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记者交谈时，毛守千越谈声音越高，直至他离开后，我们的耳边依然久久地回荡着他的声音，回荡着他那客观公正的语调。
“你们是我永远的牵挂”
——牛群之于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
2004年8月25日，本报记者一行三人驱车来到安徽蒙城，进行了为期三天紧张而足以净化人的灵魂的采访。我们走访了“中国慈善总会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和紧依涡河的“安徽省蒙城县聋哑学校”(原校名)旧址;我们深入乡村，探访了特教学校贫困孩子及他们贫困的"家";我们也采访了当地的官员，暗访了蒙城县各阶层的百姓。我们还采访了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张汉兴，特教学校新任校长高伟、校办公室田苗苗及老师胡翠翠……也看望了从特教学校毕业，正在蒙城一家药厂上班的黄松松……
一到蒙城这所特教学校，我们就被这里的人文环境所感染。走进大门，右面墙上高高地谱写着他们的校歌:《世界真美丽》。学校除了普通的教室还有微机室、图书馆、阅览室、展览厅、律动室等。学校条件虽然很差，面积也很小，但到处洋溢着生机和人本气息。虽然学校放假，校园里没有一个学生，但在他们的展览室，我们看到孩子们的许多生动的作品:有各种绘画作品、书法展品、雕塑艺术品，还有许多奖杯，这些都是孩子们心灵手巧、聪明伶俐的见证。许多展品的表现力、感染力令人惊讶，有些作品甚至可以与专业院校的学生作品相媲美!学校围墙上的抽象画就是孩子在参观了毕加索的作品后，由十来个孩子没打草稿，一气呵成的。
特校一年招一个班，现已九个年班，算九个年级，共180多个孩子。他们最大的18岁左右，最小的6岁。去年有了第一批毕业生。
特教学校始建于1995年，原名为安徽省蒙城县聋哑学校，原址在蒙城郊区，涡河堤边。2001年4月12日，挂职副县长牛群到该校调研，面对破烂不堪的校舍和孩子们的艰苦生活，牛群的心被深深触动，当场泪洒衣襟。从那一刻起，他就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学校迁出去，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4月19日，牛群就开始筹划改变学校的现状;4月24日，县精神文明办雪中送炭，学校收到第一笔捐款36400元;4月25日开始寻找新校址，当天便选定一家公司的旧址，公司有感于牛群的爱心，连夜搬迁;4月26日开始整修，许多单位、个人出于感动纷纷表示:资金先垫，工程先干，完工结算，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改成了校园;5月26日，学校迁入;6月1日，新校挂牌时，有上千人到现场，牛群感动得流泪了。特校的孩子们、家长们……许许多多的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这个由爱心凝成的日子。之后，牛群到处奔波，筹款发展学校……
8月27日，我们去王集乡学生家去采访，这家有4个孩子，其中有3个是聋哑儿，全部免费就读于特校。陪同我们去的是特校的办公室主任田苗苗和孩子们的语文老师胡翠翠。苗苗老师给我们讲了些与牛校长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欢乐的日子，“有3年，牛校长没回家过春节，我们也都没回去过。与牛群在一起特别高兴，过得特别充实，特别有意义。我们一起下去探望远在乡下的学生和全校的教职员工。路上，许多饭店都关门了，都回家过年去了，根本找不着吃饭的地方。我们就吃一些家长送我们的过年食品:散子、麻花什么的，集体在一起过个年，挺有意思的。”
在特教学校工作的教职员工，都和牛群一样，有一颗爱孩子的心。苗苗说每天要在学校工作12个小时，忙得还得让父母亲操心受累。当我们问及为啥有许多老师集体辞职时，苗苗说:“实际上，那不叫辞职，是县里根据教师的个人利益和意愿调配他们到别的学校，别的工作岗位。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学校准备改制，原有的公办教师要改为聘用制，要打破铁饭碗;另一原因是:学校为求更大发展，当时打算搬到远离县城的一个乡镇，想在那个新地方，求更大、更好的发展。当时，我们的骆方平县长和牛县长都到会与学校老师讲明以上的情况，但将来学校会对老师的待遇有所改善。可有些老师不愿意去。这也在情理之中，当初公办老师入编很难，所以，他们怕打破自己的铁饭碗。还有一些老师是从农村费了很大劲才调到县里来的，现在又要迁到一个远离县城的乡镇(去年新选校址被洪水淹没，这个学校至今未建)，肯定不愿意去。当时县领导就请老师们表态，几乎所有的老师就一个理由:我很爱这些孩子，也很爱这份事业，但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去。结果，县里就把他们全部分流到城里的各所学校，不愿去的都是在编老师，特教学校又补招了新老师。”
刚担任特教学校的校长高伟，原来是蒙城一中的英语教师。工作的转换，使他感受很深：这些孩子很懂事。比如，“看到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入校门，他们就会主动过来替老师送到车棚，下班时再推出来。有时看到老师的自行车脏了就利用课余时间擦洗得干干净净，尤其是那些受到救助的学生，学习更努力，更懂事，这种愿望更强烈，总想为别人做点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现在，有许多老师是为献爱心而来本校的，他们大多毕业于安徽特教师范学校和其他师范学校。20出头的翠翠老师在这里已经干了两年，她家离这很远，牛校长曾不辞辛苦去看过她的父母。现在，父母经常通过电话鼓励她好好干，好好爱孩子，要像牛校长学习。
高伟校长还说，这些孩子的就业确实难，但今年南京一家玻璃工艺品制造厂，就看上了学校的孩子，企业认为这些孩子干活的效率高，比较专一。五子牛特教学校是集教育、康复、就业一体化的学校，有听力监测，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已有一部分配备助听器。对于条件差的，学校也在想办法解决，并已有部分学生得到救助。
“牛县长在蒙城的这段历史、这些事迹感化着我，净化着我。”高伟说。“在牛校长来到学校时，孩子们为表达一种自己的情感就都围拢过来，而且希望牛校长能抱抱他们。觉得牛群办这个学校的行为体现出他对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弱势群体的最大的关爱，通过这么一个窗口唤起社会更多的人来参与、了解、理解这个弱势群体，并关爱他们。”
这正如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张汉兴所说的:应该提倡社会公益名人都来做善事，都来做好事，牛群挺有远见，希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来关心这样的特困学校，这样的特殊群体。就学校的现状，社会也应该来感谢牛群，替困难的孩子们感谢牛群。经过审计，学校根本不存在有些媒体上所传的流言，他的捐款都是通过中华慈善总会的账户转过来，再通过当地政府，根本不存在贪污、敛财。他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好演员!
牛群家人的泪只能咽在肚里
8月27日，在蒙城县的“牛棚”里，我们采访了牛嫂及他们的亲人。早听说，牛嫂是位天资颖悟的作家，她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一看就是牛群的贤内助。
说起夫君最近受到的流言伤害，牛嫂痛心不已：“牛哥说，他好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男儿有泪不轻弹。若不是难到一定程度，他不会跟我说这。当初来蒙城时，他没和我商量，只是把决定告诉我，他当时非常兴奋，说是要去那个养牛大县。这么多年我跟他也习惯了，他永远是把决定告诉我，从来不会跟我商量，他做什么事情，就是一种惯性。当时我蒙了、傻了，我们不懂、我们不理解，我背着人哭泣。
“牛哥是我家的主心骨、是我们的魂，我们深深爱着他，总认为他的决定一定正确，所以我们只好无奈地接受啦。他临走之前跟(我们的朋友)吴俊说:兄弟，这家就交给你了。多有意思!什么叫把家交给你了?刚开始，我很不理解，而且非常生气。当然，他们之间那种情谊，甚至都超越了亲兄弟的情义，牛哥凭什么将家一撩，走啦，让吴俊兄弟来管。凭什么把家交给人家了?
我开始以为他只是下去锻炼锻炼，没想他一去就在那儿扎下啦，一年回来呆不了几天，回北京，都是为县里办事，招商啦、开会啦、申请批文啦，这才回北京。快4年了，他每年回家的总时间，加起来超不过1个半月。牛哥的三个春节都是在蒙城过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困难，说来也许你们不会相信。因为牛哥原来特别喜欢搞摄影，摄影人都知道，摄影仅次于吸毒啊，买器材，成天买胶片、冲胶卷。这是非常大的支出，他攒的钱基本上就干这个了，也就是说家里已没有什么积蓄了。到了蒙城后，他说聋哑学校太穷了，需要支持，于是，就将两笔广告费，共计220万全部捐到了学校。当时，我们家里也很困难，我还以为怎么也得给我们点钱，我想哪怕是10万，5万，哪怕是再少点也行，总得让我们正常生活、过日子呀。可是，他没有，一分也没给我们母子，全部捐到特校去了，他说孩子们需要钱，必须拿过去。而且，他把所有的演出费，也全部捐到了学校，因为学校有10%的学生家里非常穷，他说，他们比我们更需要钱。他为啥3年没有回家过年?他都是去学生家里去了。他回来跟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吗?什么叫家徒四壁吗?当你看了那些孩子们的家就知道了。当时，我特别不理解，特别生气。我说就是把你剁成饺子馅，包成饺子，蒙城人都不能一人分到一个，凭你能怎么样?当时，气得我浑身哆嗦，我说你有必要吗?为什么就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这是我绝对想不通的。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我和他在韩国长谈了几次，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孩子当时马上要考高中，现在家家都只有一个，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笑笑说，咱孩子有骨气，不用家里管照样成龙，不信走着瞧!
牛哥的助手吴俊接着说，孩子完全是靠自己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牛哥平常老和孩子说，你得凭自己，不要靠爸爸妈妈，我不会为你上重点学校找关系，为你开什么后门。孩子真争气，他在高考的时候正好闹肚子，考堂上还让老师陪他去上厕所拉稀，本来他完全能考600多分，结果，考了551分。孩子后来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学市场营销专业，大一就过了4级英语，后来又考6级，托福考了500多分。孩子很自觉，会自己督促自己学习，说到这，吴俊的眼圈红啦，泪流了出来。他说:“牛哥的孩子太懂事了，他很清楚，这几年家里的生活很拮据，妈妈给他100块钱，过了一个月他身上还有90块钱，他的老师就说，真不敢相信他是牛群的孩子，大明星的儿子，孩子每天背着用大可乐瓶子在家灌的凉白开去上学。”
牛嫂接过话茬:“那几年，家里正需要钱，孩子的教育需要钱。我们家以前从来没有为钱愁过，但那段时间，我们家真的感到特别困难，那段日子我就觉得，唉哟!怎么今天又要交水电费了，明天又要交煤气费，后天要给孩子交学费了，大后天又要交电话费什么的了，啊呀!怎么要支出的钱这么多!越没钱，越觉得要支出。
但我从来不将这些困难讲给牛哥，硬撑着。我俩从不吵架，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所以他永远是拍着我的脑袋说:听话!我当时哭过好多次，因为我妈妈的身体不好，她住院了。我妈妈是2002年3月2日住院抢救的，在那之前，我妈妈已病了两年多了，到3月25日经过23天的抢救就去世了。我和爱玲(吴俊的爱人)、吴俊每天晚上彻夜陪妈妈，医生说晚上12点到第二天早上3点病人最危险，我们就每晚守着，夜夜不敢睡。这期间牛群回来。他两眼发红，疲惫不堪，但还是一夜没合眼陪着妈妈，第二天，他就又匆匆去办蒙城的事了，后来，妈妈临终前他回来见了最后一面，妈妈虽然已不省人事，牛哥流着泪给我妈妈跪下啦。妈妈是个演员，报幕的，是个很要强的人，她没活过70岁，68岁就去世了，我觉得真对不起她，妈妈住院时虽然能报销，但别的方面也要花钱，而且这个钱我又不能让我父亲来付，我就得想办法，我还有个妹妹，什么办法都想到啦，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特别负责，最初判断只能活5天的妈妈结果多延长了近20天。当时要是有钱，我就会让我妈妈住单人病房，实在没办法。出殡那天，牛哥回来啦，他执意将妈妈的灵柩安排在鲜花之中，他说，妈妈喜欢灿烂。第二天，他跟回来一样，更疲惫地走了。这时，我真的受不了啦，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时起，我因为侍候妈妈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不能关灯，一关灯妈妈的身影就会在我眼前，我简直要发疯了，我几乎要崩溃了，有一次，我懵懵的开着车在三环路上，狂奔啊!直到把一箱油都耗光了，然后我就趴在方向盘上哇哇地哭，我真的太难过，我开着车每到一个地方就说:噢，我妈来过这个地方。吴俊夫妻俩发现了我快要崩溃了，就硬拉着我离开了北京，来到南京，去她们家去散心。他们变着法给我做各种吃的，到各处转!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牛哥的单位现代出版社，他这么多年在蒙城不拿一分工资，是出版社给牛群发工资，而牛哥自从进了这个出版社，几乎没给人家干过活，而都有他的2000块钱的工资，而且一到逢年过节就通知我们去领东西。当时，我真是不好意思。但又不得不领，这些钱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家开始紧缩银根，家里的电话费、四五个人的手机费压缩到500以内，那时，我们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牛哥不知道我们的苦啊!其实他也很苦，为了蒙城的招商引资，他每天东奔西跑，为了学校的孩子，他到处伸手求助，说，谁爱孩子，我爱谁。他和老板们在一起时，人家好心对他说，应该考虑送孩子留学去，他就说，留什么学，有本事，今后自己出去，才叫男子汉。我们那些孩子穷得几乎都吃不上饭，有钱应先拣他们花。我说你这是些什么逻辑呀。我当时就是想不通，你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怎么就能放下什么都不顾了，连家庭都不要了!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的裸捐!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不知道是否有法律允许你，你说献出来就献出来，什么也不留的就捐了，这是我始终不理解的。非典期间，北京是重灾区，他仍没回来，他说，学校的孩子更需要他，只打了个电话。”(人民摄影报社记者 霍玮 陈淑萍 尹玉平)
本文由《人民摄影》报社独家采访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