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自传 一生经历源自童年那盏“魔灯”(图)

　　童年的那盏“魔灯”

　　□摘编自《魔灯：伯格曼自传》刘森尧译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伯格曼一生的经历：他的电影、他的影像、他的人生，这一切都源于孩提时代的一套玩具：一盏魔灯。而这正是其自传的标题。正如伯格曼自己的电影作品，这本书是现实、记忆和梦幻的组合，也是一个电影时代的记录。如今大师已逝，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他的电影所记录的人类情感会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回味、去思考。

　　英格玛.伯格曼：“作者电影”的典范

　　英格玛.伯格曼自50年代登上影坛以来，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影坛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他所奠定的瑞典电影的理性精神和60年代瑞典新电影的写实风格殊途同归，并且极大影响了法国新浪潮电影。

　　伯格曼，这位可以自由地和作家一样直接拍摄电影，并一直保持瑞典首席舞台剧导演地位的大导演，拍出了《野草莓》、《处女泉》、《呐喊与低语》等众多经典，1981年拍完《芬妮和亚历山大》后告别影坛，投入了自己醉心的戏剧舞台，以他惊人而勃发的精神成为电影艺术最神秘而终极的“第七封印”。

　　只要父母和好，我的影片统统不要了

　　索菲亚公园的牧师公馆充满了优雅和亲切的气息，我的童年即在每天的规律作息、生日、教堂的节庆和礼拜等的交替中度过，此外，还交织着职责、游戏、自由、服从以及安全感等。冬日里，我们穿过漫长乌黑的道路去学校上课；春天来的时候，我们玩弹子游戏，也骑自行车兜风；秋日里，数不清有多少个礼拜天的夜晚，我们围在火炉边大声朗诵诗文。

　　我们当时都不晓得母亲有了外遇，也不晓得父亲为此备尝痛苦。母亲打算要离婚，父亲则以自杀威胁。他们最后和解了，决定继续互相厮守在一起，据他们当时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小孩的缘故。对这件事情，我们那时竟然一无所知，或者，只知道一点点。

　　那是秋日里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婴儿房里忙着玩我的放映机，妹妹在母亲的房间里早就睡了，哥哥在外面练习射击，还没回来。我突然听到从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母亲正在哭泣，父亲则愤怒地叫嚷着，我以前从未看过他们这么厉害的争吵。我蹑着脚走到楼梯口，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大厅里互相拉扯着，母亲拿起大衣准备要走，父亲紧拉着她的大衣不放，母亲突然放掉她的大衣，冲到门口，但父亲的动作更快，他抢先挡在门口，把母亲推到一旁，接着两人又拉扯了起来，母亲突然伸手打父亲一记耳光，父亲用力推她一把，撞到了一旁的墙壁，母亲一时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上。这时候妹妹被吵醒了，走到楼下，开始哭了起来，父亲和母亲这才停止了争吵。

　　我记不清楚后来怎样发展，母亲坐在她房间的沙发椅上，鼻子流着血，努力在安慰妹妹。我回到婴儿房，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的放映机，我跪了下来，开始向上帝祈祷许愿，只要父母能够和好，我的放映机和影片都可以统统不要了。

　　上帝听到了我的许愿，海德威教区的牧师(他是我父亲的上司)来为我父母劝和，安娜阿姨带他们到意大利旅行，紧接着外婆来了，秩序和稳定的假象一时之间总算又恢复了过来。

　　外婆的公寓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香味

　　外婆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乌普萨拉(Uppsala)，她在达拉纳乡下有一栋别墅。外婆不到30岁就守寡，外公死后，她把特拉加兹街的漂亮公寓重新改装，有五个房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是仆人的房间。我很小的时候，她和埃伦.尼尔松小姐(EllenNilsson)住在一起，埃伦很会做菜，宗教信仰很虔诚，对我们小孩则非常溺爱。外婆死了以后，她搬来和我们住一起，我们都很爱她，也很敬畏她。她75岁那年得了喉癌，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同时也写好遗嘱，然后搭火车去帕拉霍姆(Paraholm)投靠她的妹妹，母亲为她买了二等车厢的票，但她坚持要坐三等车厢，她到了她妹妹那里几个月之后就死了。我们小孩一直都叫她拉拉(Lalla)，她一生的大部分岁月都和外婆以及母亲一起度过，长达五十多年之久。

　　对我而言，特拉加兹街的这栋大公寓(也许并没有那么大)，可以说是安全和魔术的化身，屋内摆设了许多时钟，阳光洒遍深绿色的地毯，瓷砖砌成的火炉里火焰熊熊燃烧，烟囱管子嘎嘎作响，火炉的小门也跟着发出嚓嚓的响声。

　　老式的家具，沉重的窗帘，以及阴暗的壁画。在长而黝黑的大厅尾端有一个很别致的房间，房间的门上靠近地板的地方有四个洞，房间里贴有红色的壁纸，还有一张桃花心木做的铺着丝绒的龙椅上面有个盖子，当你掀开沉重的盖子时，可以看到一道黑黑的裂痕，还可以闻到一股香味。这是外婆的龙椅，想试着爬上去坐坐，还真需要相当的勇气呢！

　　外婆的公寓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香味，房间里的小地毯在夏天里都卷好存放起来，等再拿出来用时，摊了开来，总是可以闻到一股很重很新鲜的杀虫剂香味。每个礼拜五，拉拉都会用蜜蜡和松节油粉刷镶花木条的地板，那种香味真是强烈。木条地板的节与节之间的狭缝总是散发出一股肥皂的味道，而粉刷过的油毡所散发的香味则很接近发酸的牛奶和水混合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味道。有些味道来自人的身上，有的好闻，有的难闻，难闻的简直要叫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的胖姨婆爱玛戴着一顶假发，她习惯用一种很特殊的胶水把假发粘在她的脑袋上，她浑身充满了那种胶水的味道。外婆的身上则是甘油和蔷薇香水的味道，母亲生气的时候，上唇的细毛会变得湿润，然后散发出一种类似某种金属的香味。

　　在片场，英格丽.褒曼要把我“碎尸万断”

　　1945年，我正式成为电影导演。50年代中后期，拍摄了《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等影片，六七十年代，又有“沉默三部曲”、《假面》、《耻辱》等等。1977年，我和演员们聚集在电影部门的办公室里，我们要拍摄《秋天奏鸣曲》。

　　配合着动作和表情，英格丽.褒曼正在大声念着她的台词。她早已对着镜子排练过好几回了，可是我非常讶异，她依然把台词念得荒腔走板，场记小姐早被她气得躲到走道上去哭去了，我也觉得头疼不已。1930年代以来，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荒腔走板了。我们这位大明星喜欢擅作主张自己删改台词，而且不肯念带脏字的台词。

　　她说这部电影的故事很平淡乏味，加一些俏皮话可能会有趣一点。“英格玛你写起东西来怎会这么无趣呢？你应该是个很有趣的人才对啊！”听肖邦的前奏曲，这支前奏曲到时候将用在影片第一场戏的高潮点。“我的老天，这支平淡乏味的曲子要弹奏两遍啊？英格玛，你真是疯了，观众会睡着的，你应该选短一点好听一点的嘛！这支曲子太冗长乏味了，我自己都听得快睡着了。”

　　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饰演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大部分的钢琴家都有背痛的毛病，也许鲁宾斯坦除外。一般的钢琴家因为常闹背痛，有时候就会躺在地板上舒展筋骨。片中有一场戏我要求她躺在地板上，她笑了，“你真是疯了，亲爱的英格玛，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戏，我无法躺在地板上演一场很严肃的戏，这样看起来很蠢，观众会笑，我知道这部影片的故事很阴沉，加一点笑料是不错的，可是地方不对，不是吗？”

　　她有一卷14分钟长的影片，内容是她小时候和年轻时代的记录，影片装在一个已经生了锈的锡罐里，她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卷影片。她父亲以前是个摄影师，所以有时候就租摄影机为她拍一些生活上的记录。在这14分钟长的片子里头，起先是个刚学步的小女孩依偎在她母亲的膝前玩耍；接着是个年轻姑娘在她母亲的坟前致哀；然后是个笑得很甜的女人在一栋绿屋旁浇玫瑰花。英格丽很珍惜她这卷影片，可是已经大老旧了，随时都可能损毁，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翻成新的拷贝。

　　有一天早上在片场的时候，她冷不防突然转身打了我一巴掌(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并对我嚷着说如果再不赶快告诉她这场戏要怎么演的话，她要把我碎尸万段。我们开始针锋相对，她说我是世界名导演，应该懂得如何教演员演戏，我回答说她是世界级明星怎么还要人教她演戏；突然，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旁边的人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时，英格丽静了下来，她的眼眶红红的，好像忍着眼泪不让它掉下来，摄影机适时拍下了这张受苦的面孔。

　　父亲离开人世，这实在是奇糟无比的一天

　　父亲到瓦洛姆度假的时候，显得很焦躁不安。他一个人到林子里不停散步，晚上就睡在偏远田园里的谷仓。

　　一个礼拜天里，他要去阿姆斯堡(Amsberg)的教堂讲道。那天早上，雷声隆隆，气压很低，山头布满了乌云。

　　我早就决定要和父亲一起去教堂，我坐在自行车的前座，后座则放食物和他讲道穿的法衣。我赤着脚，穿蓝色条纹衬衫，外面还穿着一件领子外翻的宽松罩衫。我的手腕绑着绷带，因为被蚊子咬了，抓破皮感染了。父亲那天穿一条黑色的长裤，一双黑边长统靴，白色衬衫，白色帽子，以及一件薄夹克。

　　我们沿途经过一片森林，覆盆子树上结满了果实。几周前我哥哥和几个朋友曾来这里偷摘覆盆子，人家怀疑到我的头上来，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作罢。

　　我们抵达教堂的时候刚好是三点整，父亲马上忙着更换法衣准备上台讲道，我不想打扰他，就一个人溜进教堂的庭院，那里有许多墓碑，我特别注意属于小孩的部分，突然感到一股逼人的热气，不知什么时候，我竟躺在板凳上睡着了。

　　我准备拍摄《冬之光》的时候，曾经到乌普兰(Uppland)一带去看一些教堂，那时候是春天。我跟教堂里弹风琴的人借钥匙进入教堂，在里面坐上几个钟头，想着要如何给这部影片作结尾，剧本早就完成了，就只欠缺一个理想的结尾。

　　一个礼拜天，我一早打电话给父亲，问他要不要出来走走。那时候母亲心脏有毛病，正在住院，父亲一个人住着很孤单，手脚也有问题，行动不便，走路的时候必须拄着拐杖，但他仍然没有停止他的牧师工作，他那时候已经75岁。

　　那是一个多雾的早春天气，雪尚未融化，寒意仍浓，我们来到乌普萨拉北部的一个小教堂，做礼拜的人们早已来到教堂，坐在座位上等着，但是讲道的牧师还没来，教堂的执事和司事正在教堂的门口窃窃私语，女风琴手正在翻寻她的乐谱。讲道的牧师还是没到，父亲显得有些不耐烦。隔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车声，牧师到了。

　　牧师匆忙步上讲坛，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他的头发很长，看起来很瘦削，他咳了一下，说：“我今天生病了，发高烧。”他说着看看大家，希望获得同情和谅解，“我答应过今天要为各位讲道，我会尽力而为，不过，今天的领圣餐仪式可能要暂时取消；请大家谅解一下。现在就请各位稍等片刻，我进去换一下法衣，马上就来。”他说完向大家鞠了一下躬，左右看了一下，似乎在期待同情谅解的掌声，但没有人回应。

　　父亲从座位上站起来，显得很懊恼：“他不可以这样，我要去跟他讲一下。”他说完拄着拐杖往讲坛后面走去，不知道他跟那位牧师讲了些什么。几分钟后，教堂的执事出来宣布今天的领圣餐仪式将如期举行，一位老执事到时会帮牧师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开始唱赞美诗，唱到第二节的时候父亲才回到他的座位，身上还穿着白色的法衣。赞美诗唱完后他站了起来，面向大家，以很沉静的声音说道：“圣主啊，圣主啊，天堂和人世都充满了您的荣耀，荣耀属于您，至高无上的主。”

　　我终于得到了《冬之光》一片结尾的灵感，而且也领悟到了一个规则：要不顾一切，才能领受圣餐。对于做礼拜的人而言，这项规则很重要，对一般人而言这也是同等重要的。

　　1970年4月29日：父亲死了。他在礼拜天的下午4点20分离开了人世，他走得很安详平静。他的面孔令我联想死在集中营的那些人的照片，那是一张死人的面孔。虽然海面上的阳光很温和友善，但是对伯格曼而言，这实在是奇糟无比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