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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将冯小刚选为新一届“亚洲之星”，算是给了多年拍摄商业电影的他一个肯定。在各界人士疾呼电影产业化的今天，这样的荣誉可能会比艺术大奖更激动人心。
记者在杂志推出前夕获悉了这一消息，并第一时间联系到冯小刚，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想左右逢源太过理想主义了，可能会两边不讨好，全世界的军队里也没有‘海军航空陆战队’这么一兵种，不如铁了心‘商业’，要么就铁了心‘艺术’。
我也是从糊涂变聪明的。为不花钱买票看电影的人拍电影，然后伸着脖子等着一小撮人挥舞屠刀，这个过程我也有，后来及时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毅然把宝押在了人民这边。
我被断然认为是一颗“亚洲之星”
记者：据悉你最近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是惟一的演艺圈人士？
冯小刚(以下简称“冯”)：大约一个月前，我的助手接到他们的电话被告知此事，并说要就这事安排一次专访。我当时正在拍《天下无贼》无暇接待，他们很不理解，向我们晓以大义，说美国《商业周刊》是面向全球发行的刊物，在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能被他们推荐为“亚洲之星”是很多商界精英渴望获得的荣誉。这次在亚洲评出了25位，其中导演只有你一个，你怎么能掉以轻心呢？言下之意就是“你别不识抬举”。于是我马上以“受宠若惊”的姿态接待了专程从纽约飞来的主任编辑，问其原因才知道是因为《手机》这部电影让他们瞄上了我。他们近来不断从美国的报纸看到有关《手机》这部影片的故事介绍，以及影片在中国放映后产生的社会反响，比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都亲身到北京、上海的电影院去调查观众的反应，然后作为一种文化和商业结合的现象撰文评价，《商业周刊》的人惊讶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和发展，然后他们就把视线投向了我的一系列电影和这些电影在中国取得的商业成绩。他们也注意到了我的影片不是偶尔一次票房好，是持续不断地保持了高票房，而且影片的内容和当今的中国社会变革关系紧密，比如说《大腕的葬礼》中，广告对生活的强势介入等等，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步入经济时代的中国，也关注电影产业在中国的悄悄兴起。就这样，我被他们断然认为是一颗“亚洲之星”。
之后，他们雇来摄影师给我拍照，折腾了一个中午，照的都不是生活常态。一会儿让我站台球桌前两眼很阴险地虎视前方，一会儿又让我坐在椅子扶手上面带微笑。我说我不习惯假笑，摄影师说，你要不笑我们交不了差，你只要笑，无所谓笑的是不是有诚意。我不想因为我的固执砸了他们的饭碗，所以我很配合，一中午脸上都浮现着假笑。后来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一个堆着假笑的“亚洲之星”会影响《商业周刊》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所以发表时他们还是用了一张似笑非笑、看上去似乎对荣誉还显得有些无动于衷的照片。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
记者：评语中写到：“冯小刚与大多数中国导演不一样，不是以拍艺术片获奖为最高目标，而是以服务十三亿观众为主”，这会与你的导演出身有关吗？因为几乎毕业于电影学院的导演都会以艺术片得奖为最高目标？
冯：我也是从糊涂变聪明的。为不花钱买票看电影的人拍电影，然后伸着脖子等着一小撮人挥舞屠刀，这个过程我也有，后来及时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毅然把宝压在了人民这边。人民也比较好伺候，中餐西餐通吃，甜的苦的都要。端正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创作就进行得比较愉快，身心都比较健康，很少受到不公正的伤害。
对张老师调转船头我是持欢迎态度的
记者：你强调说影片受观众欢迎，但对于没得过艺术奖的你来说是否缺乏说服力？比如换成得过戛纳奖的张艺谋来说这话效果就不一样。
冯：没吸过毒的说吸毒不好，和戒了毒的说吸毒有害健康效果肯定不一样。我这可是比喻呵，意思是说为人民服务不分先后，对张老师调转船头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我是持欢迎态度的。
记者：你心里真的不想得艺术认可的奖吗？
冯：可能我理解的艺术和你说的“艺术”不一样，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国电影《老男孩》，觉得特别变态，特脏，让我本能拒绝。听说得了“戛纳”评委会大奖，可想而知那些评委的艺术观是多么做作，真的和他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我的艺术是让观众本能接受的。
记者：张艺谋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希望导演能两条腿走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来回游走，这是否是中国导演未来发展的方向？
冯：我们最好不要陷入到论证张老师的语录是不是字字珠玑里面去。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想左右逢源太过理想主义了，可能会两边不讨好，全世界的军队里也没有“海军航空陆战队”这么一兵种，不如铁了心商业，要么就铁了心“艺术”。其实要繁荣也不用要求每个导演都十项全能，每个导演都练好自己的一手绝活，中国电影就挺可观的了。当然，张老师能文能武，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
记者：有人说，中国目前只有张艺谋找到了真正拍商业片的路数，你的片仍然有局限，你认为呢？
冯：这事还是交给观众和市场去检验吧，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抹杀的，我的电影在票房上连续六部没有失过手，《手机》的投资人王中军告诉我，影片利润达到了205%。从商业的角度说，要统计投入产出比，用两个亿投资拍的电影拿到了两个多亿的票房当然可喜可贺，但投资1600万元的《手机》拿到了5300万元的票房，而且我们并没有把DVD的版权费算进去再折成票房数字去冲高，5300万元是干货，而且几乎还是和《无间道》同档期上映，取得这样高的投入产出比，影片的投资回报率应该是近年来国产片里最高的，开玩笑说差不多仅次于贩毒了。
话虽这么说，还是要承认我的影片是有局限性的，要逐渐克服。就喜剧来说，要依托本土文化的背景，海外发行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但能先把本国观众服务好是目前中国电影最需要提倡的，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别人就会尊敬你，美国的《商业周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慢慢来。张艺谋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拍了十年电影的时候我才入电影这行，况且他指东打西一路飞奔没有停顿，积累的经验、对电影特性的认识，都够我追一气的。他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如果我老盯着别人的短处幸灾乐祸，也不能提高我的票房呀，我就不和他争长短了。最好大家的票房都好，对自己有信心比对别人没信心重要。
记者：你想过要拍几千万美金的大片吗？
冯：还是那句话，一步一步地走，投资规模是和你的市场赢利能力相关联的，这是游戏规则，现在国内有些热血电影投资人偏不按游戏规则玩，不作调查，多大的投资，脑袋一热都敢招呼，也不管这导演的商业信誉如何，导演说我这片子送欧洲去就能得大奖，他们就真信，特别可贵的是受了重伤，流着血一骨碌爬起来还忍着疼往前冲，精神真的可嘉，眼看着他们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又爱莫能助。当然有这样的投资人前赴后继，中国的导演们还是欢欣鼓舞的。
话插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说没有商业成绩的导演就不能投，关键是投多少，我从1997年开始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拍电影，最初的《甲方乙方》投资只有三四百万元，七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天下无贼》算上宣传费投资4000万元，这是根据市场行情，赞助商的关注度作出的合理的成本预算，应该说除去审查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是非常小的。如果我现在要求投资2000万美元拍一部片子，投资人问我你有把握收回成本吗？我会很含糊，我不会昧着良心愣说没问题，对我来说商业信誉很重要，是一个商业导演最起码的职业操守。
赔钱是很丢人的事，所以我要不停地想观众要不要这个？怎么才能让他们兴奋起来？也许再过三五年，中国电影产业发达了，我能得到几千万美金的投资。没到这步想这些没有实际意义。
《天下无贼》：我们要剪出“盗窃美学”
记者：语言幽默是你的特色，你会因为《天下无贼》要适应海外市场而放弃语言的优势吗？
冯：从更大的商业目的来讲，要从语言的局限性里突围出去，但这样做也带来了商业风险，投资人希望变一下，也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不过我还是有所保留，不能顾此失彼。现在片子粗剪出来，看过的人认为不像我的片子，但好看。幽默的东西已经退居二线，故事的情义和悬念在影片里担起了支撑的作用。整部影片在行进中展开，动作部分有拉丁舞的风格，我们开玩笑说，吴宇森创造了暴力美学，我们要剪出“盗窃美学”，这是剪接师的功劳，影片始终保持着激情还透着一点优雅，非常适合刘德华发挥。加上葛优适可而止的诙谐，说实话我踏实多了。
记者：刘若英表演得如何，我最担心的是她不像贼，她看上去太有文化。
冯：最不应该担心的就是她。贼也有有文化的。窃国者不也是贼吗？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对喜剧创作的快感依然存在吗？
冯：这种快感是不可替代的，但幽默要有更大的境界，要赋予它更宽广的含义。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就是用独特的幽默感写民族的苦难史，刘震云的幽默让我们的视野越过了一个灾民的后代对祖辈苦难狭隘的哭诉，听到了上帝的笑声，让寒冷残酷的历史长卷在半个世纪后从容不迫地展开，着上了人性的阳光变得温暖了，温故而知新，这个民族历经苦难百折不挠生生不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会了忘记，小心的民族恐怕早就半路气绝了，忘记苦难着眼未来是要求这个民族有大胸怀的。
和拍“艺术”片的导演比，心里的委屈少多了
记者：可以说你现在是保住商业阵地再往艺术进军吗？
冯：你看你又让我往套里钻，从市场的角度说，《温故一九四二》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像得了肺里不爽的病人需要秋梨膏似的，清肺解毒啊！
记者：作为商业导演有什么无奈吗？是否享受到各种应有的回报？
冯：和拍“艺术”片的导演比，心里的委屈少多了，拍商业片的好处有很多，丰衣足食不说，还能改了气人有恨人无的臭毛病。输赢基本是可以被票房量化的，结果也基本公正，命运也基本上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没法怨天由人。另外政府在宏扬主旋律的同时也认同了商业片在电影产业中起到的推动作用，应该知足了。
葛优就是特别知足懂得惜福的人，我一着急他就说：小刚你都出那么大名了怎么还着急呀？别老往站你前边的那几个人看，往身后看看，不急啊，咱们都超水平发挥了。老和优子泡在一起，他的心态也影响了我，不知不觉也学会了悠着点，溜溜达达往前走。
记者：好票房除了影片质量好，是否也需要好的营销？
冯：这是单一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一点和我合作多年的“华谊兄弟”做得很出色，往往是影片还没有开拍，投资已经开始回收了，档期也大致谈妥了，宣传上也敢投入，把电影弄得煞有介事。他们兄弟俩是标准的电影商人，对效益滴水不漏，立争做到最大化，在商业利益上也不太讲情面，该争的绝不放弃。
我说这话绝无恶意，有些人不太接受他们的方式，认为太那个了，但我倒愿意和他们这种直来直去的人打交道，比较透明简单，不用你费神猜，讲好的事重信誉，遵守游戏规则，也不忌讳你说他是一商人。跟他们合作可以安心拍摄，后面的事全给你搞定了，看起来他是为自己的利益忙活，其实片子发的好，是对导演最大的尊重。中国电影界需要这样务实的人。
《天下无贼》也要大张旗鼓宣传，这是特好玩的事
记者：像新画面公司这次为《十面》做宣传，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们过分炒作，你怎么看？
冯：这你得站在他的角度想，也不是不合情理的事，他投了几个亿的影片，你不让往大了宣传，假谦虚说“我这片子拍得一般”，那怎么卖呀？赔了找谁哭去呀？同情和低调换来的好感又不能抵押给银行还债。我跟你说，《天下无贼》也得大张旗鼓地宣传，已经有赞助商举着钱找上门来了，我们正在讨论首映礼的构想，当然不能和人家雷同。这是一特好玩的事，我们是娱乐界的人，就得用娱乐的方式刺激消费。“为人民服务”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砍树烧炭是为人民服务，拍电影娱乐大众也是，意义也很大。
本报记者 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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