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拍2021年的《1921》 年轻化的主旋律

《1921》海报

　　电影《1921》将于7月1日在国内上映，影片以1921年的时代脉络和“横截面”视角切入，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28岁的热血青年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突破国际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追踪，聚集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于“中国的青年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本片导演、监制黄建新诚恳回答：“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不到30年，改变了几千年国度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他们又是充满朝气的人，我们老说一种青年的朝气，一种向上的力量，它很容易抽象理解，实际上青年们就是这样的。” 

　　建党70周年，《开天辟地》上映；建党90周年，《建党伟业》问世；而到建党100周年之际，《1921》再次呈现建党历史。十年前执导《建党伟业》的导演黄建新的目光回到了史诗中具体的人物与故事身上，在他看来，十年前的《建党伟业》是宏大的编年史，讲述了大格局下的历史事件，十年过去，对建党历程的呈现应该有所创新，有更细腻的共鸣，于是他们把视角聚焦在1921年那批正青春的年轻人身上，尝试去还原更加充满生命力、更细腻的历史故事，以此来与2021年这个时代的观众共振。这些天，黄建新最满意的关于电影的评价就是：“这是拍了一部2021年的《1921》。”

　　[叙事]

　　选取历史横截面讲述建党当年故事

　　导演黄建新曾参与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多部主旋律电影。十年前上映的《建党伟业》，已经在建党90周年之际讲述过一次建党故事。影片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呈现了包括袁世凯复辟、五四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在内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但将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部电影里，难免会造成叙事碎片化、人物一闪而过的问题，对于关键角色的塑造也难以深入触及，只能点到为止。经过对主旋律影片十多年的探索，让黄建新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从2019年的《决胜时刻》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创作方法：不再拘泥于面面俱到，而是找到横截面，着墨于重点人物状态与心理，从细节处体现人物，挖掘人物内心，细腻地拉近观众与人物的距离。制片人任宁透露，从2016年就开始筹备的《1921》，光是剧本创作就花费了4年时间，数易其稿，反复打磨人物性格。从筹备到拍摄，主创团队努力搜集这些年发现的全新史料，最终选取了历史的横截面，讲述1921年建党当年的故事，将时间线变短，把更多空间留给描摹人物。其次，《1921》的主视角也有了更大的创新，选取了李达、王会悟夫妇作为重要的叙事视角。

《1921》中的李达、王会悟夫妇。

　　如果说《建党伟业》演的是历史，那么《1921》讲的就是人物。据黄建新透露，《1921》的故事是从那一年的3月开始的，得有一个人写信通知各地来沪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发生了什么事情，基于这一背景，剧组着手研究李达。“一旦要将电影拍成故事片，有情节递进的故事片就得有贯穿人物，这个任务变成了前提，没有就是一堆松散的碎片。我们必须要找一个能够贯穿这个戏的从始至终的人。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摆在这，研究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完成，就是李达。李达这个人大概懂4到6门外语，他的国际化视野是开阔的。特别凑巧的是，那年4月他刚刚结婚，于是我们给电影带来了爱情这部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一直帮着组织‘站岗放哨’，毛主席都曾说她是我们的保卫部长（一大时），这样的人物关系就满足了戏剧的几个东西。剧情里，我们的写法都是据实的、可考证的，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一些微调。”

《1921》剧照。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在嘉兴游船上为组织放哨。

　　[视角]

　　击穿了一百年之间的心理对接点

　　既然人物描述成为了电影的核心驱动，《1921》便起用了大批新生代年轻演员，以贴合那个年代的历史真实状况。现在我们常说的国家“伟大复兴”，在黄建新看来，复兴就是年轻化，是我们国家重新获得生命，那就是正青春。据资料记载，1921年“一大会议”的代表们，平均年龄仅有28岁。如果不算何叔衡与董必武两位略微年长的代表，平均年龄仅有23岁。黄建新说：“他们真是年轻！《1921》跟今天我们对中国的观照，希望国家以真正年轻、有活力的姿态出现在全世界面前，我们对国家的理想、希望跟当时他们的理想是吻合的，这就叫击穿。这个视角击穿了一百年之间我们的心理对接点，就是年轻、正青春，所以我们会用正青春的角度来写这段历史。”

《1921》“青春力量”海报

　　“青春是什么”，成为《1921》主创团队最抓紧探寻的问题，他们很清楚，一写青春，若是用大段的理性台词很容易丢失青春感，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在找人物的状态。黄建新表示，有了故事的基础，更多的则需要深挖角色的状态，“我们开始真正用电影的方式来塑造、描写这批人物。《建党伟业》里的人物是点状的，如蔡锷、袁世凯的出场，任何一个演员都是历史里的重要人物，但《1921》需要有贯穿全片的人物来支撑故事情节，这里大多都是工人、学生，他们会产生情感、工作等人物关系，从而发生戏剧冲突，才构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 黄建新想了想，诚恳地说：“其实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比电影更细致，具体日期、天气情况都较为详备。但电影的作用却在于，以光影世界支撑起观众的想象空间，使观众在故事中进行经验补充。”《1921》最大的亮点是立起了一个个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先辈形象。他们不再是以往记载于史料中的符号，而是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不仅有理想抱负，也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先辈的风貌变得更为可触可感，比如陈坤饰演的陈独秀等不到教育经费，会义愤填膺地直闯会议室，与孙中山和陈炯明据理力争。李达会为了更精准地传播真理，要求正在印刷的杂志停印，只为把“百姓”二字换成“人民”。

　　[共情]

　　与今天的年轻人同频

　　《1921》集结了众多青年演员，重塑了有血有肉的革命先驱群像。片中，年轻演员们努力还原出了一百年前这些年轻人青春热血的状态，以呈现出 “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芒”的状态。影片回归人物、增加类型片元素、用更青春热血的方式讲述故事。

　　开拍之前，黄建新和联合导演郑大圣聊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能让这帮演员们“生动”起来，剧组从一张张老照片中，为人物寻找发型、神态、衣着等设计参考，为每位演员打造真实可信、丰满动人的人物形象与气质。正如本片郑大圣所说：“《1921》从外观到内在富含感情，用活生生的人物和有热度的细节回到历史现场。演员不仅要在外形方面做到‘酷似’，更要在人物性格方面反复打磨，达到形神兼备。”

《1921》中的青年毛泽东

　　影片通过生动描绘一大代表们的生活习惯细节，让原本只在历史书上读到过的人物，变得有温度、可感知；同志与战友间为共同理想奋斗的友谊，革命伉俪间互生爱慕的表达，让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黄建新说：“事实上，我们读历史终归最后会回到人物身上去，这是终极的魅力，是感性的，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有点理性，它给我们展示的人物就是在历史节点上的性格色彩，而不是多面的，于是我们这次想表达角色原本二十出头的自身的魅力，比如三个年轻人会去大世界照哈哈镜，一旦开会拍桌子瞪眼睛，这是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和属于青春的本能的生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影片中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和感人的艺术形象，与今天的年轻人同频共振。《1921》就是那个时代里的那群无所畏惧，胸中有大义、心中有人民的新青年。”

　　拍完《1921》，黄建新被一班年轻演员的热情与专业所感染，他坚定地说，自己真的认为我们不用为年轻人操心（笑）。“以前大家总说他们‘不行’，真是‘瞎操心’，他们有自己的朝气、片场里很活跃，但一旦开机拍起来，到一个场景里就自动进入另一个状态。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热爱是真心的。现场拍摄时，回头一看，激动时刻学生演员都在哭，是真的流泪。这多难啊！你要跟他讲戏，让他落泪是多难的事，就像拍五四运动的片段，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发地喊口号，那种眼神是很纯粹的，能迅速进入角色内心是因为他们带着对国家、对党的热爱，他们立住了。”

《1921》中的李大钊与青年学生

　　[对话]

　　拍2021年的《1921》，年轻化的主旋律影片

　　新京报：《1921》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革命进程的人物心理活动发展推进，采用这种呈现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黄建新：不按照物理时间做，这是我很早之前就特别想做的。现代电影倾向于视角是任意转换的，不停在某一个特定的客观视角，一会儿进入主观世界，一会儿进入另一个空间，这种方式很容易让年轻人跟随，这是我们这次拍摄发现的新手法。另外，人的记忆未必会按照物理时间的排序，很多时候是乱的，那里面所含的情感因素或者你关注的因素要高于物理时间，这是艺术的表达方式。这种尝试也很危险，如果你呈现方式变得跳跃后把观众搞混乱了，他们接不上就会出现问题，但我们一直想把这个打破，而且非常有信心新一代的观众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看了很多电影和文学，对这种方式会更容易接受。

黄建新在《1921》拍摄现场指导演员表演

　　新京报：可以列举一个这样处理的片段吗？

　　黄建新：比如电影开始我们对陈独秀这一段的大胆尝试，关于历史回顾，我不想冷静地用老办法旁白说这一年中国是什么样，就用了6个时空来描述，开窗户，一双陈独秀的眼睛，五四运动，李大钊上街，陈独秀散传单再次被捕等6个时空，但它们被剪辑为一个时空。在影像表达的世界里，过去时、未来时、想象时，都是现在时，是可以讲清楚的。我们就用心理因素的衔接，而不是物理时间的衔接，这样会给电影带来新鲜感，不会让观众觉得冗长、老套，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用6个时空创造的核心人物身上，因为剧情都是从人物那派生出来的，观众的焦点也会下意识聚集。

　　新京报：当《1921》杀青的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黄建新：今天我们所以稳稳地坐在这，是无数生命换来的。这批应运而生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要救这个国家，他们也真的用了28年去把这个国家救回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批中国的精英，是一批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放弃了很好的生活，甚至把命都搭上，是为什么？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也是一直推动我们想接近这些人物的动因，我们想触摸他的感觉，让他们好像就在眼前晃，他们可以传导情感，传达理想、传递信念，拍这样的电影，我们摄制组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大家都进步了一点点，我们很受益。

《1921》奔赴版海报

　　新京报：拍《1921》最希望得到的市场反馈是什么？

　　黄建新：电影拍完了就交给市场检验，复盘，看观众的反馈。我们目前也就研究到这里，只是选择自己的方法拍摄，这样的表达观众是否都理解了，抑或有不同的看法，在电影上映后都是要总结的。现在没法说，是因为你“一根筋”拍完了，就像跑了个一百米，到底应该在第几步加速是不知道的，只有回过来看哪些点观众都看到了，与你有所共鸣；哪些点费了很大的劲，他们却没有理解，这些需要总结。我们一直说，拍一部2021年的《1921》，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1921》，就是为了这部年轻化的主旋律影片，跟现在的观众共情，大家共同阅读、共同理解。

　　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

　　编辑黄嘉龄校对翟永军

(责编：小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