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的不景气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在中国已有近一百年历史的艺术种类似乎进入了冬眠状态，要唤醒它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失去的不是舞台、导演、演员，而是把思考视为快乐的老一代观众和本可以是热爱话剧的新一代观众。
八十年代中国的话剧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阶段，无论是从演出的剧目和观众的人数来看，都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近十几年来，各种通俗娱乐方式如小品、电视
剧对话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不否认这些娱乐方式对大众心灵所起的安抚和娱乐作用，但话剧界本来应该进行自我反思的绝好机会，最后却成了对话剧本体和意义的自动放弃，一时间，话剧界纷纷从“时尚”、“先锋”、“前卫”这套词汇里寻找出路。各种自己都不甚明了的口号和概念充斥在舞台上，使一部分观众感到茫然和乏味。这就应验了一句老话：什么东西一旦失去了自我，就什么也没有了。
话剧之所以在欧洲几百年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话剧培养了一代代的观众，而一代代观众对思考和娱乐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又促使了话剧的发展。尽管欧洲的话剧史，也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其不变的宗旨是让观众领悟到人生的真缔和感受到思考带来的快乐，而不是营造玩弄绝活的竞技场和心血来潮的试验所。我不敢说，中国有上千万把思考视为快乐，甚至需要的知识分子，但如果每个大城市有十万个这样的不愿意一辈子与“幼儿”为伍的人，话剧就足以有自己可以独占的市场。如果能清醒地面对这些人，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并去提高和培养这些人和新的观众的口味，话剧就有希望。
实际上，当下话剧的困境不仅仅是话剧本身的脆弱，其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思考的缺失。就像当前话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马桶一样，艺术与马桶之间实际上有着某种说不出道不清的关系，因为人类的历史千变万化，不变的是人们对生存状态的思索和解释。李健鸣(北京 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