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购物指南：咱年少那会儿的偶像“肿”么了
那些偶像们……
含笑
一手打造含笑“飞天侠客”形象的音乐人周亚平在含笑涉毒后与其私下聊天
毛宁杨钰莹
撰文、编辑/王晓晶
若不是因猥亵男童再次被捕，花团锦簇的娱乐版面必定不会出现歌手红豆这个尘封久远的名字。对于咱70后、80后年少那会儿的偶像，无论谢东、含笑或是红豆，“只有出事时才会想起他们”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个案，映衬出一代人的退场。是大环境所迫？成名压力倍增？或纯属个人行为，不具样本性？如今早已抛弃盒带、欢唱《忐忑》神曲的我们，不禁要用时下最IN 语发问：那些曾经的当红歌星“肿”么了？！咱年少那会儿的偶像到底“肿”么了？！
大环境使然“顶着大炼钢铁式的虚假繁荣，被迅速消费掉”
从业30余年的资深音乐人周亚平是最有发言权的采访对象之一，他曾一手打造出迟志强、戴娆、尹相杰、含笑、刁寒、彝人制造、庞龙等众多歌手，被誉为唱片界的金手指。周亚平在红豆出道前还为他录过一盘盒带。
“那时候红豆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大概是1986年或1987年。当时我们录音棚有个工人，说他们院里有一个小孩歌唱得挺好，我说那你带过来吧。第二天红豆就来了，我一看，小伙子挺精神，两只大眼睛非常亮，唱什么都特冲，我们很快就给他录了盒带，现在都还有呢。后来红豆拿着盒带去参加比赛，尤其是东方歌舞团的一些比赛，得了第一名，还回来跟我们说得了冠军，我们都挺高兴……”
在这之后的许多年，红豆因猥亵男童首次入狱，后表现良好提前保释出狱，一度想复出推新歌，还曾向周亚平咨询意见。
“他有一首歌，找我咨询怎么在网上推，因为网络推广是我们公司的强项。他不太了解一首歌怎样在百度等网站上进入排名，问这个东西怎么操作，跟我要些资源和渠道。聊完这个事后，大家基本上就各忙各的了。猥亵男童再次被捕，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在周亚平看来，“即使不吸毒、不出事，红豆他们那批‘94新生代’歌手的没落也是流行乐坛必然的规律”。
“94新生代”是中国流行乐坛造星的第一代成品，它在1994年前后集体爆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井喷态势，岭南歌手以毛宁、杨钰莹、李春波和甘萍等人为代表，北京则由陈红、陈琳、谢东、孙悦、含笑等领军。
如今留在圈里的人只是唱着当年的一首成名曲去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里走穴、赚钱，当新闻中再出现那代人的名字时，不是娱乐新闻，而是社会新闻。
乐评人郭志凯做了更为细致的梳理。
“1992年，内地的流行音乐受到中国港台流行乐和欧美流行乐最新鲜的影响，唱片公司起步，制度逐渐完善，港台和欧美唱片公司的包装也逐渐进入内地，于是有一些音乐人开始用明星制度来包装歌手，制造属于本土的明星。
“这种趋势从广州开始向中国内陆蔓延。那时候的广州、深圳是内地发展最为强大的两个经济区，滋生了供很多歌手驻唱演出的歌舞厅，于是有人找到了一种赚钱的好办法，从歌厅里挖掘一些唱歌不错的人，比如毛宁、杨钰莹，还有后来的陈琳、林依轮、李春波等。渐渐地，他们形成一种气侯，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
郭志凯说，当时中国内地的摇滚乐也开始滋长，尤其是到1994年，滚石旗下魔岩唱片在中国内地推出了最成功的案例——魔岩三杰之张楚、何勇、窦唯，三人更在同年上演了香港红磡演唱会的辉煌。
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有了很大改善，这个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以大量原创作品为主，每人都有一首成名曲，这被称为1994年中国新音乐的春天。
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认同“94新生代”的必然没落，文化评论人江小鱼更直言：“‘94新生代’是悲剧的一代，在一个没有任何培育的唱片市场中，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消费掉了。
“大家都以为中国迎来了音乐春天，但内地对唱片工业的认知很低幼。整个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开辟市场，要有延展性的东西，就像电影业现在做得很健康，就是因为它对市场的营销和培育。而中国的唱片业没有这些东西，大家以为只要有内容就行了，有一首成名曲就火了。但这就像钢铁厂和小炉匠的区别，我们完全像大跃进、大炼钢一样，以为每家每户弄个炉灶就有钢铁厂了，这种认知上的浅薄直接导致内地唱片公司至今没有一家做大，都不了了之。
“所以实际上到1997年、1998年左右，就几乎没有‘新生代’什么事了，‘94新生代’也顶着一种类似大炼钢铁式的虚假繁荣，被迅速消费掉了，如今留在圈里的人只是唱着当年的一首成名曲去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里走穴、赚钱，当新闻中再出现那代人的名字时，不是娱乐新闻，而是社会新闻。自杀的，吸毒的，猥亵儿童的，虽然这是个案，但从整体上说，他们过早地离开或退隐，与自身以及背后的操盘手对唱片工业的整体误读有关。”
压力所迫 “中国内地艺人，最没压力”
目前正在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的谢东，日前在接受《焦点访谈》采访时谈到频繁涉毒的原因，他说：“演艺圈很容易攀比的，横向的比较，纵向的比较，跟自己的过去比……跟知名度高的比……无形中就产生了很多的欲望，所以压力比较大。”
在含笑、红豆、满文军以及其他日渐退隐的“94新生代”歌手的口中，也或多或少谈及“娱乐圈压力论”。压力真是一代偶像们淡出舞台的必然原因吗？
周亚平介绍了当年歌手走红的环境。
“那时候人们听歌的渠道非常有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里有一个5分钟的《中国音乐电视》，这个节目播哪首歌，哪首歌就火。因为全国人民都听到了这首歌，播完之后还想再听，只能去买磁带。有三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首是戴军的《阿莲》，第二首是高枫的《大中国》，第三首就是刁寒的《花好月圆》。刁寒那个风格在当时挺受欢迎，他能够走红得益于《东方时空》为他筹钱拍摄MV，继而在央视平台播出，要没这个，我光给刁寒出一盘磁带也火不了”。
而今天的乐坛生态是，“传播平台多元化，除了传统的传播模式，还有数字、互联网、手机、各种游戏、卡拉OK，反正是无孔不入。在15~20年前，音乐创作的门槛非常高，一般人进不去。如今则是自己写首歌，在电脑上编编曲，话筒一录，OK，就可以上传了。而且现在作品的数量要比那个时代多几十倍、上百倍，一些很优秀的作品，要放在20年前肯定会火得稀巴烂，但现在反响平平，因为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周亚平并不认为这是歌手、艺人们可以“叫苦连天”的借口。“上次看蔡依林演唱会我特别感动，她每天拿出8小时训练舞蹈，这是什么精神？我回去就跟艺人说，别说没机会，给你机会也没戏，你能吃得了人家那种苦吗？港台艺人其实非常值得学习，刘德华、成龙为什么至今还在风口浪尖，他们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但心态却放得很低。内地艺人呢？这个我不去，那个让我跟新人同台？不干！刚唱红一首歌就耍大牌……这我见得太多了。所以那些吸毒的、堕落的，没别的理由，什么找灵感，都是胡扯，就是自己不行”。
江小鱼告诉记者：“到现在，他们每次出现在媒体前一定会告诉大家，他们有压力，但我认为内地的艺人与当下全球各国艺人相比，是最没有压力的。在韩国、日本、美国，如果这个歌星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除非顶级巨星如滚石、披头士，一般三四流的歌手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在内地，当年的歌手随便到一个二三线城市或者县城，当地领导还把他们当成名人合影呢！他们是赚不了一线歌手的钱，三四十万一场，但在中国广阔的乡村和城镇拿个两三万、五六万，还是很容易的事。”
复出无望 “宁可推生瓜蛋子，也不要半生不熟的”
纵观曾经辉煌一时的“94新生代”，如今仍然活跃在演艺圈的也仅有孙悦、林依轮等寥寥几人，但“其实很多都心有不甘”。
作为多年的“好哥们”，周亚平曾在含笑涉毒后第一时间公布了他的近况。2010年3月1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亚平透露正在为含笑制定事业上的一些规划，包括含笑新歌的录音和宣传都是由他负责。“出事后，有很多演出找他，但大多是那种夜场演出，在酒吧之类的地方，我建议他不要去，没什么意义。”周亚平称，含笑想走电子曲风，但由于《飞天》时期的侠客形象太过深入人心，所以他们“也有点吃不准，边做边看市场反馈”。
“像尹相杰我们至今还有合作，虽然他现在在歌坛没什么新成绩，但他一直在做歌，得有100多首了，都没推。我最近给他做了一首比较好的，这两天在混音呢”，周亚平说。
江小鱼也遇到过类似情况。“那天我还被拉去，有位那个时代的老歌手，说要搞演唱会，复出。光头李进7月份也有动作。有时候偶尔去一些节目做评委或嘉宾，遇到90年代初期的歌手，我以为他们跟这个行业早没关系了，结果他们还会让助理给我一张新做的CD，我非常惊讶。”
但周亚平也坦言：“宁可推生瓜蛋子，也不要半生不熟的。”
“如果你没有一直在歌坛上保持领先的位置，再想重新起来，比新人出来还要难。实际上原来合作过的好多艺人又回来找我，还想再续前缘，我基本上都婉言回绝了，因为不好弄。从我手里出了不少艺人，‘94新生代’这帮歌手，一大半我都熟，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凭我一己之力没戏。”
同为“94新生代”的解小东曾在2006年底的《舞林大会》上夺冠，沉寂多年的他在那次短暂复出时曾接受记者专访，道出那代明星的心声：“比赛对我来说可能也不仅仅是目前这些表面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都有一样，就是你曾经起来过，不管你现在要重新坚持还是二次创业，都要调整一种新的姿态，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毕竟“还没有真正做到可以撒手了、释然了”，但事实上“已经跟这个市场距离很远了，曾经的那种辉煌跟现在是脱节的”，所以若要复出，还是“要考虑一下怎样拿出勇气来合理地站好了”。
(责编： 葱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