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

　　“文革”中，《舞台姐妹》遭批判。2005年谢晋在电视节目《面对面》上说，他当时被拉到江南造船厂，3万人的批判会，然后拉到国棉17厂，2万人批判会。即使如此，他在电影上绝不选择缺席。1970年，谢晋被召回拍了样板戏《海港》和后来的《磐石湾》，彼时的谢晋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纠结和自我更新的挣扎，岂是此时的我辈所能体会的。当时上海的风云人物徐景贤在大会上宣布：谢晋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人物，但经过七斗八斗，他回到了革命路线上来了。谢晋描述过当时的情景：“我听到这句话，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为自己终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庆幸和激动。”1987年谢晋反省这段经历时，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正在蒙受深重灾难时，自己却因个人境遇的某些改变而产生自喜和侥幸”。

　　在他反思历史悲剧的3部电影之间，夹着一部《高山下的花环》，他在这些电影中试图揭示更多层次的矛盾和更复杂的人性弱点，但还是保留着政治理想主义的热情。他曾回忆过他读《芙蓉镇》小说时的内心经历说：“过去那些阻碍我们进步的、阻碍我们发展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们走过的许许多多弯路和教训，一下子全在我的脑子里翻腾出来。”让人感慨的是，如同他在“文革”前以自己的感情来建立电影故事一样，他把对自己的检讨以同样的模式又一次翻印到《天云山传奇》里，借宋薇之口说出了他要说的话：“我忽然感到羞愧。”

　　谢晋给自己赋予的社会责任是为民族塑像，他说：“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为自己的民族塑造形象。如果20世纪中国电影还没有美好的形象留下来，并且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话，那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就没有尽到责任。”谢晋执导的经典电影，只如同一部反映中国社会起落的大事记，他的电影模式曾被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电影人当做必须要超越的一种模式。时隔20年来翻看那些激烈的言辞，其实针对的并非谢晋，而是谢晋把握最娴熟的一种家国叙事的模式。年轻的一代更希望有艺术创作的独立方式，寻找独立的美学根据，不料谢晋本人在后来的电影中也放弃了自己的模式，因为在这个时期，作为国家叙事的风尚不再是一种理解生活的方式。而谢晋的家国情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找叙事的依据。

　　2000年后，他没电影可拍了，只能在酒桌上回忆过去的激情岁月，而今天的多数电影在他看来既没有骨气，也没有精神。

　　以传统文人或艺人、或以爱国者的意气转型为关心社会政治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有时风光，有时遭难，有时彷徨；有人逃避，有人屈服，也有人丧命。与同辈相比，谢晋是最顽强、最坚韧的，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60年。经历作为一种文化，使谢晋成了我们追溯一代人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