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李红：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三月初即将开拍。从其开宗明义电影的名字来猜测，观众不难看出其时代背景以及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内涵。从自己、从他人使用手机的经验说开去，谙熟冯氏品牌剧的一贯诙谐，对此更兼有一种日用品是如何被艺术化的期待。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编剧刘震云先生：关于电影的内容；关于电影的导演冯小刚和主演葛优；还关于剧本之后的小说创作。刘震云透露，围绕手机，不仅有令人捧腹大笑的调侃，更有惊心动魄的震撼———

　　当手机里藏满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手雷

　　记者：你和冯小刚合谋的《手机》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

　　刘震云：电影局已经通过，三月初开拍，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是小刚的。

　　记者：《手机》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大家都在期待和猜测。

　　刘震云：具体情节，制片方不让透露，有的媒体透露出去的也都是瞎说。但我可以讲一下大概意思。主要说的是人和人说话和人距离远近的关系。原始社会，用的是肢体语言，把一个事说清楚很难，得跳半天舞；骗人就更难了，蹦?一天，也不见得能把人骗了。农业社会，相距两地，交流也不方便，这也给人带来很大的回旋余地。上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现在有了手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了，于是藏了几千年上亿年的秘密，都浮出了海面。饭馆里、大街上对着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你到底说了多少假话和废话？还有手机短信和聊天，用的都是假名，说话的真实度就更不用说了。汉语本来是简洁的，现在人人言不由衷。人的关系由此出现变异。当手机里藏满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手雷。

　　记者：如果是贺岁片的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手机年底会爆炸？

　　刘震云：心里有鬼的人，事先作些准备好，别到时候酿成家庭或个人悲剧。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有两亿多，真炸了事就大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对净化社会空气有好处。

　　记者：还是喜剧吗？

　　刘震云：是什么剧不重要。小刚有一句话我赞成，给观众一个意外，出其不意，是重要的。

　　记者：一听“手机”这个名字，大家眼前都会一亮，创意是怎么来的？

　　刘震云：聊天，偶然。当然天亮之前，会有很多黑暗和夜路要走。小刚马上要出一本准自传，里边谈到这个过程，到时候大家看看书就知道了。

　　敬重冯小刚的智慧和葛优的认真，所以有了再次的合作

　　记者：据我所知，这是你与冯小刚的第三次合作，一次是《一地鸡毛》，一次是《温故一九四二》———好像还没有拍，还有这次的《手机》，你对冯小刚怎么看？

　　刘震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商业导演，但他的贡献就在这里。别说推销一部电影，你就是推销一个暖瓶和一件羊毛衫，让它大面积占领市场都是不容易的。其实问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方面是，他用他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在“不”声中长大的人，会横刀立马，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也有些像看动物，初看有些四不像，非狗非鸡，非驴非马，但它像麒麟。这是冯小刚和其他中国导演的巨大区别。冯导演马上要出的书中，我给他写了一篇序，里面谈了许多对他的看法，有好话，也有坏话，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记者：据媒体说，《手机》的主角是葛优，你对葛优怎么看？

　　刘震云：葛优是个认真的人。剧本修改阶段，他都参加了。这个人表面谦逊，内心很有主见。好的时候他会马上说好，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摸着光头频频点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他赞同你，这仅仅是反对的前奏和开始。在生活中，葛优是个讲信用的人，应允你的东西，他会拿来让你看一看。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当然，属于他的东西，他也不会白送人。

　　记者：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大家对你的期待主要还是小说，现在你开始介入影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刘震云：我这叫介入吗？二十年中，与影视有过三次接触，都因为它改编的是我自己的小说。我种的还是自己地里的庄稼。不过在种扁豆的同时，又间种了几趟西葫芦。导演又是我敬重的好朋友。像《一地鸡毛》，中间还夹着王朔。我没有单纯为谁出卖过劳动力。一举一得的事我不会干，一举两得的事我才干。

　　记者：是不是也有钱的因素？

　　刘震云：有啊。挣钱是为了养家糊口，没什么不光彩。纳博科夫1968年换掉了自己的出版商普特南。纳博科夫发表声明说：“普特南先生的立场是，纳博科夫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不该为多卖几本书、多赚些钱这种琐事而小题大做；而纳博科夫先生的立场是，无论他是多么优秀的作家，也要赚钱，才能买纸笔，供养一家人。这是两种哲学的冲突，一是普特南的理想主义，另一个是纳博科夫的务实主义。”

　　记者：作家写小说，是一个很个性的劳动，电影是一个大众艺术；你和冯小刚，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大牌，当你们在创作上出现矛盾时，谁就合谁？

　　刘震云：共同不就合就出现困难。当创作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作品要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和冯导有一个共识，一定要耐心等待，你只要坚持不懈地找，就能找到第三条道路和出口。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小刚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记者：将来的小说，会跟电影有很大的区别吗？

　　刘震云：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语感、节奏，对内容的关注，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一出戏，电影是前台，小说讲的是后台的事。前台演员很鲜亮，后台演员在换衣服。一杯是可乐，一杯是绿茶。看热闹看电影，可乐解渴；细细品味，还是啜茶。聊大天，朋友多了好；深入谈心，两个人在灯下，才能从容不迫。

　　《手机》是新生活的开始。语言、情绪和节奏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

　　记者：《手机》剧本写完，你是不是也要把它写成小说？

　　刘震云：马上。程序上确实有些颠倒。本来我该先写小说，再改编剧本，但电影有一个档期，于是就先写了剧本。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小说在前，剧本会占小说的便宜；剧本在前，小说会占剧本的便宜。现在的剧本中，也凝聚着小刚许多智慧，算我占了他的便宜。不过将来还是小说出在前，电影出在后，听起来有些拧巴。

　　记者：小说《手机》，会像《一地鸡毛》那样很家常，还是像《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那样很玄虚？

　　刘震云：从感情和感觉上讲，《一地鸡毛》是多年之前的事了，《一腔废话》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了。我应该开始另一段新生活了。《手机》的语言、情绪和节奏，与前两者会有一种告别，既不会像《一地鸡毛》那么琐碎，也不会像《一腔废话》那么张扬，它会非常简洁，非常物质，非常具体，有一说一，不再延伸二和三了，它应该充满着生活的枝叶和汁液。返璞归真的目的不是一种艺术追求，而是它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写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生活的角落比生活本身大，生活本身比艺术大也更加强劲。面对一粒花生米，怎样把它吃下去，就已经将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区分开了。

　　记者：《手机》既拍电影，又写小说，从你本人来讲，这种小说和电影的套种，是不是也考虑到将来小说的市场发行量？

　　刘震云：考虑呀。电影的受众面毕竟要大一些。特别是小刚做导演。艺术形式没有高低之分。它们的分别是，小说是传承了几千年的纸和笔的产物，电影和现代庞大的摄影器材和镜头结合在一起。投入太不一样了。人们越来越相信第一视觉，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优秀作家，没有一个与影视无染。不是因为他们在投降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在与时俱进。我春节回河南老家过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卖豆腐的大哥，已经不再吆喝了，毛驴车前边，挂着一个电喇叭。初看有些四不像，让人哭笑不得。从大哥的立场想，再也不用喊破喉咙了，电喇叭里吆喝的还是豆腐，也算与时俱进。我赶着毛驴车，惟一严肃的是：一前一后，主次务必不能颠倒。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态度。

　　记者：据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剧本已经改编好了，为什么没有拍呢？

　　刘震云：主要是资金的原因吧。因为它的投资量大了些。但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里，它会寻找到舒适的合作伙伴。

　　记者：读者和观众，都期待着年底小说《手机》和电影《手机》的出现，你对读者和观众，有什么期待？

　　刘震云：我期待我能把小说写好，冯导演能把电影拍好。把手头正在做的事，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做好，比期待别人要重要。我说的另一层意思是，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创作过程，不管对于我，还是冯小刚，都是整体创作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面前的路都很长，干粮、水、雨伞，都别忘带上。　白继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