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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讯 宇宙的起源、星球的兴亡、生命的潜能，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挑逗着神学和科学两股神经。《星球大战》系列影片对于太空、星系、生命、文明的大胆假想，曾让无数西方影迷视为现代版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
其实讲述银河系的神话，中华民族早期的幻想疆域内亦比比皆是，比如七夕鹊桥，堪称人性、爱情、叛逆精神的浓缩象征；又如嫦娥奔月，甚至被一些研究学者奉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献；《封神榜》的想象更是大开大阖，惊天动地。但这种东方式的幻想与《星战》背后的科幻理念显然大相径庭。董冰峰等人士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历史较短，是属于开放型的，具有一种强烈的敢想敢做的主观意识，其想象是带有实践特色的。例如在《星战》面世后的近30年里，主创人员不断就影片中“光剑是由什么材质制造的”等操作性问题，不厌其烦地和影迷展开跨国大辩论。而中国式想象往往只是借上天入地来抒发感情，或托古讽今。
近年中国本土科幻类文艺作品创造力极为贫弱。卫西谛等影评人的思考是，中国艺术家思维方式上多情感而少逻辑，讲求道法自然而超越意识不强，这些因素部分阻碍了我们去大胆挑战既有的时空框架和故事体系。另外中国的教育模式也造成在工科、理科、文科、艺术各个门类互通程度很低——这直接影响到科幻作品的创作，因为科幻小说和电影肯定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学科知识。就《星战》而言，如果没有一个让人言说不尽的“原力”概念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很有可能会流于平庸。
众多电影人士一致指出，科幻电影不一定就是大制作，大投入，大场面，想象力是真正的创作动力和能力的所在，也是电影艺术的关键，如何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保持延伸下来，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现实嫁接，这是未来包括中国电影界在内的整个文艺界需要认真思考的话题。 芷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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