
今年1月8日，各大电影厂都收到了电影局一号令，贾樟柯正式解禁了。
剧本很快审查通过，“没有必须的修改意见，只是建议。有的我采纳了。”以前大家对贾樟柯不够明亮的主题的担心亦彻底放下来。有人认为，《世界》因本身的拍摄命运不同，主题也显得积极了很多。贾樟柯却从始至终否认这种说法：“通不通过，我的东西都不会变。我不会因为通不过就极端，通过就不极端。”
大大方方开发布会
1月12日，离下达贾樟柯禁令的日子整整五年。贾樟柯选在深圳外景地召开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出席记者约二十名。事后问贾樟柯为何会如此高调，他又提到了马宁：“这是他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你现在是地上电影合法导演了，应该大大方方地出来见一下记者。但我想如果不是自己以前的背景，或许就是请记者去探探班吃吃饭而已，不会这么高调。”
4月13日，贾樟柯的影片送电影局双片审查，17日就拿到了结果。“他们效率很高，提出三条修改意见都是我能接受的。我看到了一种努力，他们的工作方法、对电影的认识都灵活了，尽量在配合尊重制片方，如果按电影工业规律这么做下去，我会很乐观。”
通过双片审查后，休整了两周，贾樟柯立即着手特技动画制作。他从未涉足这一块，因此向投资人申请了六个月时间。没想到第一批动画小样出来后，效果不错，只需微调。7月22日全片修改完成，比预期提前了两个月。
补送威尼斯参赛
投资方提出去威尼斯送片，但这时官方报名时间已于7月15日结束了。香港资方马不停蹄地一边向电影局备案(这亦是电影局今年的改革措施之一，中国电影参加海外电影节实行备案制而无需报批通过，大大节省了时间)，一边将影片寄去威尼斯电影节。直到7月28日，贾樟柯接到威尼斯评委会主席马柯·穆勒助手的电话：“你入选了。赶快准备一下故事梗概、剧照、导演的话。”电话匆匆挂断，贾樟柯并不完全确信，直到29日他也从威尼斯官方网站上看到自己的影片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按照投资人的计划，《世界》完成后肯定得借国际电影节的宣传再回国上映，而威尼斯的时间刚好赶上，他不用等待其它电影节，可以直接按部就班地参赛、回国上映、开拍新片。有人说这次威尼斯选中他是看中他的背景，贾樟柯并不这么认为：“我这个背景从来都不重要，从第一部片至今，不论是荣誉还是失去，起起落落都是电影本身在起作用，与我被禁不相关。电影是让人看的，以前有人说我的电影入选电影节是外国人故意做给中国政府看，其实这是很冷战思维的想法。当现在各国间的交流变得这么频繁时，我的背景还重要吗？”
九月威尼斯电影节，我们期待《世界》获奖。那时，贾樟柯再也不会有开拍第一部影片以来地下身份的遗憾。十月，我们将顺理成章地看到这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影片的上映。2004年的这个秋天，一切似乎已纳入了正常轨道。南方都市报谢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