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很酷，面对拥挤的影迷他总是很平静，不改一脸的严肃，而对一些娱记为了炒作而毫无创意的提问他更是表情冷漠。当然他也有热情的时候，在普通老百姓看了他的影片后有话要说，他就表现出孩子般的热切；在谈及他的过往作品，他更如母亲谈论自己出息的孩子般喋喋不休。而记者也遭遇到他难得的热情。

　　记者：《幸福时光》的放映招来不少的非议，你自己怎么评价这部影片？拍摄这部片子时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与我们分享？

　　张艺谋：拍电影本来就是众口难调。这是一个不大的作品，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野心，它不过讲述一个退休的工人用欺骗的办法帮助一个盲女孩的温情的故事，像这种生活喜剧，肯定不可能像《活着》那样负载很多哲理意味。现在看来我选择赵本山是选对了，他是个制造笑料的能手。

　　有趣的事情是，你肯定想不到在《幸福时光》中，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偷拍了很多场景而一点没被发现。赵本山在东北那地方，可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要让这么大个明星在大街上自如表演而不被围观，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经过《秋菊打官司》和《一个也不能少》后，我现在的偷拍技术可算是中国导演中最好的了。(说到这里，张艺谋孩子气地笑了起来……)记者：关于你和你的影片似乎总是被炒作得很厉害，而针对你的批判也不少，比如选秀风波、还有之前谴责你总是通过暴露中国人的丑陋和落后换取国际大奖。我想说的是，这些批评真的没有对你造成困扰吗？

　　张艺谋：这些批评从来不会影响我，我一直认为那不过是发展中国家一种不自信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总是考虑那么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十几年来，我坚信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踏踏实实地做了自己份内的工作。

　　记者：有影评家说你前期的作品都蕴涵着比较深刻的反思精神，而近期的作品只是痴迷于某些技术性的东西或表现边缘化的主题，你怎么看？

　　张艺谋：我觉得这是受了时代声音影响的结果，在时代的大潮里，个人是很渺小的。80年代的人们有很强烈的反思意识，所以我也就拍了一些比较沉重的影片。而处在目前这个消费时代，人们则普遍崇尚娱乐和时尚。我认为没有必要感叹世风日下，我看中的是怎样在故事中表达自己的感觉，当然也要与市场的需要契合，这样就可保证有足够的投资资金。

　　记者：在你这么多部作品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东西(指思想)贯穿其间？我知道一些国际知名的导演是这样的，当他拍一部片子时会有某些意外的灵感泛起，于是他会在下一部片中表现完善这些思想的火花。你也是这样吗？

　　张艺谋：有的导演会有这样的理论深度，可以很统一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贯穿自己的思想。我自己在理论环节上比较薄弱。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特别去想。对比现在帝王将相题材的泛滥，我的影片几乎都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而在选择拍片的题材时，我非常关注文学界的创作情况。我认为，影视界导演的整体素质比不上文学家和画家。这一路上，我就带了12本小说作品随时翻阅，今天已经全部看完了，他们包括《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花城》等等。对这些作品，我抱的是一种逛大街挑商品的心态，也许不一定完全照搬，但它常常可以刺激你的想法。

　　记者：国内有新锐导演评价你是中国最有“大师相”的导演，对此你怎么看？

　　张艺谋一听就开心地笑起来，眯缝着眼睛，不确信地问：“真的有人这么说吗？”对于他所享受到的关注和奖赏，他解释说：“在一个消费文化为主的时代，注定了影视本身就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群体。我常常想，如果我当初没有考上电影学院，而是上了中央美院的话，也就不会干电影了，那么现在的我也不过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画家。有了如今这么‘招眼’的位置，应该说是机遇加能力吧，所以越是这样我越是要努力地工作，拍好每一部电影。”(本报记者庄园摄影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