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远征军》拷问生死瞬间的选择
《中国远征军》
价值取向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就像钢筋对于建筑，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存在，可它实际上却支撑一座建筑的整个结构。尤其对于那些涉及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兴衰荣辱的艺术作品，价值取向更是一个关乎其历史意义与美学意义的核心问题。
价值取向是评价电视剧作的重要准绳
不论我们把电视剧称之为艺术作品还是文化产品，对其价值取向的分析都是评价这类作品的重要准绳。只是艺术作品如何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是一个复杂的语言表述问题。尤其在多元文化价值观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都面临着如何赢得世人的普遍认同的问题——即便就是对于那些涉及到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分界的历史题材的作品，观众可以根据人物皈依的不同政治营垒来划定他的是非功过，可是，我们还是很难保证观众为此便能够欣然接受这样的作品。因为在受个体消费意向支配、受商业逻辑主导的大众文化领域，观众并不满足艺术作品仅仅去重复一个正确的社会历史命题，他们更关注的是一部作品能否在情感上引起共鸣、在道德上撼动人心？所以，在文化产业领域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把爱国主义的叙事主题与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法相结合；把英雄人物的突出个性与普通百姓的一般情感相结合；把国家需要建构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大众的、流行的艺术创作理念相结合，把作品通常坚守的社会价值与人类的共同价值整合起来，并以此来赢得观众的普遍认可。
中国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诸多成功的范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亮剑》(2005)、《狼毒花》(2006)、《铁梨花》(2010)都在把一种符合的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理念镶嵌到作品所表述的故事情节之中，把当代人对过去时代的历史想象融汇到电视影像上。进而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画廊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与过去并不相同的英雄形象。现在《中国远征军》再此把摄像机架在了战火纷飞的疆场上，把焦点对准了决定生死的历史瞬间。作者以恢宏悲壮的历史画面，再现了中国远征军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伟大壮举，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基因，注入到人物的性格之中，使英雄的性格不仅建立在正确的社会历史根基上，而且还融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血脉。与此前的同类作品相比，《中国远征军》将战争的场面展现得更加激烈、悲壮；人物的精神世界也表现得更加真切、丰富。
《中国远征军》突显价值理念冲突
《中国远征军》的作者把韩家写成是忠良之后(韩绍功的父亲是岳飞的挚友韩世忠是第三十四代嫡孙)，这种身世强化了韩绍功身上传统文化的色彩。他的一腔热血即来自于现实生活的锤炼，也来自祖先传给他的文化基因。 他对母亲孝敬，对家乡的眷恋，对国家的忠诚，这些优秀的精神品格都集中在韩绍功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在传统文化回归当代社会的历史潮流中，电视作者力图通过韩绍功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抗日英雄，引导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包括在同古会战中，戴安澜师长在200师被日军团团围困之时，带领部下军官集体宣誓，并签订“舍生取义，矢志报国”的生死文书，显示出中国军人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全剧结尾，韩绍功从缅甸凯旋之后，他并没有留在军中继续打仗，而是解甲归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他在学校里与孩子们在一起吟诵先贤的古诗，体味中国文化的情怀。比起那么永远沉溺在暴力狂热中的好莱坞英雄，韩绍功的这种形象定位更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
《中国远征军》在确认日本法西斯侵略本质的历史前提下，突出了日寇在侵略战争中奉行的反人类本质。他们在野蛮的杀戮中显露他们残暴的心性，以及人格的沦丧，精神的颓废与道德的沉沦。日军在拉班战俘营对中国战俘的肆意杀戮，以及他们设定的惨无人道的“管理规则”，都与纳粹法西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禽兽行径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对待自己的士兵也采取极其野蛮的杀戮政策。他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同样残忍，在绝望之时也会拿起军刀切腹自杀，他们没有任何对生命的珍视，对人性的眷顾，更没有对同胞的怜悯。像德国法西斯一样，他们历史的反动性是建立在其对人性的极端否定上。他们的反动性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入侵者，是践踏、蹂躏我们祖国的敌人；同时，他们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把整个人类拖向罪恶的深渊。
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不仅体现在相互对抗的军事营垒之间，而且也体现在相互冲突的人物个性之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并没有是非对错——正像人的性别没有善恶正邪。然而，在艺术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则是划分不同社会属性与价值取向的重要依据。《中国远征军》里的韩绍功与谢孝彰就是在不同价值取向驱动下的两个人物。他们相互对峙的性格从远征军到缅甸的第一战就显露出来：当手无寸铁的孩子被日军围困在学校里的时候，是遵照上级的命令赶快撤出阵地；还是立即去营救随时可能被屠杀的孩子？在生死系于瞬间时刻，韩绍功与谢孝彰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谢孝彰以服从命令为由要求马上撤退；韩绍功基于战场的客观现实告诉自己不能见死不救。最后他力排众议，率领着战士冲入被日寇炮火覆盖的学校，在枪林弹雨中救出了孩子。尽管韩绍功擅自营救孩子的行为使他从团长降至连长，可是韩绍功一手抱着惊恐的孩子，一手向敌人射击的形象，使他身上闪现出一种人道主义光辉。相比之下，谢孝彰则是一个惟命是从的军人。我们不能说谢孝彰的选择就是一种错误，可是韩绍功的抉择体现出的显然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电视剧作应寻求双赢业绩
艺术作品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其特定行为模式方面——确切地说还体现在人物为实现其既定目标时所采取不同策略。特别是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不能够因为目标(反抗侵略)的正义性就可以不顾及手段的正义性。易言之，我们所树立的抗日英雄，不仅应当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而且同时还应当是仁义之师，人道之师。其实，韩绍功与谢孝彰的相互关系，颇像吴宇森电影中男主角之间的博弈关系——双方由于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成功。作为一名军人韩绍功向往的是决战疆场、马革裹尸的悲壮人生。他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对生死与共的士兵怀着一种肝胆相照的情义。他想方设法将受重伤的杨文送回国抢救，在紧急时刻甚至用枪口顶着阻拦道路的军官的脑袋让其放行。谢孝彰虽然没有像《断剑》中的人物那样靠出卖武器谋取功名，可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为了自己的战功滥用指挥权，不仅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反而导致数百名官兵血洒疆场。尽管，谢孝彰在战中经历了与全师官兵同样的血火的洗礼，可是这一切并没有根除他内心的狭隘，也没有改变他为了迎合时局而不惜官兵生命的劣迹。最终还是韩绍功为囚禁在禁闭室里的谢孝彰带进了一束亮光，使他能够摆脱罪恶的阴影拿起武器重上战场，用战火去洗刷过去的罪孽。
在电视产业化的历史语境中，电视剧的生产首先要兑现它的商业价值。一部没有商业价值的电视剧，一部进入不了观众接受视野的电视剧，其他任何的价值都无从体现。我们许多电视剧都是在这种语境中找到了一种即能够赢得市场的商业回报，又能够实现作品的文化价值的发展之路。特别是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双赢业绩”，证明中国的观众对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具有很强的心理认同倾向——《中国远征军》每集300万的销售业绩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实。中国的电影、电视观众除了喜爱出色的武侠、爱情、谍战作品之外，同样喜爱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论是一部虚构的艺术作品像《集结号》，还是一部真实的抗战史诗如《中国远征军》都能够赢得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胜利。特别是后者所记述的人物在生死瞬间的最终抉择，使其成为铭记中华英雄不朽伟业的历史铭文。(贾磊磊/文)
(责编： Graceto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