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对话徐星：我们秘密疯狂的年代
徐星和刘索拉
采写 | 本刊记者 刘玮 摄影 | 郭延冰
1985年，音乐学院毕业生刘索拉和烤鸭店辞职青年徐星发表了《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他俩也成为“现代派”的标志性人物。在此后的这些年里，刘索拉远赴英美继续自己的音乐制作，徐星游走在中德之间，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并把部分兴趣转向了纪录片拍摄，两人极少相见。
但即便是这样，当这一天，徐星急匆匆赶到刘索拉位于北京798的家中时，两个人还是没什么寒暄就笑着聊了起来。
徐星
作家、纪录片导演。高中毕业后经历了插队和部队生活，1981年复员回京并开始写作，在和平门烤鸭店做过服务员、清洁工，后辞职。曾在《华人世界》、鲁迅文学院做过编辑，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读硕士研究生。代表作品包括小说《无主题变奏》、《剩下的都属于你》等，其中多部被译成法语、德语版在海外发行，拍摄过纪录片《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等。
刘索拉
作曲家，人声表演家，作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小说曾引起全国轰动，曾先后定居伦敦、纽约组织乐队，混合民乐、摇滚、爵士乐及新音乐风格，并在国际各大音乐节上演出，此外还参与过电影的编剧、音乐创作和表演。代表作包括小说《你别无选择》、《混沌加哩格楞》；摇滚歌剧《蓝天绿海》；唱片《蓝调在东方》；大型室内歌剧《惊梦》；电影《无穷动》、《十三棵泡桐树》等。
【“非主流”时代】
看我不顺眼，我就更要恶心死你
采访当天，徐星因为低估了在银行排队等候的时间，晚到了差不多半小时。他急匆匆进门后满脸歉意，解释着迟到原因，不停说“对不起”。我们都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多大事。”但刘索拉毫不留情地向他泼了冷水：“谁说没事？我最讨厌别人迟到了。”
刘索拉：我打算采访你，你说吧，你写《无主题变奏》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徐星：你先说你，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
刘索拉：我那个故事已经说得俗烂了，不能再说了。主要说你吧。那时候你还在烤鸭店工作是不是？然后你就开始写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你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反映，是吧？
徐星：你那俗，我这就不俗？骂谁呢��
刘索拉：不是，我真的不愿意再说了。我记得当时你把稿子拿给朱伟，有这么个故事。
徐星：是，这也都说俗了。我去他们诗刊社投稿，看门老头儿根本就不让我进，说你这不是诗，我们这不收这个。
刘索拉：我还记得你去找我玩，你记得吗？你说你是徐星，然后就大摇大摆进来了，大摇大摆坐在我沙发上。
徐星：是吗？不可能。能是谁告诉我地址？
刘索拉：我不知道。大摇大摆进来以后，咱俩就坐那儿聊上了。当然你肯定是夸我了，我这人比较吃夸，谁一敲门进来夸我，我就说请坐。然后你说，我真喜欢《蓝天绿海》这本书——我记得是这样的。我为什么挺爱听的，因为当时我的《蓝天绿海》在文学界挺招骂的，很多作家骂我，说里头都不是中国人，“中国人还有弹吉他的？”
徐星：他们对生活不了解。
刘索拉：你进了我家门，说觉得《蓝天绿海》像音乐，像一个摇滚歌剧的词。
徐星：我今天还这么认为。
刘索拉：当时我听了觉得特受听，觉得有这么一个知音特好。
徐星：当时见你第一印象我觉得很美，其实我之前知道你。
刘索拉：你是通过别的人，都是这圈子里头的，北京(上世纪)70年代有个流氓圈。
徐星：后来出来的其实也是这些人，互相都认识，芒克、北岛��为什么这些人能出来，就是有那个年代压抑的经历。
刘索拉：不，我觉得那是我们的幸运。我们70年代才十几岁，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根本不理外头人，我们做的事家长反对、社会反对，都是非主流的，公安局天天跟着。我们的幸运就是从那时候已经培养自己跟自己玩、跟喜欢的人玩，不用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块儿。我从十几岁就培养出这样的习惯了，所以现在还是这样。
徐星：那个时候所谓的地下、非主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一点儿都不意味着荣誉啊粉丝什么的，就是风险，除了风险还是风险。今天不一样了，把“地下”贴脑门上，我地下，我非主流，成为一种炫耀，还能招来粉丝。
刘索拉：那个时候那么疯，从来不会想到要媒体注意你。
徐星：都是偷偷的。那种疯狂是绝对秘密的，不能让人知道。
刘索拉：要不我说当小孩、不出名多好啊。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几个女孩弹吉他，穿着游泳衣骑自行车，满大街横冲直撞，在公园里乱转，警察跟着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故意让警察跟着，一高兴就躺地上大喊大叫、唱歌，疯大发了。我知道这只能引起警察追你，然后跟着你、调查你，就是要气死他们。我们那种土壤是这样的，就是跟社会对着来。你们看我不顺眼，我就更恶心死你，然后特别高兴。其实就是彻底的反主流。当时的主流是什么？文革的时候，革命歌曲大家唱嘛。
徐星：那时候好玩极了。我们都在家里画画，画人体。很多人被判了，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艺思想、腐蚀青少年��
刘索拉：但我们那时候目的很单纯，就是为自己活得高兴。
徐星：还热爱艺术。那时候画画的那帮人多纯粹！那天碰到一个朋友还说，我当年的画一张签名都没有，谁想过卖啊？这画一辈子都是你的，不用签名。那时候哪有他妈的卖的？
刘索拉：那时我上音乐学院就是因为特别想上，但我觉得学完了就可以去农村安心种地了，想得特简单，没想过学完了音乐以后要变成音乐家。可能是所谓的俄罗斯浪漫派的脑子，觉得最高目的就是把这个学了、把它弄明白了，只因为我喜欢。没有任何特实际的想法。
徐星：要是重活一次的话，我还是选择那种人生，我觉得活得挺好的。那时候也缺钱，但是不觉得钱是事儿。
刘索拉：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我一天就能送给大街上要饭的，因为没觉得这算什么，对钱没有概念。
徐星：你哪儿来的工资？
刘索拉：我是音乐老师，早上五点钟起来，在蓝靛厂教书。著名的舒可文(注：《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都跟我差不多大。
【这些年来】
有文化的时候，精神境界会特别强大
徐星在某个话题中突然停住，转向我们说：“能问你们个问题吗？你们每月平均要在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上花多少钱？”在场的两位女同事愣住，摸索着回答：“几百块钱吧。”徐星说：“哦，我就是好奇想了解一下。”刘索拉指着身旁皮肤极好的年轻助理说：“她的花费是零。她长这么大，每天都是用清水洗脸。”
刘索拉：我觉得当时我们那种心态跟家庭教育有关系，但跟家庭背景没关系。我老劝一些父母，一定不能这么逼孩子。父母的影响有时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很坏的影响，比如，如果父母老说你看人家邻居家怎么怎么着，你看这东西我给你买的值多少多少钱，小孩从小就会在意这些事。但父母如果特超脱，甭管你家穷或富，甭管什么背景——比如文革时我们那帮朋友，什么背景都有，却有统一的追求。
我的幸运是，从小我父母没跟我说过你必须成功、必须出名，从来没有。他们到老年时跟我说，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我能活得高兴。现在的父母给小孩的压力太大了，太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觉得我的孩子如果不怎么着，我没法交代，所以必须得怎么怎么着。还有一点，当时我们那帮孩子，很多人的父母都不在，比如我，父母在监狱里头，也没有能力去管孩子，道儿就得我自己挑了。
徐星：差不多吧，当时我爸也在监狱里。
刘索拉：现在很多父母自己对物质要求就特别高，他们达不到，就希望孩子可以达到。尤其我们这代人里当父母的，很多人自己特别不得志，因为没上学，让文革给耽误了。小孩都是独生子女嘛，压力特别大，所以现在的小孩容易找不着北，加上社会常常渲染是否成名、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有钱之类的。
徐星：扭曲的。
刘索拉：这种价值观特别糟糕，价值就是成功、有名、有钱三件事——还加上这个孩子得长得好看，要长得不好也得闹腾。
徐星：“你看你长成这样，你再不成功，完了。”现在的小孩真可怜。
刘索拉：你看整容的，改这改那的，都是非人性的。我为什么强调文化教育，因为文化能改变很多事情，当你有文化的时候，你的精神境界是特别强大的，会对很多事感兴趣、给自己创造很多有意思的生活方式，你根本就不需要外人告诉你要干吗，不需要得到外界的承认。有文化，首先工作上没有什么发愁的；第二，你的生活方式不受物质的影响。你想活得跟神仙一样，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你要跟人比，非得有什么车、什么房，那你每天都会觉得还没达到。但如果你有文化，文化已经告诉你了：古代的人喝酒很容易呀，弄点酒兑点水就喝了。古罗马人所有的水都是掺着酒的，所以他们的水特别好喝。每天都不停地在喝，这就会很高兴。
徐星：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人激情太少？
刘索拉：激情是你自己生出来的，想喝酒就喝酒，想抽什么就抽什么，想干吗就干吗。激情就得自己找，社会给你提供的激情有时候是不可信的。
徐星：对，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的激情不一样，因为手段太不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单一了。现在垃圾信息太多了，你想知道国家大事，谁跟谁睡觉了，谁怎么着了，微博(http://t.sina.com.cn)��乱七八糟的。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想知道点事儿多难啊，到处打听。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追求、梦想、包括激情方式都和现在不一样。
刘索拉：我从来就跟现在一样，以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是什么人就给自己建立一个什么圈子，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就行了。如果选择干一个工作，就把它做到最好。你跟我说音乐，我能说好多，你不跟我说音乐，我什么都不知道。
徐星：你会做音乐，还会说话，还会跳舞。
刘索拉：我年轻时是跳舞。不过年龄这个事你不要想，真的，尤其在中国，给女的加了特多限制，一过了三十岁，这个那个的，社会上就有话说了，过了四十、五十，就更有的说了。比如，徐星叔叔说他就喜欢小女孩儿，以他这句话为标准的话，很多大点儿的女孩儿就不自信了。所以去你妈的，女孩不能受男人的限制，认为自己只有一个有限的年龄。这其实是个无限的东西，而且到了一定岁数，感兴趣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你根本就不会拿他们这个标准当标准。说实在的，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就属于号儿大的。我太高了，太大了。
徐星：你年轻的时候不得了，是多少男人的梦。
刘索拉：我号儿太大了，看着大多数男的我内疚，我从来不符合美女标准。
【当下流行音乐】
不怪做音乐的人，只怪没有土壤
刘索拉家的鱼缸里养着一条又大又白、饲养多年的鱼，名叫灵灵。刘索拉说，当年决定买它是因为它是整个市场里唯一会跟着人转的鱼。灵灵喜欢和人隔着鱼缸亲嘴，在喂它的师傅面前，它甚至可以在水里把身体放平，任其摸嘴拍头胡噜肚子。在聊天中，徐星放下话题，饶有兴致地起身去和这条鱼“接吻”，灵灵反应剧烈，立刻隔着鱼缸热情地把嘴唇贴了过来。
徐星：我问你，你在国外听完HIP-HOP之类的音乐，再回国内来听是什么感受？
刘索拉：本质上不一样。中国现在的HIP-HOP小孩儿里我就喜欢阴三儿(注：近年新兴的一个北京乐队)，他们得了HIP-HOP的本质，虽然你知道他们也是用采样做音乐背景，但这些孩子有自信，背景音乐使得特别对，他们对音乐和语言的感觉是自信的，采样和拼贴出来的音乐是顺的，词真的特别厉害。HIP-HOP 拼的就是词。
徐星：这种音乐类型到中国来，变化都很大。
刘索拉：中国做音乐的人不敢牺牲耳朵。如果想做流行音乐，后期制作时，声音处理一定要是最饱满的，声音放出来，得是把所有头上的穴位给震开的那种声音，才能真的听出流行音乐后期做好了没有。中国的录音师在录音棚做后期时声音开得特别小，第一怕喇叭破了，第二怕耳朵破了，第三怕回家头疼，第四怕回家脚疼��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流行音乐声音都不够有劲儿，是因为制作的人本身没劲儿，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种的问题，或者耳朵的问题，审美的问题，总之他没这个能量，音乐是软的。HIP-HOP的声音，包括做任何流行音乐的声音，都不能是软的。现在国内大部分词也是软的，有时候太向上了。我听了阴三儿以后，感觉他们虽然后期制作没有那么厚——你能听出来是在便宜录音棚拿一个简单的麦克风录的，但是感觉对了，意识形态也有意思，所以我隆重推荐阴三儿。他们成员中有一个是我们音乐学院的，我很骄傲。
徐星：我喜欢HIP-HOP这类的东西，但是做的好的太少了。在德国，音乐教育太好了，太普及了，家家都有地下室，给小孩玩儿音乐，那些小孩真的可以充分地、毫无顾忌地表达。回到国内听这种类型的音乐真是天壤之别，那声音、那表达，在我们这里就变成了，(开始模仿歌手唱)“今儿咱老百姓，真啊真高兴”��
刘索拉：要不然我说阴三儿特别好，他们真的是毫无顾忌。
徐星：就应该毫无顾忌，特别自由。青春嘛，应该把那种东西迸发出来，才能有感染力，你掖着藏着怎么能让别人感觉到。
刘索拉：还有，中国音乐教育土壤太薄了，好多小孩，包括好多音乐学院的小孩，他们做了东西没地儿让别人能听到。光靠网络可不行。
徐星：互联网跟现场是两回事。
刘索拉：声音不能靠电脑听，声音得是有厚度的。这种音乐，观众和音乐家同时追求的是耳朵和头上的穴位炸开。如果听这样的音乐放那么点小声还喝着茶，那就完全不对了。这种音乐一定得炸开，就是跟疯子一样，让搞音乐的孩子和听音乐的孩子完全就在这里放开了、放肆，那种地方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不能怪做音乐的人，得怪没有土壤。
【创作环境】
扔掉那些保险的，豁出去吧！
大家已经分完了一大扎“索拉秘制酒”。这款果味鸡尾酒十分受欢迎，年轻人各喝了几杯，慢慢放下了面对老牌艺术家时的紧张，而摄影记者喝了一杯后，则睡昏在刘家的沙发上��刘索拉又调制了一瓶，并逐一演示给我们看，配料包括伏特加、石榴汁、蔓越梅汁、青柠汁、汤尼水、酸梅汤，还有切成片的新鲜桃子。她说，兑酒量纯凭自己的口感，然后冰镇，即可！
刘索拉：在中国做音乐不太容易，国外的环境肯定是比中国顺。首先，如果是学习的话，在这边能听到的高层次的东西肯定不多；第二，技术上特别难做，中国好的录音师特别少，音乐是集体行为，不是一个人的事，哪怕是现在的小孩做电子音乐，如果没有一个大环境告诉你这个东西目前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你不可能往上走。电子音乐的换代是非常快的，不光是技术，还有意识形态。没有信息，你就没有识别力，不知道电子音乐真正是怎么回事，偶尔参加一个音乐节，听到一些音乐，以为那是现代的，但其实不是。不过我挺乐观的，我觉得以后慢慢会变，现在主要是音乐基础教育水平太低了。
下头有好的教育，那么上面就有了托底的。现在所有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都没有托底的，学的音乐技术和国情吊空了，毕业了不知道该干吗去，或者有些孩子想做某种音乐，没有社会环境在托底，社会很轻易地谴责现代音乐不为社会服务，而没有想到提高整个国民音乐水平。所以我有时感觉，单纯地支持年轻音乐家也很难，他们做着做着就跟着整个国民水平掉下来了。
徐星：我觉得写文字的话，在国内呆着舒服。国内有激情，好玩，疯狂。国外太平了，生活方式、中产阶级梦都一样，没多大意思。你看很多搞艺术的人都回来了，我觉得搞艺术的人需要一个乱七八糟、不是那么规范的氛围。欧洲太没意思了，创造力下降——当然中国也没什么创造力，但还是比较好玩。
刘索拉：在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国选择做音乐就是选择了保险职业，但现在时代变了，没有团体养你了。我记得我毕业后很快摆脱单位选择了自由职业，因为自由职业对做音乐的人更舒服、更好，天天都是外头的活儿。但现在学音乐的孩子太多了，不学音乐也可以作曲，拿个电脑取采样，反而是音乐学院出来的、学了很多音乐的人会面临很多问题。国外的情况是，不管你是学过还是没学过音乐的，都会面临特别基础的生存问题，很多保守的家长会说，最好别干音乐了，非让孩子去学法律和会计，如果你要学艺术，学音乐，你得想好了，出来就要吃苦的。
我出国以后，碰到很多音乐家就是学会计、法律的，一毕业就把保险的专业自己给扔了，去做音乐。搞艺术是一种非常兴奋的生活方式，但不会一辈子兴奋。你玩儿大发了，别人都羡慕你，“操你丫的，玩艺术比我们固定职业还好！”但也可能你没走顺，到低谷时，谁都想踩你一下，“你丫不是自由吗，你看，不如做保险吧！”而且中国的体制在变，世界对中国又有种种看法，中国人就比较曲折了，有可能玩儿得特难。碰上这种背景了，也不是你的错。所以，如果一个孩子想搞艺术，家长肯定要当特别坚强的后盾，小孩才能敢往前走。
徐星：一旦你豁出去了，就会发现有一片新的世界，就看你豁得出去豁不出去。能豁出去的人太少。
刘索拉：在外国，人豁出去的多。我是在国外学到了怎样豁出去做音乐，在国内学不到。相对来说，中国音乐家在国内生活太好了。出国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音乐家了，生活方式太“险”了，每天都得干活，排满了日程，永远在做音乐。
【艺术家准则】
永远要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责
客厅里挂着陈丹青给刘索拉画的个人画像，徐星仔细地研究起来。他对刘索拉开玩笑说：“这画我也能画，改天我也给你画一幅。”我们也接着这话茬和他俩开起了玩笑：“某天，索拉老师忽然发现这面墙上多了一行小字：‘画的没我好。徐星留。’��”刘索拉坐在一旁，微笑不语。
徐星：聊了半天，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问题，艺术真的需要一份纯粹。有了这种纯粹，你才能有一种骄傲支撑你的自信。你不纯粹，选择的生活方式都不纯粹，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发烧友。
我认为骄傲对一个艺术家特别重要。你看你就多骄傲。有句话特别好，我不知道谁说的，就是“水清水浑，我说了算”。要说清贫，我确实挺贫的，但我不在乎，我不缺钱，虽然我没什么钱。我没有那么多梦，我没有车，我不买房子，钱够我吃饭，够我请朋友吃饭，够我出门打个车就够了。我还要什么呀，剩下的不就是玩了吗，真的，剩下不就是高兴了吗。我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是我自己的，自己好玩，自己高兴，想见谁见谁，想跟哪个朋友喝酒去跟哪个朋友喝酒。当然前提是一定得有温饱，要是连饭都没的吃，那是两回事了。
刘索拉：其实就是一种对待自我的生活方式。我从来就不怕这个，把我搁哪儿我都不怕，如果能够过得特好，我肯定可着劲儿往好了过，如果让我必须得对付特别基本的生活，我还会做饭呢。你说能有什么事难到我。
徐星：不排除突然天上掉一个大馅饼，你不张嘴也不对。当然天上掉馅饼不可能。但你要奔这个精力去，去谋那个大馅饼。人这辈子其实太有闲了。
刘索拉：我可能稍微比你有点儿责任感。
徐星：谁没责任感，我也有责任感。
刘索拉：我有一准则：永远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说因为我是艺术家，就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让其他所有人对我负责。(上世纪)80年代有种风气，艺术家认为什么都得是他的，美女、金钱��所有的都是为他活着的。
徐星：说得非常好。宋庄有一帮人号称自己是诗人，这啊那的，但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嘴喂饱。并不是说我是诗人就都得喂我、给我钱，这就不对了。这也伤害骄傲，伤害自己的创造力。
刘索拉：得有个基础，做到这个基础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你有一个底线的时候，任何情况你都能自己处理。
徐星：索拉我觉得我们的对话特牛逼，都说到艺术的本质了。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全说出来了。
刘索拉：你真是一个特臭美的人。谁不知道啊！知道的人太多了。
徐星：你看咱们说到自由，说到骄傲，说到艺术家的创造力，我们归纳一下，这基本就完了。
徐星向刘索拉推荐了一本书叫《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他说特别好看，都是故事。“讲清末时事的。我特别好奇，那些知识分子哪儿来的那份责任感，当时都成风气了。开车厂的，在厂里挂一个汽灯，找一个人给车夫讲时事，特好玩。”
刘索拉再次隆重推荐徐星去听阴三儿的音乐。
北京城区合并
徐星：我最早住在绒线胡同，属于宣武区。我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机关大院，天天晚上把大门插上。三十多个小孩在一块玩。后来我搬走了。
刘索拉：我是住西城，西单那边。西城和东城的人以前比较势利眼，它区域比较好，官府、商府都在西城和东城。崇文和宣武稍微穷一些，现在这么一并，整个经济发展调配上其实对宣武和崇文是有好处的，不再有一个概念说那是南城的什么什么。你想现在很多南城都是新的房子，以前老的房子，大批牛街的房子都拆了。
徐星：我原来住的地方都拆了。我前年回去看，拍了好多东西。梁什么的还在，窗户都在，砖瓦都给拆了，拆成那样。
刘索拉：我原来住在丰盛胡同，现在院儿还在，大门没有了。
徐星：你是高干子弟，你们家不一样，那房子肯定是文物保护。
刘索拉：没有大门了。
恐怖电影
刘索拉：我家没电视，被采访了上电视，我自己都不知道，看不见。我在网上看恐怖电影，也会买碟，但不去电影院。
徐星：我从来不看电视剧的，没这耐心，看不下去。电影院我也不去。
刘索拉：我觉得德国的恐怖电影最恐怖了。
徐星：德国人骨子里就有恐怖的血。他们的童话跟各国的童话都不一样，把小孩放壁炉里烤。
刘索拉：德国恐怖电影是真的恐怖。德国人的故事都有一种很神经质的色彩，无论是现代歌剧还是戏剧电影，哪怕通过看恐怖电影也能感觉到德国人对故事布局的特点。
徐星：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你害怕吗？
刘索拉：不怕。我都是一个人看。
徐星：能猜着结局吗？
刘索拉：有的马上就能猜到。你知道，恐怖电影有几种构思方法，如果看得比较熟了，就能猜着可能会怎么着。识别恐怖电影，一个是摄影，一个是音乐，当然了，如果音乐特差，这电影你就别看了。恐怖电影音乐差的话，肯定就不恐怖。
艺术关系学
徐星：作家现在都成骂人的词了，说谁作家呢？你他妈的才作家，你全家都是作家！作协真他妈的惨，一帮人出去都不敢说自己是作协的。真是幸运，他们到今天也不要我。不要我就不要我，挺好的，我不颠倒他们价值观。
刘索拉：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我没跟作协打过交道。当时我就知道做艺术这条路是难的，要把这事做好，才有出路。要是这事做得半不拉的，可不得整天求爷爷告奶奶吗。而且有很多的所谓“关系学”，这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往往做得不太好的人，就得特会拉关系，因为你没准则了，就得拼命拉关系。关系就能把人累死，而且得不择手段地想办法把你自己捅出去。
徐星：不想笑的时候得笑，不想哭的时候得哭。多他妈累啊。
情欲的力量
徐星：我每天都失恋。
刘索拉：就因为你老在爱，所以老失恋。每天都在爱上一个谁。
徐星：天天都爱人，人家不爱你，在街上看到那个姑娘那么漂亮，马上就爱上了，结果人家不理你，心就疼一下。
刘索拉：你能量挺大的。
徐星：没有，说爱情不准确，其实可能有点像一种��“性”。
刘索拉：我觉得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情欲是等同的。
徐星：是一种艺术本能。
刘索拉：我跟年轻人说，如果你感到你的激情或者情欲很强，叫“爱情”或者什么叫什么词都行，总之就是不要压抑住。
徐星：我倒觉得有点怕爱情了。因为爱是特霸道的，管你管得那么多，不能喝酒，不能出去见朋友��
刘索拉：你都爱的是什么人？？？
发愁的事情
徐星：我有发愁的事情。但我想先听索拉老师说。
刘索拉：我没有。
徐星：你看我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比如我现在做的这片子，多少人跟我说你怎么送电影节，我说行，一送就得给我一堆表，版权、授权，我一看就烦了，我到今天都没送电影节，但拍的时候过程特有激情。
刘索拉：你这叫臭美，你他妈臭美臭大了，你干活有什么可发愁的！
徐星：紧张，焦虑。
刘索拉：我有时每天干活18个小时，就睡4个小时，这有什么可焦虑的？人生就应该有干不完的事。
徐星：没有爱情会焦虑，天天失恋也焦虑。
刘索拉：那就是你自己担心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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