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主席盛赞纪录片《煤路》
《煤路》海报
《煤路》剧照，刚刚出井的文子，村里人认为，下井是一个男人养家糊口的光荣
刘元辰在拍摄中冒险下井，差点遇到事故，但拍到了珍贵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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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于1977年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是为了纪念人类学开拓者玛格丽特·米德在该馆工作50年而设立，因为她是最早确认现场工作的重要性的人类学家之一。
早报记者 黄小河
“这绝对是一部所有人都应该观看的影片。”在2011年11月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三十五届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上，评委会主席达伦·阿诺罗夫斯基如此赞扬一部来自中国的纪录片《煤路》。
这位凭借《黑天鹅》而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如此看重的纪录片出自一名中国学生之手，他叫刘元辰。这位1987年出生于武汉的80后，2005年考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年获得纽约大学News&Documentary专业硕士学位，并与同学在纽约合伙成立电影制作公司，任公司制片人和摄影指导。
而刘元辰拍摄的《煤路》获得上述电影节唯一奖项“玛格丽特·米德电影人奖”，因为它“最具艺术价值，也因为它是最具原创表现力的人文纪录片”。
除去严谨硬朗的画面结构外，《煤路》的原创性和拍摄难度显得难能可贵。1月13日，刘元辰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煤路》是他靠卖照片积攒的1万多元和家里的2万元拍摄而成的硕士毕业作品，“我认定自己不会得奖，甚至差点没去颁奖礼。”
在4个多月的拍摄中，刘元辰数次下矿井巷道拍摄，用镜头记录了川东大山里3个煤矿工人家庭的生活。
第一个家庭，矿工文子在矿上工作，自己的儿子辉在矿里开机车，辉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儿，辉与妻子小芳为去广东打工的事争论不休，因为女儿迟迟没断奶，他们只能一等再等。
第二个家庭，矿工罗5年前在一次冒顶事故中受伤高位截瘫，他的大儿子为了父母的生活和弟弟的学业，只好辍学到广东打工。
第三个家庭，宣曾在外打工，但为了照顾妻儿又回到家乡，在矿井下当砌砖工人，希望能赚够钱供儿子上大学做个城里人，但正上高中的儿子暑假到广州游览一圈后，发现城市的一切离自己太远而毫无吸引力。
片中有个镜头是在一位矿工出事前拍的，现在回想，刘元辰还惊魂未定，“生活真的残酷，一个静止不动的头像，但他几分钟之前还是活的。”
“希望客观看待矿业弊端”
东方早报(微博)：听说你拍摄的川东矿区是你父亲下乡的地方？
刘元辰：对，原先我想拍山西，但很难进入。后来我父亲听说我要拍煤矿工人，就告诉我他原来下乡的川东有很多矿区，我就和我父亲一起去了。
东方早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你就很容易接触到拍摄对象？
刘元辰：对，第一次是他带我去的，否则很难进去。他和那个村子里的很多人都认识；因为有些矿工和我父亲都是原来一起玩过的朋友，有些也是原来老矿工的儿子，村子里世世代代都是挖煤的。
川东矿区不像山西矿区都是外来农民去挖矿，山西的煤老板都是只坐着收钱的，但川东的煤老板自己也是矿工出身，也下井勘探，而且矿工和老板的关系都很熟，我拍摄的那个矿的老板就住在附近大队上，他还捐钱给村子铺路，他爹死了就埋在村子里。所以我看到的是，这里的煤老板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的黑心形象，而是当地人的财神爷，大善人。因为挖煤毕竟是当地非常重要、对某些家庭来说唯一的经济来源。
东方早报：所以，你在片头引用了《吕氏春秋·贵生篇》的那段话来证明你对矿工生存的看法？
刘元辰：对，“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 。人是有尊严的，要愉快而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简单的需要生存权。
东方早报：为什么要拍摄矿工题材？
刘元辰：现在矿难多发，矿工是我永远关注的一个话题，做新闻的也必然逃不开这个话题。一直以来都想拍一个最接近真实的关于中国矿工的纪录片。
但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想片子拍出来，大家认为我是在揭露煤矿和矿老板，或者在批判地方政府。我觉得像矿业弊端是一直存在的，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而且它也涉及了其他问题，包括教育、农民工问题。我希望能够更客观地来看待这件事儿。
“下井拍摄前写了遗书”
东方早报：你对矿工最初是什么概念，拍完以后又是什么概念？
刘元辰：对矿工最初的概念是，非常苦，迫不得已下井挖煤，受煤老板压榨；拍摄之后发现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觉得下井挖煤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于当地的男人来说，下井是一种骄傲，证明自己能干活养家，没下过井的男人经常被人瞧不起，而且下井的村民家里房子大，和外出打工的收入是相当的，虽然现在流行外出打工，但也有很多矿工为了照顾家人，选择留在当地挖煤。
他们自己其实很麻木，知道会死人，但是并没有足够重视。客观地讲，如果家里一个人当矿工出事死了，这个家庭的整体生活条件会改善很多，可能小孩就有钱读书了，就有钱修房子了，很讽刺，但真实就是这样的，这也跟中国农村的教育有关系。
东方早报：拍摄前你做了什么准备？
刘元辰：先进村子和他们聊，然后劝他们带我去矿上。我其实拍了五个家庭，最终剪了三个家庭出来。
因为煤老板也是矿工出身，所以拍矿工生活他没有太反对。给了他两条烟他就同意了，还主动介绍他的矿3年没出过死亡事故，也没有签生死状一类的东西。
拍的时候，老板为了保障我的安全还派了一个安全员陪我一起下井。这部片子是分三个阶段拍的。第一次是我和我父亲两个人，中途回过两次武汉；第二次去是我带一个我的高中同学去；第三次是自己去的，一共算下来有4个多月。
东方早报：你父亲看来很支持你，作为长辈能接受你下井不太容易。
刘元辰：他一直很支持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很叛逆，眼睛里只看到黑暗的东西，我们家是严母慈父，母亲会批评我，父亲则会站在积极的角度上和我讨论。2009年到美国读纽约大学也是父亲支持我，纽约大学的这个专业相对更新颖，也更偏调查新闻，相比其他报纸新闻我觉得自己更有热情和优势。
东方早报：对于一个才25岁的年轻人来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点儿冒险，下井前在想什么？
刘元辰：第一次下井我父亲还是放心的。因为没下太深，只去了比较安全的大巷道。第二次我自己(下)去了很深的地方，到了真正躺着挖煤的那种巷道，从井下出来之后才说给家人听，那时候刚好有人死了在往外面抬。我和父母都后怕了很久。
所以第二次下井之前，我给美国的老师发邮件，他是个以色列导演，对我特别好。我问，要是我下井死在里面了，你能帮我编这个片子么？在下井前的那天，我觉得当时自己很麻木，有一点怕，倒不是怕我死了，而是怕这样给家庭带来不幸那就太不负责任了，所以我写了遗书放在电脑里。
“每次拍片我都会流泪”
东方早报：你经历了这些，所以更能体会矿工家属的感受？
刘元辰：是啊，像罗(片中人物之一，因矿难造成瘫痪)、罗的老婆。每次去罗家拍我都会流眼泪。一般在农村，男人要是瘫痪了，女的早就扔下男的改嫁了。但罗的老婆太善良了，她还愿意守着他。
虽然条件这么差，但他们非常乐观；罗经常会笑着给我们讲他原来在新疆打工的经历，她老婆也会跟他开玩笑，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在外打工，都有女朋友了；小的在家又懂事、成绩好，他们两口子虽时有抱怨，但从他们的神情里可以看出那种对未来的憧憬。罗常对我说，以后科学发达了说不定这个瘫痪都能治好。
东方早报：出事前那个特写镜头你加上了时间，矿工在临死前还在打钻，感觉生命在一秒一秒地流逝，真实又残酷，能说说这个镜头的来历吗？
刘元辰：当时是在煤矿的中巷，我想补一些普通的矿井内的镜头。工人们正在掘进，有两个人在往一块大石头里面打锚杆。我特意拍了一下这两个人，包括特写他们的脸，我记得在那个地方呆了10多分钟，拍完了就关机往回走，当时安全员还和我在一起，结果我们一出洞口，门房就有人叫那个安全员，说电话打不通了，安全员问是哪个电话，对方说就是中巷掘进队那里的电话。
再等了几分钟，对方就说出事了，顶板垮下来了！紧接着很多外面的人都穿上衣服下井救援了。等到有人说下面有人死了，我就觉得我整个身子开始颤抖。直到我拍完那个死去的矿工从下面抬出来并且从矿车上摔到地上的镜头，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下午村子里都在议论，说谁谁谁死了，我有预感是我拍过的那个人，就给他们看了我拍的画面，他们告诉我就是这个人。后来我拿到当地公安局的死亡报告，确认就是这个人，我就那么身子发抖，抖了3天，是真真实实感受到了那种恐惧，我无法想象那些矿工还怎么继续下井。
东方早报：后来你下井了吗？
刘元辰：没有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还是担心矿上的人会来找我，因为当时有人看见我拍了，还来制止。当时他们只顾救人，也顾不上我，所以我把带子取出来，藏在套鞋里面，出来了。
东方早报：所有死去的矿工你都用了白色的背景，黑色的头像，和一些冰冷的数字。
刘元辰：对，黑白给人冰冷的感觉，我觉得这最能表现那种残酷，一个静止不动的头像，但他几分钟之前还是活的。
东方早报：你对画面的把控能力很强，尤其是几个俯拍的镜头，土地和人的关系既显得很和谐又似乎很有讽刺意味，在画面上有什么特别处理吗？
刘元辰：俯拍的有几个稍广(角)的镜头，一是想从视觉上和精神上让观众有个喘息，因多是狭小空间里面的对话，内容很多又很压抑；另一方面有季节转换的作用；其中特意安排了两个镜头，一个是两辆卡车在小路上对碰，另一个是修路；这两个镜头我觉得有农民迫切想走出去的意味，另一方面卡车对碰有点矛盾出现的意思，你看之后就是罗他们一家的出现，他们的家庭内部也出现了矛盾。
(责编： 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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