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因字幕问题延期上映 导演谈电影
《白鹿原》海报
导演王全安
《白鹿原》上映前的宣传在陕西铺天盖地，原本13日在西安举行零点场首映。但昨日，记者从片方获悉《白鹿原》延期，最先接到消息的是各大影院，由华夏发行公司通告。
对于延期原因，片方昨日解释说，数字硬盘出现问题，公映版的硬盘字幕出现了字 视频：王全安独家回应白鹿原延期：未接正式通知 媒体来源：新浪娱乐 幕模糊不清晰等现象，目前正在积极协调。由于影片里有好多陕西话方言，这也是对观众负责。最终上映时间等候通知，但不会太久。
昨日下午，王全安称已得到消息，“因技术原因要延后上映，并不是影片内容上的问题”。
王全安：《白鹿原》不能回避“繁衍”的话题
情欲戏被网友热议成话题，电影能否承受文学之重……命运多舛的电影《白鹿原》还未上映就被广泛关注，全国媒体都在寻找王全安。而王全安本人则变得低调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白鹿原》剧组“回家”。上周末，王全安率众主创登临白鹿原，在从白鹿原回西安市区的车上，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释疑《白鹿原》改编及目前的诸多话题。
黑娃和白孝文没下文是开放式结尾
公映之前，《白鹿原》在西安相继举办过媒体看片，全国院线看片，民间的评价渐渐浮出水面，而两个半小时版本的《白鹿原》，其结尾因没有交代白孝文、黑娃等人的下落，让人觉得有些仓促。而王全安有他的解释。
华商报：电影上映前夕，小说再度加印20万册，你怎么看待小说再度热卖这种现象？
王全安：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关系紧密，在中国当代有影响力的电影都是跟文学有关系，而且是互动关系。文学作品因为电影的现实影响力，产生更大的关注和影响，说明电影做的这件事与文学做的事接近。
华商报：这部畅销20多年的作品，影响了60后70后和80后，但是现在90后似乎是电影观众的主体，这一批电影观众，有没有担心？
王全安：小说能持续20年引发关注，说明这个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抓住了更重要的东西。新时代来看这个电影，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们年轻人更愿意做一些认识现实和社会的事情，看《白鹿原》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华商报：当初探班，我记得很多熟悉的面孔，如县长、白灵这些人，他们的角色几乎在电影中消失，会不会感到可惜？小说中朱先生、鹿兆海、白灵被称为“白鹿精神”，你觉得白鹿精神体现在哪里？
王全安：小说有小说文字上的一种特性，比如朱先生这样的，更适合文字来呈现。所以朱先生更接近完美理想化的人物。我其实把朱先生的这种精神也放在了白嘉轩身上。白鹿精神应该是象征整个地方，是整个精神的追求。白灵也是一种理想，我们空间有限，白灵的故事很多发生在村庄以外，不得不遗憾地取掉。
华商报：《白鹿原》中的人物，电影开头是三个小孩——白孝文、鹿兆鹏和黑娃。末了，三个人不知所终，这样的结尾是不是太仓促了？
王全安：现在这个结尾更像一个开放的结尾，充满不确定性，白鹿原的后人，除了白嘉轩之外的人，一个个都离开了白鹿原，都有各自的遭遇，这样的开放式结尾，有他的味道。
华商报：终极上映只有两个半小时。回过头去想，你还会坚持拍5个小时吗？
王全安：对于导演来说，这部电影是需要这样一个长度，这样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影院上映进行删减，对个人是遗憾，但从影院角度来说，传播性上这是优点，一个人在电影院看电影的生理极限是3个小时。
“繁衍”是《白鹿原》主题之一
《白鹿原》拍成电影历经波折，被称作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难拍的电影，它到底难在哪里？情色？或许是《白鹿原》怎么也避不过的话题。王全安也不回避。
华商报：有原著做基础，为什么你说这是“最难拍的电影”？
王全安：我们都知道文学的含量，跟影像比起来要大得多。文章是越短越难写，电影面对改编，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呈现几十万字的小说，取舍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华商报：这几天有院线经理在西安看片，对于里面保留比较多的露骨的一些土话，一点都不含蓄，提出是否“少儿不宜”，导演你怎么看待？
王全安：《白鹿原》电影本身，里面基本上还不太存在要特别提示的东西。而且《白鹿原》这个题材本身也不是给儿童看的，我想儿童也不会去看。
华商报：网友谈到《白鹿原》，都关注“情欲戏”这一块，对于网友侧重点，你有何回应？
王全安：对一个作品，网友的各种关注点和兴趣点我都能接受。小说本身，核心立意是两件事，一是土地和人的关系，第二就是“繁衍”这样一个主题。读者和观众首先感兴趣“情欲”，恰恰说明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是更重要，更关心的。关键我们如何看待，能否自然接受和自然表达。还有一个文章挺好，说情色是《白鹿原》的一个封面，我也很认同。打开这本书，看到一段严肃的很有分量的历史，这也不是一个坏事情。
用陕西话才能展现性格 西安是我最放心的地方
电影真的是最好的名片，最近《白鹿原》获得的关注，令陕西文化再度成为焦点。“陕西人拍的陕西的事”，这是王全安的“推荐词”，在陕西观众那里获得认可，《白鹿原》就算成功。
华商报：片中以陕西当地方言为主，会不会成为南方观众看片的障碍？
王全安：我们假想这是有可能的。《白鹿原》电影是来自于地域性比较强的一个小说，小说是方言写成的，刻画陕西人，陕西人性格，这个方言就很重要。方言对小说来说就是内容本身，是不可割舍的。
华商报：你对陕西本土的票房有什么更大的期待？
王全安：西安是我特别放心的地方，陕西的书，写的陕西的事，陕西人看它的理由，全国来说最充分。一方面想跟大家交流，与乡党交流。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大家都想去看。作为导演我对票房不是那么敏感，我的专业是拍电影。但是我希望大家去看，尤其是陕西人。
华商报：《白鹿原》后有什么计划？
王全安：对未来我没有设计，从拍摄上讲，最近除了准备上海的《外滩》这个题材(杜月笙的故事)，另一个就是跟梦幻级导演卡梅隆谈合作，他到中国来，希望找一个李安那样的文化的导演，用3D把中国有智慧意义的题材呈现出来。
本报记者 唐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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