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伦蒂诺在《无耻混蛋》首映式上“左拥右抱”

杜琪峰携众明星出席《复仇》首映式

　　戛纳一如既往地发出绝望的信息：在这里除了好莱坞和迪斯尼，没人能有幸福人生、健康人生，甚至只是平淡人生。

　　撰稿·边芹(发自戛纳)

　　经过十二天在人性地狱的沉浮，回头看世界电影操盘手烹调的这锅“酱汤”，世界在这里不是融合了，而是色彩分明。当北欧的小资为精神困惑而血腥屠戮，马尼拉的青年则为儿子的奶粉钱参与一场分尸；当简·康萍将英国诗人济慈的爱情拍得美轮美奂，中国人却只能展示阴影中的背伦之恋。戛纳一如既往地发出绝望的信息：在这里除了好莱坞和迪斯尼，没人能有幸福人生、健康人生，甚至只是平淡人生。世界在这样庞大而全面的洗脑之下，很快就会忘记善为何物。

　　十二天看点很多而篇幅有限，只能以一些“最”集中看点，共列出十个之最，尽可能简洁地解构这个如此揪住国人眼球的电影节。

　　本届影展各单元最大赢家：同性恋压力集团。从来没有一届影展同性恋电影如此泛滥，同性恋电影的数量大有超过异性恋影片之势。同性恋这些年在西方建立了强大的压力集团，文化界尤其被渗透，一个部门往往放进一个同性恋，要不了几年异性恋者就被排斥光了。他们目前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是通过各种洗脑，让异性恋者不但不再视同性恋为不正常，反而要意识到自己不正常。我等待这一人类死刑宣判日的到来，也许并不遥远。作为戛纳选片“政治最正确”的主题之一，你可以想像追逐蜜饯的人们冗长而拥挤的队列。

　　集体表现最佳的是法国电影。法国导演奥迪亚以初次入选的《预言者》，第一个将开幕数天萎靡不振的电影宫唤醒。法国电影表现不俗，要归功于电影节对本土入选片的政策做了大调整。80年代以来，法国本土入选片一直控制在一个小圈子内，几乎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可言，以致二十年与奖无缘。就这个问题我多方打探，但业内人多三缄其口，为维护电影节的形象，法国人都懂得向外人诉苦是出让了尊严的一部分。直到偶尔看到一部不对外播放的纪录片，内容是法国影坛“大腕”们怎么看戛纳电影节，尽管考虑了同行间的分寸，但不满再也压抑不住。戛纳以往为维持“作家电影”的神话，一直藉本土“作家电影”起表帅作用，挡了诸多大众和多众电影的路。也许近年政府资金缩水，戛纳日益倚重入选片背后的资金提供者，也许不能无视法国影坛已经摆脱“作家电影”受制、通俗电影盛行的现实，两三年来法国本土入选片有一个大转变，尤以今年明显。以擅长拍警匪悬疑片、作品定位在大众作家电影的奥迪亚，是近年法国通俗电影的代表。连新浪潮老将雷耐也早已撂枪换炮，专门为老小资们拍些白发才子佳人的故事，这部获评委特殊奖的《野草》是其近十年作品的延续。这时候请老将雷耐回来，也是意味深长。当剩下的世界还在为探索不探索争抢一张入场券，法国入选片已经不宣而做地奔向他方。

　　从“大师”落到“顽童”速度最快的是塔伦蒂诺。一直以来从西方旧通俗片和香港武打片里东偷西劫，再配上鲜红的暴力调料，就被捧上动作片“大师”宝座的昆汀·塔伦蒂诺，这一回从云天掉入凡界。在他筹拍《无耻混蛋》前，不知有没有人劝他二战题材碰不得，二战电影六十年来没有脱出说教范围，而且设定好的善与恶的红线一厘米不可挪动，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历来不分邪正的他，像顽童玩手枪，只能一枪打在自己的脚上。90年代以来成功掩盖他之不足的疯颠级幽默和极端暴力，在不可偏离红线的历史题材面前，一半蒸发了，一半难达效果。试想在好人和坏人的界线毫厘不移的故事里，自认“自由”如顽童的他，又能有多少玩耍空间？

　　自我解构最彻底的是杜琪峰。记得几年前杜琪峰带着写实电影《黑社会》入围戛纳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削足适履的杜琪峰》的文章，惋惜拍出《枪手》的他为来戛纳玩起写实；那么这一次以法方投资片《复仇》并携法国歌星哈利代威风而来的杜琪峰，我已经不能再用“削足适履”形容他，而不得不用“拆积木”描述他的新片给我的印象。尽管杜在走红地毯时胸前佩戴了显眼的十字架，并得了一枚其实早已发滥的骑士勋章，但挡不住还是有法国影评人不愿配合宣传，在文章中说出心里话。《尼斯早报》记者菲力浦·杜比在5月18日的评论中说：“这是位完全被高估的导演，尤其在戛纳，他大部分参赛参展片没有获得任何成功。托尼·杜终于露出他的本相，他只是个次吴宇森，杂交了一点次塔伦蒂诺和次Sergio Leone(意大利已故西部片导演)。”对一个在法国记者面前骂骂大陆、在大陆记者面前谈谈爱国的人，我保持对其才华曾经的敬佩，但已不知说什么好。

　　本届影展视觉效果最佳奖：人肉屠宰。缺乏灵感却要显得在“探索”路上走得最远的导演们，如今只剩下三个筹码：性、暴力、政治。但不是什么国度都有资格玩政治牌，所以被普遍使用的筹码实际只有两个：性与暴力。而性已是见多不怪，只有暴力可以走得很远。菲律宾导演布里扬·曼多萨在《屠杀》一片中送来了从绑架到分尸的全过程。难怪他对法国传媒哀叹：菲国人不支持他，他感到很孤独。试想恐怕除了中国人，没有哪个民族觉得这么捧来的“荣誉”是为国争“光”。靠暴力发迹的塔朗蒂诺这一次带来了棒球棍杀人、割头皮和刺字等屠戮技巧。冯·特里耶则把自残推到极致。

　　这也是电影两极分化最明显的一届影展。在戛纳这个几乎是以旧时种姓制方式分等划界的电影节，谈电影的两极分化既容易又复杂。复杂是因为在“贵族”和“平民”界线分明的电影节，为了使电影人经过秘而不宣的价值筛选方式，占据金字塔的不同等级，电影节通过设数层选拔机制，以一层层设关的方式，蓄流排水。将电影人从“平民”培养成“贵族”，宗旨是培养子弟和价值取向。这恐怕是戛纳有别于世界任何一个“正常”电影节的关键所在，它是带有“使命”的。不公开的选拔机制我们尚不清楚，公开的初选机制有“电影基金”，这个基金下又分“基金选片”、“导演公寓”、“工作室”，从挑选电影学院学生的习作到请年轻电影人来欧洲写剧本，进而资助“边缘”导演的拍摄计划，一环套一环。针对世界的哪些国家和地区选拔什么样的人并不是偶然的，才华的因素更不是唯一的标准。被选入“电影基金”，只是进入“贵族”沙龙的“平民”学堂，何况来的人里还有比“平民”低下的“贱民”血统，具有“贱民”血统的人往往有电影之外的使命，重则是政治稻草人，轻则引导一国电影的价值取向。“平民”学堂经过多层筛选，品位被调教成功的人，才得以进入“一种注目”单元，这是“贵族”沙龙的前厅。但“贱民”血统的人时常过关斩将进了“主竞赛”单元，“贵族”头衔最终也是不给的。在剖解了电影金字塔“贵族”、“平民”的构成后，再讲电影的两极分化就容易了。那就是“贵族”们越来越向通俗电影靠拢，而“平民”却必须写实了再写实，探索了再探索。比如同样表现暴力，菲律宾人布里扬·曼多萨必须是写实的，而塔朗蒂诺却可以玩暴力游戏。自1998年设立“电影基金”，这一体二头的“怪物”一年比一年露出真面目。现在中国大陆导演已无可能像第五代那样一步进入“主竞赛”单元，以后得“荣誉”的都将是从源头培养的真正子弟。这让人禁不住提出疑问：建立这个文化“基地组织”是不是就是为了对付各国电影工业？因为根据逻辑推理，只有电影工业足以构成一国文化城墙，阻止外来文化扩张。

　　最被捉弄的是中国导演娄烨。他在一两天内创下了中国导演甚至包括华人导演在法国传媒——主要是非电影专业传媒的曝光率之最。但与此同时国际电影批评人对他的电影打分最低。没有一份采访和报道是谈他的作品本身的，他的记者招待会到场的主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法国资深记者和电影批评人，寥寥无几的西方记者提的问题几乎都与作品无关。会场法方主持人总是巧妙地将问题和讨论引到娄烨入选的非电影因素上。《费加罗报》电影专栏记者埃里克·勒罗夫为了向读者说明娄烨电影之无聊，不惜越了“政治正确”的红线，他说：“中国可能不会很快放娄的电影，而我们却没有这份运气。”在电影节开幕后的第一场官方酒会上，香槟和海鲜之后不必再担心“政治不正确”，法国一著名电影批评人对一位大发行商说：“啊别提这人了！这个娄烨，多么会投机取巧，放映厅居然还有人鼓掌！”这是法国《周日报》当幽默披露的，文章标题即为“这个投机取巧的中国人！”《尼斯早报》影评人在电影节最后一天总结本届最喜欢、最无动于衷、最讨厌的电影，娄烨连最讨厌的名单都没有挤上，在只谈电影不谈其他的时候，他便彻底蒸发了。不用我多说，国人自去品味娄烨的光荣。

　　本届影展最暴露奖：人之肌肤。我在旅馆用早餐时，邻座指着当天报纸上的一张照片问：“蔡明亮的电影里也有裸体？”我说：“我这几天看祼体和床戏已经看到消化不良，经过动物园都觉得动物比人要害羞。所以蔡明亮这种静态裸露在我被剥得精光的眼睛里，就算是穿了内衣了。”在“政治正确”的红线绷得越来越紧的时代，在二战胜利者的历史版本一根线都不可挪动的世纪，想与众不同挑战极限的电影人，比起了看谁脱衣服快。戛纳更是个鼓励“猿猴”的擂台。我这么口无遮拦，是因为床戏的美感一年年就消失在动物性里。戛纳在“政治正确”上收得最紧，比如你看不到揭露金融危机内幕的电影，也没人敢碰去年加沙的那场战争，唯一放进来的一位巴勒斯坦人苏莱曼是以色列国民，留美十几年，基督教徒，这么多层保险才放他出来为阿拉伯人说几句公道话，一头收得最紧，另一头就故意放得天花乱坠，这叫障眼法，给你看到的越夸大，你越是意识不到看不见的。要把一大半人都变成窥淫者，多半江山永固。

　　记者放映场散场最安静的是蔡明亮的电影《脸》，时间是5月22日中午的巴赞厅。放映结束时，奇迹般的没有一声掌声，也没有嘘声，我第一次碰到人群如此安静地离场，没有任何人想表达观后的情绪。没有情绪还是没有看懂？蔡明亮想以此片回问“劫持”他一生的法国新浪潮于今何在，甚至把已故导演特吕弗的旧情妇一个个请进电影。但答案是他自己在杜勒里公园的水池边，等待一只不愿走进镜头的麋鹿。在特吕弗电影里从小扮到大的演员里奥也被请来演国王，蔡自嘲一番转而嘲弄一生的“重负”：那国王已经是一个只能在镜子里自我欣赏、孤独得只有一只鸟为伴的衰朽之王。这场景让我心酸，那些被无限夸大的才华，翻越千山万水，专横地切断了地球另一边的人其余的想象。

　　最被恶搞的两个国家是伊朗、中国。两个国家都是非所谓“地下电影”不来，但同时在入选电影中展现的却是最西化的青年，也就是说电影画面本身传达的，与作者和电影节组织者想告诉人们的，仔细看是不相吻合的。为了安排最佳曝光机会，伊朗电影《无人懂得波斯猫》被安排为“一种注目”单元的开幕片，娄烨的电影被放在正式参赛片的第一部。不出所料伊朗片拿了“一种注目”的评委特别奖，戛纳的特别奖都是有电影之外的特别用途的。近两年戛纳对某些国家的态度日趋极端，已远远超出电影范畴，比如曾为戛纳带来波斯人独特的“作家电影”那些伊朗人已经“绝迹”，以伊朗名义参赛的电影人多半是生活在西方被“空投”回去拍“使命电影”的。俄罗斯一批好导演也走了，土耳其只剩下那几个子弟。我其实除了做中国人的尊严底线，并不愿意选择立场，只是太爱电影，才看不过打着电影旗号办其他事。《法兰西晚报》今年做了一期纪念专刊，回顾从1946年到2009年的戛纳电影节，中国人(大陆、香港、台湾)的痕迹全部被抹去，甚至在1993年 “金棕榈”大奖的照片上，人们也只看到简·康萍，与之并列拿奖的陈凯歌踪影全无。从这期戛纳影像史的回忆专刊看，中国人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对“卑贱者”来说，历史要么只是个故事，要么不存在。我在写这些的时候，内心是充满折磨的，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逆潮流而动的下场。中国近年在戛纳也有几个之最：报道戛纳在国际上堪称热情之最、追捧之最、无知之最；派遣记者年龄超低之最、娱记(而非影评人、业内人)人数之最、提问无聊之最、不懂戛纳不懂西方不懂世界之最；在戛纳实际之所得与中国人自我膨胀之感觉南辕北辙之最；对蔑视、愚弄漠然无知、缺乏尊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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