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伟放弃了朋克 倒把人生活成了朋克本克

大张伟

大张伟

　　《乐队的夏天》录制现场，看过几支乐队的演出后，坐在超级乐迷席的大张伟感慨：“我在想我现在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跟我放弃的成正比？我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

　　台下一片喊声：“不对！”

　　在摇滚乐迷心中，大张伟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是中国最早一批朋克乐队的代言人。但令一些乐迷失望感慨的是，花儿乐队很快换风格、解散，大张伟转变为今日大众所熟知的“综艺咖”。妥协、背叛一类的评价，开始出现在大张伟的身上。

　　后台采访中，大张伟说他对观众的反应有些失望，“我自个觉得非常对。”看着台上的乐队坚持了这么多年，他很受触动，但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新裤子、面孔乐队都经历过“瘫痪期”，这对他而言无法忍受，因为他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没有工作，我就想我明天该怎么办，我老怕这个世界忘记我。”

　　害怕被遗忘，渴望得到关注和认可，大张伟接受采访时坦言，正是这种心态促使他不断转变角色和风格。时代的风向变了，一切都在娱乐化、搞笑化。微博上段子手当道，综艺节目里谁能搞笑谁就红。吊儿郎当、碎嘴讲段子，曾经被认为是不成体统，不上台面，如今反而成了观众最喜欢的。丑闻渐渐被人遗忘，新一代观众们开始将他评为真性情、通透。乐评人耳帝称赞他：“放弃了朋克，倒更像个朋克。”

　　但“我要每分钟都是峥嵘”的强烈欲望，又使他长年受困于焦虑与自我怀疑。借用卓别林的名言，《江南Style》的演唱者PSY 评价他：人生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

　　❶ “我这辈子就完了”

　　21年前的北京市木樨园职业高中，一个内向寡言的瘦弱男孩总在上课熟睡时被女老师用指尖捅醒，继而遭受公开讥讽：你接着睡呀，别起来。大家看，人家张伟多有本事，在外面演出一场，就能挣我一年的钱。你们绝对不能睡，就他可以！

　　彼时已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主唱”的男孩不堪其辱，决意在下次遭遇老师讥讽时当众反驳。为此他向全班派发高级雪糕以求助阵，但当他真正鼓起勇气进行反抗时，却无一人应援。举目四望，同学们低头抠着手，不看他的眼睛。

　　时至今日，大张伟仍不时回忆起这段灰暗往事。他偶尔会表示这段经历曾让他在童年时“遍体鳞伤”，但在聚光灯下的大多数时刻，他还是习惯把它讲成一个段子，逗观众开心。

　　而在聚光灯外，36岁的大张伟习惯于自言自语：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没戏了。

　　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堆怎么努力都做不成的事，让他没法不焦虑。一想起来，他就忍不住瞪着前方的空气发狠，仿佛对面总有人跟他作对：

　　“我总是在骂它：你丫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要放弃也挺好，就不想也不用去做了。结果又控制不了自己去努力，每次努力就是在伤害自己。”

　　可望不可即的目标总在不停改变。有一年初春，目标是去美国发一张电子音乐EP、为Katy Perry 或Beyonce 编首歌；三个多月后，又成了到夜店当DJ，让大家跟着他的音乐高举双手可劲儿high；到了盛夏，他逢人便说做梦都想开演唱会，场地再差都没关系。

　　除了这些，他还时常念叨“终极性目标”：比如成大气候，比如不再被认为是low。经纪人刘迎毫不掩饰对此的无奈。听着大张伟的怨念，她一边刷手机一边摇头，还悄悄翻了个白眼。

　　“他就是个小孩，喜欢的就非要干，干不了就不停说，怎么都说不烦。”

　　在旁人看来，大张伟的焦虑简直有些矫情。毕竟以世俗眼光看，以摇滚歌手身份出道21年后，音乐产业风雨飘摇的今天，他正以另一种身份走上事业巅峰。最高峰时，半年就接了19档综艺节目，还担任湖南卫视王牌节目《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有媒体曾称：这年头，不请大张伟和另一位红人薛之谦，都不好意思叫综艺节目。

　　二者的不同在于，同为歌手，薛之谦一向强调上综艺节目是为做音乐攒资本。大张伟则大方承认就是为了赚钱。

　　他总不按常理出牌。访谈节目上，他一亮相就“北京瘫”；户外冒险中，他嚎啕大哭高呼不干了；重返校园类真人秀，他上学第一天就迟到，上课时偷吃零食、偷用手机、睡觉……

　　对此，有人赞为不装、随性，有人斥为挫、懒、弱鸡、痞子。但双方的共识是，观众真的爱看。行业内的消息是，他录单期节目的酬劳已达一百万：“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认他，大老师效果不错，比很多一线大腕儿性价比都高。”

　　现在这些际遇，大张伟在过去几年间想得“都要疯了”。他曾经宁愿推掉酬劳高出数倍的商演去参加综艺节目，但就是没人找他。《天天向上》开播时，他想不通：这事怎么没有我？你们怎么那么没眼光？你们疯了吗？傻吗？

　　2015年冬天，一年中最繁忙的演艺活动期，他一个月只录了一期节目。一见面，何炅对他说：好久没见你啦。他差点当场崩溃。

　　造化弄人。短短半年之内，他曾经渴望的东西便几乎都到手了。但马上，他便又陷入了无休止的焦虑里，又一次觉得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让他评价自己，姿态低得惊人。

　　“我一直都不够好啊。长得也不好看。”

　　“我多懦弱啊，看不到结果就不敢去做。什么都放不下，也不知道为谁活着。”

　　“又怨不着别人，是我自个儿不甘寂寞。要像人家朴树、李宗盛或者崔健似的，能耐得住寂寞又才华横溢，偶尔弄峥嵘就满足了。但我要每分钟都是峥嵘，又没人家有才华。”

　　他发现自己长了根白色的鼻毛。尽管染成翠绿色的刘海下早有不少白发，他还是吓了一跳。他开始失眠，止不住害怕：马上就老了，一生就要结束了；可在精力最旺盛、最容易吸收新思维、想法最疯狂的这些年，自己做了什么？

　　他反复回答自己：“什么都没有干。”

　　❷“工作比一切都重要，过劳死特光荣”

　　酒店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六点。大张伟陷在沙发里，动作流畅地掏挖鼻孔，然后又用力挠头，脑后露出白发。他拿起香烟又忘了打火机在哪，找着打火机又丢了烟。

　　责备自己“什么都没有干”的同时，他一刻不得放松。过去一周他睡了不到24个小时，飞过北京、长沙、珠海，录了四档节目。一夜之后，他又要出现在上海，带着一群网络女主播争夺人气。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洪涛，将在该节目现场亲自压阵。这位执导过《超级女声》《我是歌手》的金牌电视制作人，已习惯于在新节目中启用大张伟。

　　洪涛是大张伟综艺道路上最关键的引路人之一。2012年，为找艺人参加《百变大咖秀》焦头烂额之际，他想起了做音乐节目时邀请过的大张伟：“口无遮拦的，挺逗。”

　　湖南台领导对洪涛的提议不以为然。其时花儿乐队已解散数年，曾位列“全国六大智慧少年”的大张伟风光不再，没话题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洪涛向台领导争取了两次才得以放行的人选，成了节目最大的惊喜。洪涛对大张伟曾经的印象是：“不好好说话，吊儿郎当、没心没肺的。”但在节目后台，他与此判若两人。有艺人在意形象，连发型都不让动。大张伟则有求必应，戴假体、穿花裙、浓妆艳抹。

　　录制间隙，喜剧女演员贾玲喜欢跟另几位常驻嘉宾一起玩手机游戏、刷排名。大张伟却独自坐在另一边，抱着iPad 看音乐制作视频。贾玲常约大家吃饭聊天，不合群的又是大张伟，总以浪费时间为由不愿来。

　　台下比谁都用功，可一旦上台，他就像换了一个人。贾玲回忆，大张伟的英语特别好，看国外视频从不用字幕。可是一上台，他就是不愿意好好说。

　　“他就像一个淘气的好学生，一直在演自己好像很贪玩，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其实都是在家里拼命暗暗用功，不让人知道。”熟识后，许多人像洪涛一样，惊讶于大张伟跟平时的印象不一样。

　　综艺编导张希是其中一位。合作前，她对大张伟的印象是“没文化的南城混子”。2012年，她担任大张伟主持的网综《土豆周末秀》制片人。前期，大张伟做策划、出点子；做后期时，他跟着剪辑师熬夜，一帧一帧对。缺背景音乐、搞笑配音，他就自己做。拿来一用，都是正好。大家惊呼厉害，他轻描淡写：这个很简单的，没事。

　　节目上线前，张希想给大张伟挂上制作人的头衔。但他反复嘟囔：哎哟，不要给我挂这个了。张希追问，孩子气的回答令她哭笑不得。“他就不想让人知道他付出了，就想展现出不努力、天天玩就能考得一百分的那个样子。”

　　故作轻松的另一面是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张希看出他费尽心思一定要让人喜欢。一旦不如愿，谁也拦不住他自责：为什么不喜欢呢？我就是朝着你们喜欢的方向去做的呀，为什么呢，我的判断有偏差吗？

　　合作8年后，音乐制作人程振兴常劝大张伟别操那么多心。“他极其完美主义。有任何一点不是他想要的，他就纠结、烦恼。我觉得音乐好就好，别的差不多就行。他不是。”

　　这样的焦灼感没给享受和讲究留下余地。“你猜他一年花多少钱？”采访间隙，刘迎发问。还没等到回答，她张开五指。

　　“五十万？五百万？”

　　她摇摇头：“不到五万吧。他平时衣服都在淘宝上买，遇上双十一还能捡便宜。”

　　熟人都知道大张伟没多少私人生活。他滴酒不沾，不懂车，不炒房。吃饭最爱鸡腿汉堡，肉、菜、淀粉，一口全有了，加一瓶三块钱的绿茶更爽。出国录节目时，他眼看贾玲一狠心买了十几万的表，一边羡慕，一边买了条金光闪闪的大链子，塑料做的。回国没几天，金粉掉了，他上淘宝拍了一条“最贵的”，三百多块。

　　他习惯于在工作中缓解焦虑。十年来，他每个月都要听完一千首新歌，挨个分析编曲和歌词。近年他迷上了电子乐，反复说做梦都想去夜店当DJ，朋友们真邀他去酒吧玩，他却从不答应，觉得浪费时间。

　　说是朋友，细究都是同事。一旦没了这层关系，便渐行渐远。就连同甘共苦了10年的花儿乐队前成员，现在也就是隔几年吃顿饭。“我只会觉得工作比一切都重要，过劳死特光荣。结果就是我必须要天天演出，才会有活下去的动力。”

　　总想讨人喜欢的结果，他心知肚明：“我就一直活在中国人认为Low 的那个范围里——我根本没有想往这里走，但是做完之后就往这里了。”

　　纵观他近年来的音乐作品，从《嘻唰唰》到《倍儿爽》，苦心经营出来的都是打引号的“神曲”。而在知乎上“如何评价《百变大咖秀》”得票最高的答案是：“这是一款完全没有任何逼格、low 到爆、看完后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看过否则逼格全无，但是你一家老小能对着电视哈哈哈哈一个多小时的节目。”

　　既然介意被说low，为什么又坚持这种风格？既然很努力，为什么又非要抗拒正经，表现得吊儿郎当？

　　酒店挂钟指向7点。听到这个问题，大张伟摊开四肢倒在沙发上。他面前摆着两根只咬了一两口的香蕉，一瓶打开又忘了喝的绿茶。刘迎悄悄说：他是真的累了。

　　歇了口气，他答道：“因为那些没必要让大家看啊。跟观众掏心窝子，我就觉得欠他们钱。我一直就喜欢简单直接、吊儿郎当，就特别强烈地希望别人觉得我只会瞎胡闹，让人特别噪，开心大叫。”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为什么？你甚至写过——我就是严重看不了一个正经或自居高雅的人，这种逆反心理甚至让自己吃了无穷的亏。”

　　他突然皱起眉头，陷入了沉默。窗外海浪哗哗响着。断断续续答了些别的，他突然仰头傻笑了几声，把半截香蕉往桌上一搁，喊了起来。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那样，我突然间明白了！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的！”

　　❸ “我就让你恨我”

　　“其实我觉得汪峰之前的歌曲不错，自从《春天里》之后就跟机场里卖的成功学没啥任何区别了。不过我后来想我之所以能够这么low 是因为我们家是大杂院的，人汪峰爸爸好像是拉小提琴的，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大张伟

　　1983年8月31日，北京南城崇外大街131号，大杂院里一户张姓人家得了个仅重2公斤多的男孩，还着凉患了气管炎。几个月间，父亲只得整宿抱着儿子睡觉，一放下孩子就憋得无法呼吸。

　　夫妻二人都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住9.8平米的平房，与十多户邻居共用厨房和洗手间。像许多平民家庭一样，他们寄望于下一代。儿子不到三岁，母亲便认定他有音乐天赋：“电视上放的刘欢的歌、摇滚的音乐，他听一下就会唱”。

　　刚上小学，张伟被音乐老师选去练童声。看到希望的张氏夫妇下班后到夜市摊煎饼、卖馄饨，为儿子买下一台八千多元的燕舞牌音响。某晚父亲端着一盆鸡蛋摔坏了脚，蛋却一个没碎。多年之后，大张伟反复提起这段往事，言语中满是骄傲。

　　然而故事的另一面，他会习惯性隐去。当年每到深夜，父母哄他入睡后出门摆摊。往往不多久孩子便会惊醒，独自在黑暗中大哭。可就算他哭哑了嗓子，隔着两条街的父母也听不到。

　　二十余年后，大张伟把家装修得四处是装饰灯、红丝绒、彩色墙纸，雕花门框还刷着金漆。走出家门，他就受不了没有聚光灯。“我到死那天也就是一小孩，不是说我幼稚，是我就觉得人生就得噪，不噪那就不叫活着！”

　　当年的小学音乐老师于丽记得，那个全班最年幼的男孩内向羞涩，却很好强。一旦学歌跟不上其他同学，他便会闹脾气较劲。不久，张伟进入崇文区少年宫和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儿艺术团。曾经的同团女孩、央视主持人蒋小涵回忆道：张伟那时唱美声、做派“端庄高雅”，与如今的嘻哈范儿大相径庭。

　　小学六年，张伟多次参加歌唱比赛，甚至在俄罗斯拿到国际大奖。比赛报名费八千多元，少年宫承担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张母动用了全家积蓄，又向亲戚借钱，才勉强凑出来的。快毕业时，他已小有名气，笑容多了，话也多了。看着大堆奖状奖杯，北京市重点文汇中学给了他音乐特长生保送的面试机会。

　　可面试时，张伟面对校长刚一张口，大家脸色就都变了。

　　他倒嗓了。全班年纪最小的孩子，第一个变了声。这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用功练习的副作用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最终，他只上了北京市第209中学。

　　209是所不起眼的普通中学，隐身在嘈杂的天坛东路。升学后，张伟的倒嗓没有好转，这让新同学们不以为然。跟他同班的田然至今记得，张伟以声乐特长入学，却连班级合唱队的领唱都没当上。

　　在田然的印象中，此人情商不高，话少，踢球也不行，平时听见什么事，只会仰头傻笑。总之，缺乏存在感，“就很一般”。田然惊讶于大张伟如今标志性的“碎嘴”，“他现在上一期节目说的话，可能比上学那会一礼拜说的都多。”

　　田然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个看似迟钝的瘦弱男孩已开始琢磨同龄人还没搞懂的事情。九十年代初，流行音乐刚摆脱“靡靡之音”的骂名，北京最时髦的年轻人听起了《赤裸裸》、《梦回唐朝》、《一无所有》，崇拜崔健的愤怒，唐朝乐队的长发。刚上初一的张伟也早早对此着了迷。他开始默默钻研写歌，放学后不再游戏嬉闹。

　　田然曾看到张伟在黑板报上开心地画了一堆重金属、朋克的内容，“黑暗又叛逆的那种”。代价是被老师一顿狠批。

　　班里的另一个同学王文博，也被排在学校艺术团之外。他跟张伟住得近，放学后总爱抛开功课去找张伟凑个乐。每次去，张伟都在老老实实写作业，张母总得往外轰他。王文博却越挫越勇。他看出，张伟吃苦耐劳。为了攒钱买外国乐队的打口带，张伟习惯了午饭吃五毛钱的干脆面。带子不能试听，往往买回来一放，“嗨，都什么啊”。他不在乎，再省钱，再买。

　　望着张伟的背影，母亲心中多是忧虑。曾被交相称赞的儿子变得不讨老师喜欢，与王文博组乐队后，更是常常被留堂训话。一次天黑后张伟还没回家，父母来学校询问，班主任发了火：你们这孩子弄摇滚哪，能耐哪？能耐怎么不上文汇，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但在少年张伟眼中，“弄摇滚”是排解青春期烦恼的唯一管道。此时，他头大身子小，五官平淡，个头也矮。加之身体弱、家境拮据又不会“来事”，再怎么拼命学习，也得不到关注。一旦犯错，他最容易被揪住，打架也从没赢过。有时被揍得狠了，他会抄起水壶，到欺负他的大孩子门前浇一地开水，自行宣布胜利。“那地烫了，他也会疼。”

　　20年后回忆当年，大张伟面露苦笑。“当时要能耍个帅什么的，也能让别人夸两句’小伙子真帅’。我几乎就没有受到过这种夸。我也想向大家证明我是个男子汉，但是永远在失败。”

　　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弱鸡——这标签怎么也撕不掉。这种感觉和儿时黑暗中哭泣不被父母听见如出一辙。他发现女孩和老师喜欢的是他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的那种人：“正经的、帅的，看上去特别装的那种”。

　　“我就恨那种人，我就要反对那种人。”他愤怒决定：“我就要变成叛逆、痞子、摇滚、’北京瘫’、没气质，就不让大家喜欢我。”

　　“就因为我已经努力了你都不喜欢我，那我就让你恨我。”

　　然而，要让人恨，像让人喜欢一样，同样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有了乐队，他更加没日没夜地听歌、写歌、排练。张氏夫妇虽不理解儿子的兴趣，但还是凭爱意尽力支持。尽管老师说了几次“你们就不会把张伟的吉他砸了”，但那间狭窄的平房，还是成了乐队成员王文博、郭阳的排练室和食堂。

　　郭阳比张伟和王文博大五岁，也是北京国营工厂的子弟。他对张伟第一印象是“邋遢”。“嚯，这孩子那牛仔裤破的，到处都是补丁，他说都是他自己剪的洞。走路也不好好走。”他忍不住寻思：年纪小小的，怎么就能这么颓啊？

　　一起组乐队没多久，郭阳便看出了张伟的真面目。“他必须每天不断忙、跟事儿较劲才能有点安全感。而且他有精神洁癖。”郭阳是满人，承继了提笼架鸟、爱养宠物的传统。张伟却除了音乐别无所好。一次张伟打算在郭家留宿，一躺下就看见床边摞着层层玻璃柜子，里面是郭阳养的蜥蜴、蛇。张伟一言不发，爬起来打车回家。

　　在张伟的感染下，班上出了三个学生乐队。同学田然没觉得张伟出众多少，成年后他也依然疑惑：那会感觉大家都挺不错，怎么就张伟他们红了呢？

　　改写命运的经过如今看上去有些偶然：某日张伟和同伴们在张家排练，被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大乐路过听到。大乐将三人介绍到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忙蜂酒吧演出。酒吧艺人统筹付翀发觉这几个少年颇有潜力——更具体而言，是作为创作核心的张伟写的歌词具备潜力，而与之相比，贝斯手郭阳当时还不能调准四根弦。

　　当时，张伟14岁，王文博15岁，郭阳19岁。演出时的观众包括他们的偶像郑钧、丁武，以及当时的麦田音乐老板宋柯。回忆起当时，宋柯连用四个“很”字。“词曲很真诚，很抓人，很澎湃，很具有躁动的力量”。他想签下这几个孩子，却被手下员工付翀捷足先登。不久后，26岁的付翀从麦田音乐辞职，开经纪公司调教三人。花儿乐队的名字就是付翀所起。

　　在决心“让大家恨我”之后，少年张伟反而第一次获得了他拼命争取却永远得不到的赞赏和喜爱。但多年后，他却一遍遍强调，他讨厌自己当时写下的大多数歌：

　　“那根本不是我想的，是因为付翀让我听的都是那样的歌，他跟我说那就叫牛逼、大家就喜欢。什么’全世界的雨打到我，我的梦早已湿透了’？我不希望雨打到我。什么’我为你在冷风里颤抖’？稍微天冷点我就走了，你好好的吧你。我就喜欢给人一个大嘴巴的音乐。”

　　现在，他认为自己当年写得最好的歌词是：“有一只火鸡扇动着翅膀，就站在隔壁的稻草上……我很羡慕它，因为它没有思想，也不用争抢。”“稻草上的火鸡，那么的美丽，不用出人头地，也不用欺骗自己。”

　　但那时的张伟难以抵御年少成名的诱惑。他一次次说服自己听从付翀，取悦听众。繁忙的创作和演出让他决定放弃了高考之路，而是上了木樨园职高。出道几年后，他用卖唱片赚来的全部积蓄做首付，让父母搬进了楼房。

　　最特别的是，新房还带有附近一所重点学校的学位。

　　❹ “我真不想成为五月天！”

　　海浪声中，时钟滴答作响。沙发旁的座灯出了故障，大张伟起身查看，经纪人随即示意他接下来换个话题。但他还是继续。

　　经纪人之所以打断采访，是因为大张伟聊起了曾令他坠入低谷的抄袭风波。当年事发后，他深夜打通EMI 百代唱片中国区副总裁黄伟菁的电话。没等对方开口，他泣不成声：钩儿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骗你！我不是有意的！

　　“钩儿姐”是大张伟根据黄伟菁英文名“Joanna”起的外号。当天白天，这个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女人下达了让大张伟崩溃的指令：连夜收回已准备上架的20万张花儿乐队新专辑《花天囍世》。

　　回忆往事，她觉得别无选择。当年年初，花儿已被曝之前的多数歌曲涉嫌抄袭，引起舆论哗然。她警告大张伟决不能再犯。但仅仅几个月后，《花天囍世》又在上市前夜被发现抄袭，EMI 只能硬着头皮扛下巨大损失。

　　风波接连来袭，大张伟已成众矢之的。EMI 内部有人开始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艺人？

　　焦头烂额之际，黄伟菁心里清楚：祸患早有苗头。

　　“刚开始谈，他就说不想做以前那种摇滚、朋克了，希望能改变。这对公司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抄袭事件爆发3年前，宋柯得知，正当红的花儿乐队与付翀起了冲突，他又动了签下他们的心思。还没下手，花儿就转投了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EMI。次年，宋柯听到了新歌《嘻唰唰》，大张伟反复唱了15遍“嘻唰唰嘻唰唰”。上口、大白话、洗脑等特点，使它和《老鼠爱大米》《QQ 爱》一同被归为当年的“神曲”。怎么风格变得这么大？宋柯“不理解”。

　　在更多人看来，“不理解”这个词还是太轻了。对于花儿转投大唱片公司、从朋克转为流行，最常见的评价是“背叛”：背叛恩人，背叛摇滚。

　　对音乐人来说，那本就不是好年头。网络盗版横行，卖唱片赚钱的道路几乎被堵死。巨大经营压力下，认认真真写歌出唱片过时了，开演唱会、出手机彩铃成了主流。哀鸣声中，人们发现青春无畏的花儿乐队也随了大流，“堕落了”。抄袭事发，更让痛心升级为愤怒。从省级音乐协会主席，到主流媒体、八卦论坛，一边倒的批评。

　　乐评人尹亮的发言可以代表当时的主流论调：“看看今天花儿……就像他们当初抛弃新蜂（付翀的独立音乐厂牌）一样，一切的根源来自对物质及名利的过度苛求，以至于踩线过界，道德沦丧。花儿今天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说是批评花儿，实际上炮火指向的都是大张伟。对此他也认。毕竟换风格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连王文博都反对。他反复劝乐队成员：你们不是想买宝马吗？唱了《嘻唰唰》就能买了！

　　改换路线的主要原因很单纯。演出时，大张伟发现跟着可劲儿high 的人越来越少，反倒有人捂着耳朵、皱着眉头，一脸困惑地盯着他。“太扫兴了。”

　　偏偏他最怕扫兴。当年他按付翀指示逼迫自己写那些与年龄不相称的“深刻、严肃”的歌词，是因为能让人在乎他。现在风格大变的原因也很简单——希望引起新的注意。

　　时至今日，大张伟仍会反复强调，写《嘻唰唰》等神曲绝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随意”、“胡闹”，“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和“嘻唰唰嘻唰唰”只是风格差异，两种歌词都是认真刻苦的产物。当年他绞尽脑汁地研究起各大流行榜单，用“大数据分析法”写歌，什么火就照什么写。他声称为写《嘻唰唰》听了5个G 的歌找灵感，相当于100多张专辑。

　　除了改变曲风，他还说服乐队成员演出要“有效果”，为此他穿旗袍化浓妆，扭屁股说段子。“这才是真正的叛逆，因为没人这么做。”

　　一心做摇滚的付翀拒绝这些改变。花儿则向法院要求解约。官司持续了一年，花儿签约EMI 所得的预付款都赔进了违约金里。这期间大张伟入不敷出，“靠爸妈养”。母亲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抑郁，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到点出来吃饭，吃完又一声不吭地回屋。

　　十几年后，双方分歧仍未化解。付翀拒绝接受采访：“我愿意谈音乐。但是对大张伟，我没什么好说的。”

　　而大张伟则还是急着分辩。开口前，他一把拔掉了出故障的座灯的电源。

　　“以前付翀老跟我说写东西要深刻。他就想把我们培养成内地的五月天，但我真不想成为五月天！”说着，他模仿起五月天唱歌的姿势。“哎哟，老咬着后槽牙唱歌，走哪儿都瞪着眼、头发撩倍儿好，感觉特倔强、特有天地男儿魂，我就不喜欢！我就讨厌深刻，我就喜欢轻松、乐呵、吊儿郎当！”

　　和付翀官司一打完，他就高调宣称自己就是要红、更红，还要听见“钱声”。他也许不知道，当时他的口气，与他提及因深受打击而反对“正经、帅、装的人”时出奇相似。

　　然而这一次他用力过猛，玩砸了。

　　抄袭事发时，他震惊，委屈，坚决不认。他辩解是平时听了太多歌，无意间写入旋律中的。“我听歌记旋律的能力特别强，可是我记性又特别次。我们家mp3太多了，而且好多歌名上只写着’1’，’2’，我知道这是谁的歌啊。”网络调查中，近六成的网友认为这是“无耻”、“狡辩”。

　　无论情势多糟，黄伟菁总是无法下狠心跟大张伟解约。在她眼中，他既不“无耻”，也不“物质”。“他负责创作，又是主唱；乐队官方微博基本都是他在写，上节目他都会先跟大家分好段子。他记满的笔记本，摞起来能有一人高。”“他本来是该拿大头的。可是除了歌词的版权费，哥们几个基本就平分了。”

　　但刻苦和义气，无助于摆脱骂名。本以为努力会让人更喜欢自己，结果却适得其反，新专辑收回后，大张伟再次严重抑郁，把自己关卧室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父母被铺天盖地的攻击吓到失眠，“感觉跟文革一样”。他们只能反反复复地劝：儿子你要活着，活着啊。

　　大张伟的母亲至今觉得歉疚。她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没帮上儿子任何忙。“就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也没有背景”。

　　之后，花儿依旧祸事不断。出席颁奖礼时，他们穿了五八式军装，被批“亵渎军装”。没过几个月，乐队在餐馆吃着饭就起了争执，队友质疑大家努力错了方向，大张伟不耐烦，两方动上了手，旁观者录视频发上网，“他们下了台也是痞子样”。2008年，后加入的吉他手石醒宇因理念不合离队。2009年，跟EMI 合约还没满，乐队宣布解散。

　　现在，大张伟如此总结那段震荡：“那阵大家并不是以前一起奋斗往前走那个劲。我挺痛苦的，是真痛苦。这么多年好兄弟。我以前带着大家努力，我又是感觉不努力就得死那种。但时间太长，我累了，受不了了。”

　　到这时，花儿才终于办了第一场演唱会。没有演出商愿意承包票房，公司只能自负盈亏。在台上，大张伟痛哭着抱住了队友。为了止住哽咽，他拼命咬自己的拳头。这个痛恨煽情的人说：我就知道，我喜欢的东西最终都会离我而去。

　　台下，黄伟菁也第一次在自家艺人的演唱会上哭了。太不容易了，她想着。

　　当时她并不清楚，麻烦还远没结束。

　　扭转负面形象并不容易。单飞后不久，大张伟在视频访谈现场走神、口吃、精神恍惚，不时自言自语“我这是怎么了”。主持人中断录制直接走人。视频曝光后，他被怀疑是犯了毒瘾。EMI 只好紧急解释他熬夜工作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发作。

　　但再怎么样受人嘲讽、被要求“滚出音乐圈”，大张伟还是照旧一首接一首地出歌。他明白自己没有别的可以倚赖。圈内讽刺他“过气”，他干脆专门写了首歌来讽刺自己，题目就叫《唱什么都红不了》。他甚至抢在别人质疑之前强调自己的歌“就是东拼西凑的”，称自己是音乐裁缝，“才华已经不剩什么了”。

　　黄伟菁觉得他其实是有点虚张声势，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一面。私底下，他也会伤怀和浪漫，偶尔写些东西，黄伟菁觉得“女生看了绝对立刻全然融化”。她想给他出一本《情诗100句》，让人看看这个“逗逼”其实比谁都细腻。她劝大张伟：你的内在是这样好，但老那样展现给外界，是不会有多少人理解你的。

　　但大张伟死也不愿意出这本书。

　　几次登高跌重的惨烈，让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他写道：“死如果能解决一切问题，那就最好。因为死后不能再死。当你到最低谷，任何一个好事出现就都是让你往上的。”

　　“我现在如果还有闲情逸致做梦的话，我会想如果失业，就去八宝山，天天看死亡。”

　　岁月流逝，少年子弟江湖老。郭阳结了婚，得了个女儿；王文博腻烦了音乐，搞起了影视公司。他们都变得成熟、平稳、安于日常生活，不再挑染长发、穿奇装异服，也不再过一年演出一百多场的搏命日子。只有大张伟还继续站在舞台上，闹腾着。郭阳觉得他必须这样才能有点安全感。

　　2011年，黄伟菁准备卸任。回望那些年，她总会记得某个下午与大张伟的闲聊。当时，他正聊着，突然说：钩儿姐，你对我这么好，等你年纪大了我养你吧？

　　黄伟菁第一次听艺人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比大张伟大了十几岁的女人感到疼痛：“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像小丑。你知道小丑是什么样：下台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痛苦，他都是吞下去的。”

　　五年后的春天，黄伟菁又跟大张伟见面了。她看出他没怎么变，吃饭永远是速度飞快吧嗒吧嗒嚼，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

　　她早已不是大张伟的老板了。但她还是忍不住想：如果还一起工作，一定要抓住他的头说：

　　“停下来。一个小时也好，停下来吧。”

　　❺ “人生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

　　但大张伟怎么都停不下来。

　　2014年，时任恒大音乐董事总经理的宋柯终于和大张伟签约。此时，距他第一次看到花儿演出已过了16年。签约前，两人碰头小聚。宋柯觉得那个当年生猛的少年也“有点疲劳、有点懈怠”了。他想，世界变得太快，连大张伟也不像以前了。

　　但签约发布会当天，他发现自己想错了。在大张伟编排下，本应庄重严肃的仪式开场音乐是“这个feel 倍儿爽”，紧接着的竟然是《婚礼进行曲》。大张伟又跳又唱，把他拽上台。主持人问他：宋柯先生，你愿意用最慷慨的合约嫁给眼前这位小伙子吗？宋柯吓得差点跌了一跤。

　　同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缺个“特高兴的歌”，放眼充斥着小情小调的华语音乐圈，实在难找。在恒大音乐的推荐下，大张伟补上这个缺口。他平生三大夙愿之一竟就此达成。他吃惊万分，反复问宋柯：我还能跟春晚有关系？我以为这辈子都没这指望了！

　　命运无常。他突然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一切都在娱乐化、搞笑化。微博上段子手当道，综艺节目里谁能搞笑谁就红。吊儿郎当、碎嘴讲段子，曾经被认为是不成体统，不上台面，如今反而成了观众最喜欢的。丑闻渐渐被人遗忘，新一代观众们开始将他评为真性情、通透。乐评人耳帝称赞他：“放弃了朋克，倒更像个朋克。”

　　“我现在其实挺感恩的。真的。”时钟指向晚上八点。大张伟盯着天花板说，这是他这些年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在录制网络主播选秀节目《夏日甜心》时，一个突出重围的女孩让他心有戚戚。“她说，她来这儿根本就不觉得有任何人会喜欢她。所以在被选出来的一瞬间，她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特别感激。”

　　“我也纯是这么活过来的。真是谢谢大家，谢谢。”

　　但感恩不能让焦虑和自怨自艾停止。受人追捧和受人尊重是两码事，他心知肚明。内心深处，他还是渴望被人真正尊重。

　　他现在最眼红的，仍是他长期声称自己要反对的——成大气候，“感觉就像出门就是红地毯、上车就是劳斯莱斯、海鲜吃饱了都有往上返、跨国贸易大老板似的。”

　　会有这样一天吗？他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没有自信，无法满足，将伴随他终身。而与之对抗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工作。如今已是他好友的贾玲老听他在叨叨：35岁前挣够钱就退休，满世界玩去。她根本不信，“他根本离不开舞台。他其实很深情，很专一，很符合一句话：’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几天后，大张伟出现在江苏卫视《盖世英雄》的录制现场。八面巨大的LED 渐次亮起。他穿着七彩印花大T 恤和吊裆裤，戴着拇指粗细的“金项链”，与打扮成“蛇精”的伴舞们一起扭动身体。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娃……”正唱着，他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尖利的童声：“妖精放了我爷爷！娃娃娃娃娃娃娃娃！爷爷爷爷！”台下，凤凰传奇乐队、庾澄庆、PSY 站起身来，哈哈大笑。

　　PSY 和大张伟聊起来：你的那首《倍儿爽》好像能跟我的《江南Style》无缝连接呀。大张伟顺口回答：哪儿啊，那就是抄袭你的！

　　两人相视大笑。再见面时，PSY 却认真地评论道：看着你唱歌，我想起了卓别林的名言：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

　　采访结束前，大张伟又点了一根烟。他拨弄着烟雾，自言自语地说着：“我就记得梵高写过一句话，说每个人心中有一把火，但外人只看得见他冒出来的烟。我觉得这话特别对。现在我能让大家看着烟就行了。”

　　“最后给我烧成灰了，也就灭了。

　　采访、撰文：鲁韵子

(责编：大米)